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走到她的床邊，她就朝牆壁翻過身去。

我扳過她的身子，見她流淚了。

慌得我趕緊哄她，逗她樂，撓她的癢癢，向她認錯。

終究，我倆都才二十多點兒，說小不小，說大也大不到哪兒去。使起小性子來，都還有幾分像是沒長大。

中午她請我吃了頓江南炒飯。

下午我倆一塊兒閒逛，在可以騎腳踏車的地方，或者她帶我，或者我帶她。情緒高漲了，就齊唱《逛新城》。

她問我辦下了深圳居民證，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我說也沒什麼太不一樣的，無非就是以後可以對別人說我是深圳人了。

她又問：「那對你很重要嗎？」

我說：「以後當別人問我是哪裡人時，回答起來明確多了——深圳，一步到位。現而今，全中國知道玉縣在哪兒的人太少了，不知道深圳的人也太少了。」

她說：「可也是。我特煩別人問我哪兒的人。有時我用‘黑龍江人’四個字回答了，有的人還接著問‘黑龍江哪兒的’。那我只能再回答：‘農村的’。唉，我李娟這輩子，怕是難以脫胎換骨了……」

她似乎有點兒像姚芸了，常說些使我不知如何回答為好的話——我倆都是幫廚那會兒的李娟，並不總說消極的話。

她確乎有些變了。

那一陣子，深圳市對社會治安和清除「黃賭毒」十分重視。

那日晚上，公安幹警又出現在我倆所住的半地下小旅館。明天小長假就結束了，住客大部分回來了——都是些單位無法提供住處但是給予住宿補貼的打工者，否則，即使住宿費便宜，那些農村出來的人也還是不會長住的。

公安守住了旅館的門，逐個房間查證件盤問。

老闆對一名公安說：「我登記時認真看過了，他們都有暫住證。」

他不說還好，一說，公安反而查得更認真，盤問得也更細了。

他們查到我倆的房間時，我雙手恭恭敬敬地呈遞身份證和居民證。

一名公安看著身份證照例問：「哪裡人？」

我矜持地回答：「深圳人。」

「深圳人？」

他這才看我的居民證。不看則已，一看之下，啪地來了個立正，同時向我敬了一個警禮——三十幾名住客中，只我一人是有居民證的，這使他不由得對我有幾分刮目相看。大約也因為，我對他的態度首先就特尊敬。

我被他逗樂了。

李娟看傻眼了。

他又問：「都是深圳人了，為什麼不將身份證也換了？居住證和身份證，二者應該統一。」

我說：「還沒穩定的住處，想等以後買了房子……」

他說：「那不行，還是早點統一為好，否則會給你帶來諸多不便。」又小聲說，「趁現在房價便宜，房子也要早點兒買，從明年開始，房價必漲。」

因為我是有居民證的人，因為我宣告李娟是我朋友，那名公安對李娟的態度也較客氣，盤問得不是多麼細。

待我將門關上，見李娟坐在床邊發呆。

我問她怎麼了？

她說：「我覺得……咱倆之間好像分出上下了……」

李娟帶回了不少東西，卻也沒什麼太稀罕的，無非是些東北產的花生、瓜子、榛子、松子外加蘑菇、木耳、猴頭之類。

我問她為什麼帶這麼多東西來？

她說：「都是帶給你的。」

我說：「我在深圳又沒家人，叫我怎麼處理？」

她說：「那就送給你的朋友們啊。我想，咱倆八九個月沒見了，你一定有了些新朋友。」

我說：「實話告訴你，一個都沒有。也不想有。能有你這一位朋友，我已經謝天謝地了，起碼目前是這樣。」

她愣了愣，默默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一分鐘。

那一分鐘裡，我覺得我的人生充滿陽光。

我要分出一部分東西給旅館老闆家。

李娟說：「不必吧？他老家的人會常給他寄的。」

我說：「咱們送不一樣。咱們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關係。」

李娟說：「你變成熟了。」

我正分東西呢，聽了她的話，不由得抬頭看她。

她也被我看得疑惑起來，不解地問：

「又不愛聽了？」

我說：「有點兒。」

「為什麼？」

「因為……因為……」

「快說嘛，讓人著急勁兒的！」

「我是中學生時，同學之間如果誰說誰成熟，差不多等於說誰世故，被說的人會覺得是在罵自己。」

「‘成熟’是不好的詞？世故怎麼了？不就是人情事理那一套嗎？打工妹如果連那一套都不懂好嗎？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就是成熟得早的意思嗎？民間說一個孩子歷事早，那又是什麼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嗎？毛病！明明是表揚你的話，卻偏往反了聽，還不拿好眼色瞪我！」

我檢討地說：「明白了明白了，姐別訓我了。哎姐，我還是得問一句——我怎麼覺得你就一點兒世故都不懂呢？」

她撲哧笑出了聲，亦莊亦諧地說：「丫頭，你怎麼就知道我一點兒世故都不懂呢？沒有點兒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們兒？一點兒世故都不懂，能給你和倩倩做榜樣，與劉柱父子處得那麼融洽？先不論劉柱怎麼樣，劉老頭那就是個老油條、老狐狸……哎哎哎，行了行了，給東北人那麼多東北山貨幹什麼嘛！……」

果如我所料，我送給老闆那份兒東西，使老闆全家都很高興，見了我和李娟，都開始先打招呼了。

我帶到廠裡去的東西，也大受歡迎。瓜子、花生之類，被姑娘們頃刻搶光了。木耳什麼的我送給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炒上了，在食堂吃飯的人都吃到了，並且都說東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

趙子威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他說市裡對不良的社會現象抓得更緊更嚴了，要求有集體宿舍的廠，十點之前必須清點住廠工人的人數；晚上十點以後還未歸宿的，廠裡對到哪兒去了、幹什麼去了，要做到有登記；一問三不知的廠將受嚴厲批評……

我身為女工們的總長，自然責無旁貸。

我喜歡自己身上的責任更多些。

李娟也認為那對我有好處，會使我更加成熟。

於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廠裡去了，而李娟每天騎腳踏車四處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飯後，我有充足的時間回旅館陪李娟待會兒，一往一返溜溜達達權當散步消化食了。有時我倆沒聊夠，她又將我送到廠門口，路上邊走邊聊；主要聊她找工作的見聞和感想，而她的感想又是些不順心引起的鬱悶。我則勸她，或貢獻點參考意見。我向她傾吐工作中的煩惱時，她也反過來勸我，主張我應該怎樣或不應怎樣。那些日子經常勾起我的回憶，使我聯想起在玉縣中學的歲月，晚上有時到同學家或同學到我家，也是互相送來送去的。

我的回憶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麼叫「鄉愁」。

我的鄉愁原發地是玉縣——我總是儘量避免「神仙頂」這一地名印於腦海之中。

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稱心的工作，她說是在某省的會所當領班，她對工資挺滿意。情況變得有趣了，彷彿我倆在旅館的那個房間變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個喜歡去串門兒並永遠受歡迎的人；也彷彿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兒畢竟首先是我的家，不經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會想家，也會使那麼一個姐惦念似的。

我漸漸也習慣了和廠裡的姑娘們住在一起，和她們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廠裡和「家」裡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覺得生活因而多了種意味。

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裡」時，已是十點以後了。我是對姑娘們點名後才回家的——十一點旅館的門仍會從裡頭鎖上的，但李娟居然沒在「家」，我不禁有點兒奇怪。

我躺在床上一邊看書一邊等她。

有人敲門，我開門見是老闆娘。

「能讓我進去說幾句話嗎？」

老闆娘的表情很怪異。

我將她請入之後，她吞吞吐吐地說：「有些話我還真難以開口，你大哥不好意思對你講，非讓我來告訴你。你是長住客，咱們的關係一直不錯。有的事如果我們礙於情面不向你反映吧，那也不對。向你反映吧，又好像是在背後挑撥什麼——最近李娟她經常回來得很晚，有一次都鎖門了她才回來，第二天不少住客因為她半夜敲門有意見。現在對那方面查得可嚴了，你得給你姐們兒提個醒……如果又出姚芸那樣的事，我們這家旅館可能就會上有關方面的黑名單了……」

我記不清自己說話了沒有。也許，什麼都沒說。老闆娘啥時候走的我也記不清了。我呆坐在椅子上，如同全身幾處被點穴了，想再躺到床上去，卻動彈不得。那時，我明白了什麼叫「頭腦裡一片空白」，「血脈賁張」又是何意。

不知過了多久，我聽到了女人穿著高跟鞋在走廊經過的清脆響聲，聽到了一個男人不是好動靜的成心的乾咳聲。

門一開，李娟回來了。她穿一件會所發給她的墨綠底子、印有粉紅色小花的旗袍，將她的手臂和雙腿襯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認，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臉上化了淡妝。我第一次看到化了妝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認，原來她挺善於化妝，脂粉使她的鵝蛋臉多了幾分嫵媚。她做過了髮型，一頭烏髮吹得蓬蓬鬆鬆的，多半綰於頭頂，少半垂於兩頰。

一雙紅色的高跟鞋。

紅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間凝固了；又似乎，隨即開始倒流，一股股熱血直衝腦門兒……

李娟見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

她高興地說：「回來啦？」

她是真的挺高興的，這我看得出來。

我不理她，冷冷地瞪著她。

「誰惹你生氣了？來，讓姐擁抱一下，消消氣兒。」

她說著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

我聞到一股酒氣，雙手使勁兒一推，將她推得倒退數步，坐到了她的床邊兒。

「我又沒招惹你，幹嗎把火兒撒到我身上啊！」

她非但沒生氣，竟又笑了一下；接著，拉開她的小挎包，將裡邊的東西往她的床上兜底兒一倒，於是我看到一床鈔票，還有一隻老闆們喜歡戴的大盤面兒手錶。

「對不起了哈，哄你雖然很重要，那我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兒再哄你。」

她一邊說，一邊點數鈔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一千元。

我默默地看著她開啟拉桿箱，從夾層取出錢包，將點數過的錢放入錢包，再將錢包塞回夾層。她拿著那塊表欣賞了一會兒，也塞入了夾層……

她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兒」後，脫下高跟鞋，像東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盤腿大坐，一邊揉腳一邊說：「現在講講吧，受了什麼委屈，生那麼大氣？」

我問：「高跟鞋哪兒來的？」

她說：「你又沒喝酒，怎麼問醉話？買的唄，還會是偷的呀？」

我說：「你穿紅色高跟鞋，使我聯想到一個人。」

她問：「誰？」

我說：「姚芸。」

她又問：「姚芸是誰？」

我說：「一個女的，也在這兒住過，某天晚上被公安帶走了。」

她翻了翻白眼，還問：「為什麼？」

我惡狠狠地說：「賣身。」其實我想說「賣淫」來著。

這麼說時，我覺得很罪過，一個勁兒在心裡請求寬恕。

「說什麼呢？太過了啊！」

她沉下了臉，也不看著我了，穿上拖鞋，端著盆就往外走。

我說：「你別那個樣子出去。」

她問：「怎麼了？」

我說：「你化了妝雖然好看，但也會使老闆夫妻倆想到一個人。」

「又是誰？」

她站在門口，既不轉身，也不回頭。

我說：「還是姚芸。」

連我自己都聽出來了，我的話有明顯的審判意味。

她將盆放下，緩緩轉過身，表情莊嚴地走到我跟前，俯視著我問：「你認真的？」

她的語調也變冷了。

我仰著臉，不示弱地迎著她的目光，傲然地反問：「我像是在開玩笑嗎？」

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我說：「滾。」

她愣了片刻，猛轉過身去，胡亂地將屬於她的東西盡數塞入拉桿箱，昂頭拖著往外走。

我高叫：「站住！」

她又僵立在門口了。

我命令地說：「拖鞋是旅館的。」

她緩緩從拖鞋中抽出了雙腳。

她竟赤足而去，還用手阻擋了一下門，使房門關得幾近無聲。

我看著門前那雙拖鞋，頓時淚如泉湧。

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會出現一雙紅色高跟鞋。終於困得不行睡過去了，卻又夢到姚芸。不是什麼好夢，姚芸在夢中一句接一句地問我：「為什麼？為什麼？……」

她的話也如同審問。

我無法回答——我變啞了。啞巴還能發出咿裡哇啦的聲音呢，我卻連那種聲音也發不出來。我似乎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聲帶的人。

我從夢中醒來，「為什麼」三個字猶聲聲在耳。已不是姚芸在問，而是自己在問。

是啊，為什麼啊？究竟為什麼？同樣的事發生在姚芸身上，我一味同情；發生在李娟身上，我卻表現得深惡痛絕？

李娟和姚芸，不都是單純、坦誠又溫暖的女人嗎？

難道僅僅因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芸和我的關係還很淺嗎？

朋友之間不是更應多一些憐惜嗎？

我無法給自己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

好幸運地有了一個親如同懷的姐們兒，卻又那麼簡單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個社會關係之和歸零的人了。

第二天我已不願住在那個如同是家的房間，早早就回到了廠裡。

以後十來天我一次也沒回「家」，因為很難面對李娟睡過的空床而若無其事。

一日傍晚，我在廠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頭信步。

忽然聽到一陣哨聲，隨之聽到有人喊：「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剛一抬頭，被別人撞了個滿懷——對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頭撞疼了。我揉著額定睛細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蒙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緊身瘦腿兒的長褲。她那雙紅色的高跟鞋有一隻脫腳了；並且，斷跟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著一輛警車，只見車頭，不見車尾。車前蓋上的紅色警燈不停地轉，警笛長鳴不止。一名公安背對我倆，倒剪雙手，叉腿佇立。

李娟仰臉看我，向我伸出隻手。她的舉動那麼自然，也那麼理所當然。彷彿即使我是陌生人，也應該握住她的手拉她起來。

我並沒那麼做。

我立刻蹲下了——我的舉動也那麼自然，半秒的猶豫都沒有，如同鬼使神差。

我脫下自己的鞋子，替她穿在腳上，又脫下工作服幫她穿上。於是我光著腳了，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襯衣。我提著她那雙高跟鞋，這才拉起了她。

她說：「我崴腳了。」

我扶著她，一聲不吭往廠裡走。

她又說：「別把鞋跟弄丟了，挺好的一雙鞋，修修還能穿。」

我站住，卻將鞋跟拽下來，扔到了遠處。

快走到廠門口時我才說話。我說的是：「你扶著我。」

她順從地扶著我了。

我又說：「低下頭，別說話，扶我進廠。」

她照做了。

而我，苦笑著向老門衛揚了揚高跟鞋。

老門衛說：「姑娘，穿高跟鞋走路要當心嘛。」

我們廠有後門。

路過垃圾桶時，我將高跟鞋扔進去了。

她捨不得，想去掏出來。

我不放開她的手，硬拽著她往前走。

到了後門，我從兜裡掏出鑰匙塞在她手裡。

她伸開五指，見是鑰匙，沒說話，臉上也無任何表示，轉身走出後門，一跛一跛地走遠了。

那天晚上，我對自己到底應不應該回一次家猶豫再三。

我最後的決定是不回去，我不知再在「家」裡面對她時該說什麼好。

九點多我就躺下了，卻意識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沒法入睡。於是我爬起來，找了個藉口，與一名線長打個招呼，急急如風地往家走。我推開門，見李娟也躺在床上並未閤眼。她顯然聽出是我回家了，卻一動不動。

我也不吱聲，走到我的床邊坐下。

這時她說：「不是你想的那樣。」

仍一動不動。

隔了一會兒我才說：「那是怎樣？」

「他不在了。」

她的話答非所問，而我沒能立刻明白那句話的意思。

又隔了一會兒她才說：「周連長犧牲了……」

我覺得自己瞬間被鐵水澆鑄，全身熾熱了一下，接著化成煙，似乎沒了意識。

我覺得自己似乎變成了周連長的鐵塑坐像，只有雙耳還是自己的，能聽到李娟說什麼——是我在聽，又似乎是周連長在聽。

我儘量全神貫注，將李娟的話歸納為如下情況——周連長是為了掩護幾名群眾被山體滑坡埋死的。他兒子寄養在他農村的父母家。那男孩明年該上中學了。李娟要多掙一些錢，替周連長的老父老母分擔撫養的費用……

她說：「如果那孩子能考上大學，我李娟就是賣血賣腎也要供他到大學畢業。如果他學習不怎麼樣，那我也要將他供到十八歲。我希望那時他能參軍。總之我暗暗發了誓，絕不讓周大哥的兒子在十八歲以前活得受委屈……

「我沒做你以為的那種事。我李娟並不比你方婉之人格卑下。我不覺得作為你的朋友我使你丟臉了。我也只不過就是陪陪酒，唱唱歌。我發現自己唱的歌不少人愛聽，還是在你和倩倩的鼓勵下開始的事兒。我從沒厚著臉向男人們要過錢，但他們願意打賞我也會高興地收下。我不像你方婉之，你是沒有家庭負擔的人，而我現在要接濟兩個困難家庭的生活。如果你覺得我已經不配做你的朋友，那麼明天一早我會永遠在你面前消失……」

她的話一直是瞪著屋頂說的，眼角始終沒有一滴淚。

我逐漸從澆鑄狀態復活了。

我已泣不成聲。

泣不成聲的我無言以對，只是一味地泣不成聲。

李娟終於不再躺著了，起身走到我跟前默默摟住了我。她不勸我，只說：「別哭，說句話。」

我終於憋出幾句話：「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啊！我的命裡有兩家那樣的親人已經夠受的了，老天爺為什麼還要使我唯一的朋友也成了和我一樣的人？！……」

那天晚上，李娟抱著枕頭躺到了我的床上，握著我的手陪我躺了很久，安安靜靜地聽我訴說。

我向她承認以前有些事我騙了她。

我告訴了她我的身世，也告訴了她我買的股票全漲了，我大約已經有了多少錢……我在她面前透亮了，我是一個真實的我了。

早上我說：「娟，別在那家會所幹了，我擔心你有一天會經不起誘惑，把持不住自己……」

她說：「行，我另找地方。只是現在過了招工期，我怕自己一閒下來掙不到錢，心裡會慌……」

我說：「到我們廠吧，我們那兒缺個線長。線長的工資高點兒，如果你願意，包我身上。」

她說：「那我聽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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