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肯定瓦倫蒂娜在什麼時候給我父親灌了迷魂湯，讓他把錢交出來，但她最終得到了那筆錢。

我知道得把此事告訴薇拉，但有什麼東西讓我躊躇不前。每當我給父親或姐姐打電話，都像在穿越一道橋樑，在橋這一頭的世界裡，我是個肩負責任和義務，並有一定權利的成年人，但在橋的另一頭，卻是我的兒童時代，我任由其他人的意願所擺佈，而對他們的意願，我既無法控制，又不能理解。大姐頭是那個朦朧不清的世界的絕對君王。她的統治沒有絲毫的猶豫或憐憫。

「我的天啊，他真是個白痴啊！」當我對她說起瓦倫蒂娜和裝錢的信封時，她驚叫道，「我們得阻止他。」大姐頭一如既往地斬釘截鐵。

「但是，薇拉，我覺得他是來真的了——關於她。而假如她使他幸福……」

「真是的，娜傑日達，你太容易受騙上當了。我們每天都能在報紙上看到這類人。移民，尋求政治避難者，經濟移民。隨你叫他們什麼。能最終找到這裡的總是那些最堅定不移、最冷酷無情的人，隨後，當他們發現找個好工作並不容易時，他們就會走向犯罪。如果她來並且住下來，難道你看不出會發生什麼事嗎？我們無論如何得阻止她從烏克蘭回來。」

「但他是那麼意志堅決。我不敢肯定我們能夠阻止得了……」

我夾在兩種堅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和她的——之間無所適從。我一生都得面對這種局面。

我姐姐給內政部打了電話。他們告訴她要把事情形諸文字。如果被我父親知道了，他決不會原諒她，一如他以前決不寬恕她的任何行為，於是她寫了封匿名信：

她拿旅遊簽證來到此地。這是她的第二次旅遊簽證。她一直在非法打工。她兒子在一家英國中學注了冊。三週前，她的簽證即將到期，於是她打起了結婚的鬼主意。她企圖嫁給馬耶夫斯基先生，以便獲得簽證和工作許可。

然後她打電話給位於基輔的英國使館。一個口音獨特的年輕人用沉悶無趣的聲音告訴她，瓦倫蒂娜的簽證已經得到批准。在她的申請裡沒有什麼表明她應當遭到拒籤。但對於以下問題該怎麼辦……？薇拉列出了她在信裡指出的問題。那年輕人從電話那頭送來個類似於聳肩的聲響。

「所以你看，我就指望你啦，娜傑日達。」大姐頭說。

幾周後，當邁克、父親和我坐在父親家中吃午餐時，我又舊話重提。火腿罐頭，水煮土豆，水煮胡蘿蔔。他的日常飲食。他懷著驕傲為我們準備了這些。

「你收到過瓦倫蒂娜的信嗎，爸爸？」（閒聊天的交談語氣。）

「收到過，她寫過信。她很好。」

「她現在在哪兒？她跟丈夫言歸於好了嗎？」

「是的。她現在一直留在那裡。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順便說一句。理工學院院長。」

「那麼她有何計劃？她會回英國嗎？」保持距離的明智語氣。

「喔。也許吧。我不清楚。」

他很清楚，但他不想說。

「那麼那個褐色頭髮的人是誰啊？就是那個從窗戶裡伸出頭來的人，他對你可真是粗魯。」

「啊。那是鮑勃·特納。一個很體面的人，順便說一句。一個土木工程師。」

我父親解釋說，鮑勃·特納是瓦倫蒂娜在塞爾比的叔叔的朋友。他在塞爾比有座房子，他和妻子住在那裡，在彼得伯勒的房子是他母親的，他就把瓦倫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安置在那兒。

「那麼你覺得他與瓦倫蒂娜是什麼關係？」這在我看來顯而易見，但我正試圖引導他通過一種柏拉圖式的對話去看清事情的真相。

「啊，是的。是有種關係。他甚至有娶她的可能，但他妻子是不會與他離婚的。當然這種關係現在已經結束了。」

「這種關係當然沒有結束，爸爸。難道你看不出別人在利用你嗎？」我能夠聽出我的聲音變得尖厲起來。但他根本沒在聽。他的眼中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已經變成了個八十四歲的少年人，只聽得見自己願意聽的話。

「順便說一句，他為我的歸化入籍付了錢，」他咕噥著說，「所以當我娶她時，我會是個英籍人士。」

當他娶她時。

「可是，爸爸，你捫心自問一下——為什麼？為什麼鮑勃·特納要為你的歸化入籍付錢？」

「為什麼？」一絲自得的微笑，「為什麼不呢？」

我的柏拉圖式的對話沒能走多遠，於是我換了種態度。我求助於大姐頭的精神威懾力。

「爸爸，你有沒有就與鮑勃·特納的這筆交易同薇拉談過？我想她會非常不安的。」

「為什麼我該同她談？這事跟她絕對一點關係也沒有。」他的眼睛重新調整了焦距。他的下頜抽搐起來。他被嚇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