「但是為什麼？」

他聳聳肩：「也許她認為有影印機比用手寫更氣派。」

「氣派？多蠢呢。這說不過去。」

「你知道圓形監獄理論嗎？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完美的監獄設計。看守看得見一切，從各個角度，而他自己卻不為人所見。所以瓦倫蒂娜知道有關我的一切，而我對她一無所知。」

「你在說什麼呢，爸爸？那些信和影印件都在哪兒？」

「也許在她房間裡。」

「沒有，我看過了。也不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間。」

「我不知道。也許在車裡。我看見她把什麼東西都放在車裡。」

老破車就停在車道上。但鑰匙在哪兒？

「不用鑰匙。」我父親說，「鎖是壞的。她把鑰匙鎖在行李箱了。我用螺絲刀撬開了鎖。」

我注意到這輛車也沒有貼圓形納稅證。也許因為那個警察在這裡，她沒敢開它。在後備廂裡，我找到了個硬紙盒，裡面全是檔案、檔案和影印件。這正是我要找的。我把它們拿回到起居室，坐下身讀起來。

紙盒裡有那麼多的檔案，我簡直要被淹沒了。我從最初的資訊全無一下子變成了資訊過剩。據我所見，那些信未經有序整理，不曾按日期、通訊人或內容加以歸類。我開始隨意地將它們抽出來。紙盒最上面，一封移民局的來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羅列了他們拒絕她的上訴的理由——裡面沒有提及我父親有關在脅迫之下的宣告，但有一段話解釋說，她有權進一步上訴到一個特別法庭。我的心直往下沉。這麼說，上一次的上訴不是路的盡頭。還要有多少次上訴和聽證？我用那臺小型行動式影印機把信影印下來，以便給薇拉看。

現在我看到了我父親寫給她的詩歌和情書的影印件，包括那封詳細開列了他的存款和養老金細節的信——用烏克蘭語寫的原件和翻譯件都被影印了下來，並訂在一起。為什麼？給誰看？有一封信是彼得伯勒地區醫院的精神病諮詢醫生給我父親的信，裡面提及與他約定的時間。約定的時間是明天。我父親對此隻字未提。他收到信了嗎？她影印了該信（為什麼？），但沒有退還原件。

有些信是從烏克蘭來的，可能是她丈夫寫的，但我只會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烏克蘭文，而且我現在也沒時間看它們。

更多的是我父親的信件——這一封是那個見習律師關於獲取婚姻無效判決的困難性的信件。這一封是他寫給內政部的相關人士的，宣稱他對她的愛，堅持說他們的婚姻是真實的。信上籤署的時間是4月10日——就在諾丁漢的上訴法庭前不久。它也是在脅迫下寫的嗎？這一封是他的醫生菲格斯寫來的，建議他需要再去一趟，去拿一個新處方。

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我發現了一些婚禮照片的影印件——瓦倫蒂娜對著鏡頭微笑著，朝我父親躬下腰去，以便露出她那令人難以置信的乳溝；我父親眼睛睜得大大的，咧著嘴笑得像朵花似的。在同一個信封裡還有一份結婚證的影印件和一份內政部入籍資訊單。

現在，我終於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信——瓦倫蒂娜的律師來信，上面的日期僅僅是一週前，他同意為她代理於9月9日在倫敦舉行的她的入境事務審裁處聽證會的相關事宜，還建議她申請法律援助。九月！我父親絕對堅持不了那麼久。信的末尾是個警告：

給你的建議是：你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給你丈夫提出離婚的理由，因為這將對你的案子大為不利……

我太過投入了，差點沒聽見後門開啟的聲音。我意識到有個人進了廚房。我迅速把所有的信和檔案歸攏到一起，胡亂地把它們塞回盒子，然後四處張望看可以把它們藏在哪兒。房屋的角落裡有個大冰櫃，是我母親存放她的所有蔬菜和香草的地方，現在瓦倫蒂娜用它來儲藏她的連袋煮晚餐。我把它們塞到了那裡。門開了。

「咦，你還在這兒。」瓦倫蒂娜說。

「我只是在收拾收拾。」我的聲音是撫慰性的（沒一點煩她的意思——我很快就走了，然後她就會留下來跟我父親在一起），但她把這當成一種蔑視。

「我太多工作。沒時間做家務。」

「是這樣。」我漫不經心地倚著冰櫃。

「你爸——他沒給錢我。」

「但他給了你一半的養老金。」

「養老金不好。養老金能買什麼？」

我不想與她爭論。我只想讓她離開，以便我能繼續檢視那些信件。但隨後我意識到，她也許是回來吃她那連袋煮的午餐的。

「你想讓我給你做午飯嗎，瓦倫蒂娜？你可以上樓去休息一下，我來做飯。」

她很驚訝，語氣軟了下來，但拒絕了我的建議。

「我無時間吃。只吃三明治。（她發的是‘三民記’的音。）我來取車。下班後我要跟瑪格蕾特卡去彼得伯勒買東西。」

她砰地關上門驅車而去，我留了下來，守著一盒冰凍的檔案。

我影印了那封律師來信，但就在那時我看到只剩兩張影印紙了，於是我停了下來。我把一張結婚照連同我影印的東西一起塞進自己的手提袋，然後把其餘的檔案放回到盒子裡。

就在我正這麼忙活著時，另一張紙映入我的眼簾。那是封布達佩斯的女性美容機構的來信，收件人是彼得伯勒霍爾街的一位瓦倫蒂娜·杜波娃太太。信中用英語向她表示感謝，因為她是令人尊敬的顧客，並告訴她已經收到所支付的用以做隆胸手術的3000美元。信上署的是帕維爾·納吉醫生的花體字簽名。我從日期判斷出，這一定發生在婚禮前的幾個月，也就是說是在她回烏克蘭期間。我回想起那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3000美元相當於1800英鎊多一點兒。這麼說我父親一定已經知道這錢是用來幹什麼的。一定已經知道，而且一定巴不得為此付錢。

「爸爸，」我衝他叫道，語氣柔和，以便不洩露我那噌噌直往上躥的怒火，「爸爸，這是什麼？」

「唔。是啊。」他看了看信，點點頭。他沒什麼好說的。

「你真是瘋了。真幸運，你明天與精神病醫生有約。」

我把那盒冷凍過的信藏在我父親的床下，千叮嚀萬囑咐，要他一定得儘早找機會把它們放回她的汽車後備廂，不能讓她看見。我想我應該留下來自己做這事，但時間已是傍晚，而我只想離開回家，回到心地善良、心智健全的邁克身邊，回到我那井然有序的家裡。我給他做了乾酪通心粉——像白蛆一樣，食之無味，但他不戴假牙就能吃動。我們一聲不響地吃著。再沒什麼可說的了。等他吃完，我與他告別。當我從小道轉進主路時，對面一輛車兇悍地高速駛過彎道。一個車前燈是破的。前排坐著兩個眉開眼笑的身影：瓦倫蒂娜和瑪格蕾特卡逛街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