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此次探訪過後沒過多久，一天晚上很晚時，斯坦尼斯拉夫打電話給我姐姐。他在父親的電話簿上發現了她的號碼。

「求求你。你一定得想點辦法……這些可怕的爭吵……整天大叫大嚷……」他在電話裡啜泣不已。

薇拉確實是想辦法了。她打電話給內政部。他們告訴她，要把事情的原委寫下來。她急忙給我打電話。

「這次我倆都要參與，我倆都要簽字。我不會讓他玩讓我倆窩裡斗的把戲。我不會讓你因為什麼都不做而唱紅臉，而我則出力不討好，結果在他的遺囑中根本沒我的份兒。」

「也許吧。」我說，「我先給他打電話。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想做讓我倆都後悔的事。」我沒能為了他保持足夠的警惕性，這讓我感到內疚。

我給父親打電話。我聽到電話裡細微的「噼啪」聲，然後是他拿起電話時氣喘吁吁的聲音。

「哈羅？啊，娜傑日達。你打電話來很好。」

「你還好嗎，爸爸？」

「哦，跟瓦倫蒂娜處得不怎麼好。有些問題。她現在的表現像是她不喜歡我……說我是賤骨頭……應該被壓扁的蟲子……應該被關得遠遠的低能兒……應該被埋在地下的行屍走肉……諸如此類的。」他斷斷續續地咕噥著說，一面咳嗽個不停。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彷彿吱吱哎哎地說出的這些詞句引起了他的痛楚。

「噢，爸爸。」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但他聽出了我聲音中責備的語氣。

「當然這並非全是她的錯。內政部遲遲沒有下文，這讓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除此之外，她的工作也很繁重，白天在養老院幹活，晚上還要在旅館幹活。她累了，人一累，就容易發脾氣。」

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氣她，也氣他。

「但是，爸爸，誰都看得出來，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任何人，除了你。」

「別告訴薇拉，好嗎？她會說……」

「爸爸，薇拉知道。斯坦尼斯拉夫給她打過電話。」

「斯坦尼斯拉夫打電話給薇拉？」

「他在電話裡直哭。」

「太糟了。太糟了。那麼，不管發生了什麼……至少在她的申請批下來之前我們還會生活在一起……在那之後，他們就會離開，我就會歸於寧靜。」

但姐姐和我不會抱僥倖心理。我起草了一封致位於克羅伊登（croydon）月亮大廈的內政部移民局的信，在信裡羅列了瓦倫蒂娜嫁給我父親的前後經過，以及她與鮑伯·特納的關係。我不再在意是否表現得像個善良的開明人士。我只想這女人走開。我描述了他們的起居安排——分開的床——以及這場婚姻未得以完成的事實，因為我相信有關部門會認為插入性性交就是婚姻的全部。我對信中一板一眼的語氣感到滿意。

今年早些時候，杜波娃太太獲得了第二個為期六個月的簽證，於三月經由拉姆斯蓋特抵達此地。她再次搬入特納先生的家。她與我父親於六月在彼得伯勒的天主教堂結婚。

婚禮之後，杜波娃太太並未搬去與我們的父親同住，而是繼續住在位於霍爾街的特納先生家。學期結束後，杜波娃太太（現在的馬耶夫斯基太太）和斯坦尼斯拉夫搬進了我父親的家。儘管如此，她與我父親並不同居一室，所以這場婚姻從未得以完成過。

起初，一切似乎執行正常。我們相信，儘管杜波娃太太（現在的馬耶夫斯基太太）對我們的父親也許沒有浪漫之愛，至少她會心地善良，照顧一位年老體弱的老人安度晚年。但是，僅僅過了幾個月，情況就開始惡化。

寫信時，我一面備感內疚，同時又有種暗覺釋然的喜悅。花園裡的猶大之吻，無問責的惡意祝福。我父親肯定永遠也不會知道。邁克和安娜肯定永遠不會知道。瓦倫蒂娜會懷疑，但永遠也不會確定無疑。

我要求內政部的秘密通訊人不公開我們的身份。我簽好字後，把信寄給了姐姐。她簽過字後，將信寄給了內政部。信件如石沉大海。幾周後，姐姐打電話過去，被告知信件已被存檔。

下次我再打電話給父親向他詢問情況時，他避而不談。

「一切ok。」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沒有任何異常。」

「不再吵架了？」

「沒有任何異常。夫妻嘛，吵架是正常的。不是太壞。」隨後他開始談起航空學，「你看，在愛情裡就如在航空學中，一切都取決於平衡。長而薄的機翼使上升速度大為提高，但代價是要損失更多的重量。同理，爭吵和偶爾的壞脾氣是愛情的代價。在設計機翼時，成功的秘訣在於獲得提升力和拖拽力間的係數。對瓦倫蒂娜來說也是如此。」

「你是說她有大量的提升力，但她多少是個拖累。」（哈哈。）

電話那頭是長時間的沉默，因為他在竭力思索我的話中之意。

「爸爸，」我說，「別再說什麼航空學了。你看不出來我在擔心你嗎？」

「我沒事。但我的關節炎又犯了。這潮溼的天氣。」

「你願意我和邁克過來看你嗎？」

「不，現在不。過一陣子，也許。過一陣子。」

我姐姐更未得到認真對待。

「他不回答我的任何問題。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一而再地這樣做。我真覺得他腦子有問題。」她說，「我們該找個醫生，給他開份精神不正常的證明。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說，他結婚時腦袋不清醒。」

「他一直是那樣的。他現在並不比過去糟。你知道他一直有點瘋瘋癲癲的。」

「當然那是事實。相當瘋。但不知怎的，我覺得這更糟。他跟你說到瓦倫蒂娜了嗎？」

「沒當真談。他說他們還會爭吵，但沒有任何異常。還記得他過去常和媽吵架嗎？要麼是事情得到了解決，他們安然相處，要麼是他不想讓我們知道事情有多麼糟糕。他擔心你會笑話他，薇拉。」

「哦，我當然會笑話他了。他還能指望什麼？可他還是我們的父親。我們不能讓這個可怕的女人隨便欺負他。」

「他說一切正常。但他聽上去不是那麼好。」

「也許他打電話時，她就在一邊聽著呢。我這是突然想到的。」

聖誕節給了我們需要前去探訪的藉口。

「這是聖誕節啊，爸爸。過聖誕時，家人總是團聚在一起的。」

「我要看看瓦倫蒂娜怎麼說。」

「不要，只需告訴她我們要來就行了。」

「那好吧。但不要帶禮物。不要給我禮物，我也沒禮物給你們。」

這「不送禮」的主意源於他母親，也就是娜迪婭奶奶。我的名字就是隨她起的。她是個鄉村女教師，一個嚴厲而虔誠的女人，有一頭烏黑的直髮，這頭髮直到她七十歲時才開始變白（我母親說，這是蒙古血統的確定無疑的表徵）。她是托爾斯泰的積極追隨者，把其曾在當時俄國知識界風靡一時的瘋狂信念奉若神明：農民精神的高貴，自我否定的美麗，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我母親說，她婆婆關於婚姻、養兒育女和做麵糰布丁的最佳方法等方面的宣言讓她吃盡了苦頭。）不過，不過當我還是個孩子時，父親曾給我製作過多麼好的禮物啊。有用西印度輕木製作的飛機模型，它們以橡皮筋為動力——整條街的人都跑出來看它們飛。有次是個帶檢修坑的車庫，檢修坑是用木頭做的，用鉚釘釘上鋁片；車庫裡還有臺升降機，由一條橡皮筋操控，可以把小卡丁車送到房頂上；還有個彎曲的坡道，以便你可以把它們再滾下來。有次聖誕節的禮物是一座農家庭院，一個「khutor」，就如我們在烏克蘭的家——一塊漆成綠色的硬質纖維板，圍以上了漆的院牆，院門帶有鉸鏈，開合自如；院子裡有座農舍，有門有窗，可開可關，還有個小小的牛欄，牛欄有斜坡的屋頂，裡面是用印模壓鑄的牛和豬。我茫茫然地回想著這些禮物。我真是好久沒想起過這些我曾熱愛的、與我父親有關的東西了。

「但瓦倫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也許他們喜歡禮物。」他說，「他們真是十分傳統，你知道的。」哈！他不把他們當成讀尼采著作的知識分子了。

我很享受給瓦倫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挑選禮物的過程。我給瓦倫蒂娜包了瓶特別便宜的劣質香水，那是我在一次商場促銷中免費得來的。我給斯坦尼斯拉夫挑的是件淡紫色的滌綸衫，它是我女兒從一次學校雜物拍賣會上帶回家的。我精心地把它們包起來，上面還裝飾著小弓箭。我們給我父親的禮物是一些巧克力和一本關於飛機的書。他其實一直喜歡禮物，儘管他說他不喜歡。

我們在聖誕節下午開車前去。天灰濛濛的，寒冷刺骨，彷彿白色聖誕節已被這樣的天氣接管了似的。家裡昏暗慘淡，又髒又亂，不過我父親已把幾張聖誕節賀卡（包括一些去年留下來的）掛在橫拉於天花板的繩子上，讓房間裡有了點亮色。家裡沒吃的。聖誕節晚餐他們吃的是買的現成包裝的、只需微波爐加熱的火雞胸脯肉切片，外加土豆、蠶豆和肉汁。連點兒剩飯都沒有。擱在爐子上的鍋裡有些灰白色的冷了的煮土豆，還有些煎雞蛋的殘渣。

我想起過去的聖誕節晚餐：一隻肥大的火雞，雞皮酥脆鹹香，油汪汪的汁水直往外冒，火雞胖鼓鼓的肚子裡填塞著大蒜、墨角蘭和麥糊，圍以烤蔥和栗子，噴香誘人，自制的葡萄酒讓我們全都醺醺欲醉，桌上鋪著白色的桌布，即使是冬天，上面也擺著鮮花，還有傻里傻氣的禮物，還有歡笑和親吻。這女人霸佔了我母親的地盤，偷走了聖誕節，代之以連袋煮食物和塑膠花。

「我們何不全體到外面去吃頓飯呢？」邁克說。

「好主意。」父親說，「我們可以去印度餐館。」

我父親喜歡印度食物。村子裡有家名叫喜馬拉雅的餐館，位於冷冷清清的購物中心裡，這個購物中心是20世紀60年代加蓋的混凝土建築。母親去世後，父親有一陣子就靠他們遞送的外賣度日，並因此認識了餐館的經營者。

「比政府遞送的食物好吃，」他會說，「好吃多了。」直到有一天他吃了過多的咖哩肉，引起身體的不適，他曾樂呵呵地向每一個願意聽的人描述其惡果。（「辣著進去，辣之又辣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