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深圳已是中國的一片熱土。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資訊，相當一部分是從深圳發散向全國的。

貴州依然是一個發展緩慢經濟落後的省份。在「貴師」這樣的大學，當年學子們議論畢業打算時，經常談到的往往是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嚮往之的，卻也明知門檻甚高，立足極難。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機會又多，是不少學生畢業去向的首選。

但如果我沒有面臨種種人生變故，實際上不會去往深圳。我但是戀家圖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地達意順遂，又何必遠走他鄉呢？可是變故既生，我就唯願遁往遠地熱土。

我在深圳的第一個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將十餘萬現金存上，只留一筆生活費，並將存摺縫於襯衣的前襟。給校辦寫了封信，宣告退學，理由是「厭學」。這一理由明顯有損我的形象，卻無須為了自圓其說挖空心思編織「故事」。給一名室友寫了封信，拜託她將我的信件轉給我。去往市裡，在一家價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

最後一件事做起來較有難度，就是告訴養父我的行蹤。我與養父通了一次長途電話。

本想也給他寫封信的，又怕萬一他收不到，卻又先接到校方的問詢電話，著急上火。

「為什麼啊婉之？為什麼啊？你為什麼要走這一步啊？難道養父就不是父親了嗎？二十年的親密無間，在你那兒就一錢不值了嗎？……」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電話打到家裡，養父竟然在電話那端哭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我也淚漣漣，說了些請他寬恕，請他放心，感激養育之恩，我只不過想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完全能照顧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牽掛之類的話……

放下電話，小旅店外忽然響起了歌聲：

擦乾淚，不要怕，

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

外邊天氣很好，晴空萬里，風和日麗。幸有海風陣陣，深圳的熱也不是我這個貴州人多麼難以適應的。

深圳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有音響播放的歌聲忽然響起。錄放機都是「水貨」，較內地便宜不少，所播也多是港臺歌星唱的歌。連小發廊門外也會擺著音箱。如果一條街上有幾家店鋪，門外都擺音箱，那麼大家會自覺地都把聲音調小，各聽各的，互不干擾。如果只有一家店鋪，則會將聲音放得挺大。

當年深圳的人口還不是太多。工地卻較多，勞動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邊，市內反而顯得冷清，行人甚少。熱也是行人少的另一個原因。歌聲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著歌聲而去，不管什麼店鋪，必會發現一家——裡邊必開空調。

那時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為主，青年居多，都是從五湖四海來的，歌聲可解鄉愁。

到了晚上，市區才會熱鬧起來，哪兒哪兒都是大排檔，可用「燈紅酒綠」來形容。斯時歌星的歌聲業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開始登場，不施粉墨也大抵並不易裝，身著各行各業的工作服一個個手持麥克引吭高歌，往往還互相飆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住的旅店就在這麼熱鬧的地段。「獨在異鄉為異客」，我怕靜悄悄的夜晚。何況，比起來，那家旅店最便宜。我對錢的概念特模糊，雖然知道十餘萬算一筆不少的錢，但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預測的「坎」或會始料不及地迎頭出現，我就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能省則省的花錢原則。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遠離市區的工地上。我沒大學文憑，找不到「白領」那種出入寫字樓的工作。我也不願做「看店女郎」，那類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還得塗脂抹粉描眉畫眼，是我難以接受的。對顧客笑臉相迎、笑臉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長……

我與一處工地的食堂簽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勞動合同——我的工作是幫廚。「幫廚」的意思是叫你做什麼你就得乖乖做什麼，每月工資兩千五，據說是比內地一般體力勞動者高出一千多元。表現得好，年底有獎金。

一想到自己以後能夠每月掙兩千五百元錢了，我在合同上簽名時激動得心跳手抖。

大廚是位姓劉的河南人，六十來歲了，我們三個姑娘都叫他「劉大爺」。他家在農村，本人曾是國營大廠食堂的炊事班長。廠裡不景氣，拖欠工資是常事，他一氣之下提前退休，已來深圳多年，仍幹本行，常說自己算得上是「闖蕩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廚是他小兒子劉柱，我們都叫他柱子哥，長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車軸漢子型別。他跟隨父親也來深圳多年了，大鍋廚事上的能力挺拿得起，自稱「麵點王」。

當年的深圳，事涉勞資關係時興承包。他們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處食堂，負責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施工隊的一日三餐。另外兩個姑娘——一個來自東北農村，叫李娟，比我大一歲，為人實在，潑辣有正義感，不怕事，敢做敢當。一個不知是哪省人，叫郝倩倩，身材嬌小，天生捲髮，細眉俊眼，有股子嫵媚勁兒。她有時說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時說自己是湖北人，有時又說小時候是在浙江鄉下外婆家度過的，十五歲後跟隨父母成了城市人。問她那是什麼市，她又閃爍其詞，顧左右而言其他。我們三個，她年齡最大，比李娟長一歲。但論誰是三人中的主心骨，卻不是她。她頗有心計，凡事既怕捲入是非，也怕吃虧。事不關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說我年齡最小，那時的我也毫無膽識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與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種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與她成為朋友的願望，她就會視你為友，而且還感動於你看得起她。

我們三個的主心骨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李娟。遇到什麼涉及我們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該怎麼做，我和倩倩都會配合。她並不是女「二桿子」，她膽大心細，有勇也有謀。

劉氏父子與工地總後勤部簽了承包合同，我們與他們父子也簽了勞動合同，勞資關係上屬於那父子倆的僱工。工地上有幾處這種性質的食堂，互比服務優劣。服務於許多人的吃喝這事，若幾處食堂共存，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劉氏父子好強，我們所服務的那一百幾十號人挺滿意，總後勤部經常表揚我們，還向我們頒過獎旗。當然，那種表揚也使劉氏父子很受累，我們跟著受累。但總比經常受到敲打好，何況年底還有獎金，人人都有份兒的獎金。

工地上的勞動者都住在二層的活動房裡，三分之一是工程兵，多數是各地農村的打工青年。十幾排活動房是工地一景，五六百名小夥子的身影使工地從早到晚都充滿生氣。活動板房不夠住，又出現了十幾頂帳篷。

我們三姐妹和劉氏父子既沒住在活動房裡，也沒住在帳篷裡，而是住在一輛廢棄的兩廂卡車上。總後勤部的人說主要是為了我們三個姑娘的安全。如果讓我們與些個年輕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萬一出點兒意外他們承擔不起後果。再者，我們不方便，小夥子們也不方便。

那卡車雖然廢棄了，但裝上了新的帆布篷，有對開的小紗窗。廂尾的簾子白天可以朝兩邊掛起，晚上可以從內部系嚴。

劉氏父子很有風格，沒我時，讓李娟和倩倩睡前邊的車廂，他們父子睡後邊的車廂。前邊的長些，後邊的短些。

我報到那天，倩倩有點兒不願騰地方，說哪裡睡得開三個人呢？

李娟卻說：「非得豎著睡呀？！橫躺著車廂不夠長啦？出門在外的人，誰都不容易，要有點兒互相關照之心。起來，重新擺擺褥子，再不動踢你了啊！」

郝倩倩起先還閉著眼仰躺不動，聽到最後一句，麻溜起來了，臉色雖不好看，卻一聲不吭將自己的褥子橫過去了。

當時我就想，這個李娟，我要和她交朋友——她太可交了！

換位思考，倩倩的不情願，也有幾分可以理解。她倆豎著睡，頭頂腳底各擺各的東西，地方顯得挺寬；我的出現，破壞了有限空間的井然格局。

李娟沒再說什麼，待我將褥子橫鋪在車廂尾部後，將我的和她倆的東西歸整在一角，空間就又顯得有序了。我睡車廂尾部，只不過比她倆多了點兒麻煩——平時得將褥子捲起來，隨躺隨鋪，否則她倆上下車得踩著，那就成地毯了。我們仨臨睡前，我得負責將門簾從裡邊繫上，防止壞人鑽入，也防止有蛇爬入。

雖說倩倩對我的到來並不歡迎，但幾天後互相熟了以後，嫌隙隨即消失，不久就以姐妹相稱了。她那人本質不壞，也有令我和李娟都喜歡的方面，那就是唱歌好聽和她的貧嘴。她會唱的全是哥呀妹呀那類甜歌；她的貧屬於冷貧，往往也黃。不是太黃，淺黃。我和李娟愛聽她唱歌，活兒很累，聽了解乏。對於她講的黃段子我倆也不排斥，一笑解千愁嘛。

工地上的小夥子們乾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累活，就都很能吃。因為我們這一處食堂的伙食比較好，別的工區的小夥子也常買我們這兒的飯票，到我們這兒來吃。所以，我們實際上的服務物件遠不止一百二三十人，多時二百來人。

劉氏父子對此並無怨言，相反還認為是光榮。我們姐妹仨作為他們的僱工，當然不能有什麼不滿了。更多的小夥子愛吃我們這兒的飯菜，其實我們姐妹仨也分享到了一份兒高興。

劉師傅每每鼓勵我們：「人嘛，不管幹什麼，要想立住腳，那就得幹好。」

我覺得他的話也是做人的經驗。我從他和李娟身上學到的，都是以前連我「校長媽媽」都沒教導過我的。當然，她若仍活著，我也落不到這麼一種境地，與這樣的一些人發生關係啊！

為了可持續地「幹好」，如果主食是米飯，劉大爺就要求必須三菜一湯，星期日還要加道菜。如果主食是須上屜蒸的，那麼只有饅頭絕對不行，花捲、豆包、糖包都得有。

劉大爺說：「這是起碼的。大灶伙食，左不過就是這麼種做法。樣數太少，咱們對不起表揚。」

我們姐妹仨的手，除了睡覺，不沾水的時候不多——你洗菜，我淘米，還要刷鍋刷盆洗碗洗盤子。一半左右的小夥子沒有飯盒，公用碗筷得按規定洗兩遍後再消毒，後勤部的人時常來檢查衛生情況。燜一頓乾飯得淘七八十斤大米，用手幹不了，要用短把鍁。我第一次淘米時，才用鍁攪了幾分鐘就氣喘吁吁兩臂痠疼。

最累的是吃包子。平時他們每人能吃六七個，吃五個已算飯量小了。這樣算下來，就得做一千來個。我們中午就得將幾種菜洗好，趕在他們下班前剁碎。有些小夥子一下班就累得躺下了，連晚飯也不吃便睡了。如果我們那時剁菜會影響他們，這是必須考慮的。

我們姐妹仨站在三米長的大案子旁剁菜的聲音傳得挺遠。我和李娟一手一把刀；倩倩胳膊太細，手也太小，只能雙手握一把刀。五把刀上下翻飛。為了及時剁完，我們互相不說話——那活得幹倆小時。拌餡是劉大爺負責，只有他才能調配出好滋味兒。然後五個人同時半夜起來一塊兒包。我第一次包時，因為手臂白天剁餡時累傷了，都捏不出包子褶了。而且也困，包著包著就熬不住打瞌睡了。

劉柱幹案子上的面活兒確實是一把好手。與別的工區一塊兒買的面，我們食堂蒸出的東西就是好吃。首先是劉大爺將面發得透，劉柱壓面這招也功不可沒。面案子的一邊有一個大鐵環，兩米長的槓子的一端插在環中，可上下靈活起落。槓子落大面坨上時，劉柱的身子就聳起，半個屁股坐在槓子上一次次往下壓。那麼均勻壓過的面坨，蒸出來的東西能不實嗎？小夥子們都不愛吃暄的，認為暄的不頂餓。幾坨面那麼壓下來，他往往汗流浹背，於是脫了衣服光著上身繼續壓。那時我看到他就會笑，覺得他像在耍把式；他也看著我笑，意思是這活兒對你哥小事一樁，玩兒似的就幹完了。

一天，終於剁完幾大筐菜後，我們姐仨精疲力竭地爬上車廂，可以歇上半點多鐘了。我們一個個仰面躺倒時，倩倩無限神往地說：「要是能被一個帥哥摟著睡會兒，那該多美。」

李娟接了一句：「看來好色不只是男人的本性。」

倩倩立刻回了一句：「淺薄。好色的‘好’怎麼寫？女子嘛！女子也好色，天經地義。‘女為悅己者容’說的就是，女子不但要自己好色，還要影響男人們好色。如果男人們都能將好色作為人生頭等大事，不就哄得咱們女子高高興興的，天下肯定也太平多了……」

她欠起身，又要對我和李娟進行一番啟蒙教育。她總是那樣，一旦話題是她感興趣的就來情緒，再累也不累了，歪理邪說滔滔不絕，一套一套的，彷彿在她那兒都是自成體系的。

李娟一翻身，背對著她生氣地說：「閉嘴！要不滾下去，沒人聽你那些不正經的話。」

倩倩說那類話時，我從不接話，默默聽著而已。不是不好意思接話，自從來到深圳，成了工地上的幫廚女工，我已經在多方面克服了「不好意思」的毛病了。我是接不上話，因為以前從沒置身於那種語境，從沒聽到過那類話。李娟的性格雖然潑辣，卻不常說「不正經」的話。比起來，其實我更愛聽倩倩那類「不正經」的話——人世間居然有人心存那類想法，這使我每覺自己孤陋寡聞，也有別人為我拾遺補闕之感。而且認為，倩倩的話中有經驗之談，對於我儘快變成「經驗性的自我」只有好處，沒什麼壞處。但我對倩倩那類話，一向明智地採取不主動應和、不拒絕傾聽、不表態的「三不」原則。

忽然李娟一躍而起，像被彈簧床彈起似的——一匹大老鼠不知何時潛入車廂。是的，正如魯迅所形容的，那老鼠大得的確可以用「一匹」來說。

我們姐仨同仇敵愾地將老鼠趕跑後，劉大爺喊我們幹活了。

李娟下車時說：「得養只貓。」

幾天後，我們有了一隻小「老虎貓」，我們叫它「小朋友」。李娟說她本想去買一隻的，路上撿到了它，就抱回來了。一看就知道，是隻小野貓。

我說：「它像咱們姐仨，原先並不野，後來變野了。」

李娟說：「身處異地又沒家，不野咋辦？」

倩倩說：「野就對了。適者生存啥意思？比比看誰更野唄。不野的淘汰，最野的優勝。」

李娟懟她：「你野在嘴上，我野在實際上。如果地球上只剩咱倆了，優勝的是我，消失的是你。」

倩倩看著我問：「她的意思是把我吃了？」

我笑而不答。

「你以為不是嗎？」

李娟對倩倩「張牙舞爪」。

她倆也都笑了。

我喜歡聽她倆拌嘴，有趣。

我們姐仨都特憐愛「小朋友」——我們與它命運相同，憐愛它也是憐愛自己；我們三個工地食堂的女幫廚內心裡都渴望被憐愛。

「十一」前幾天晚上，倩倩試探性地問我和李娟，假日的幾天裡想不想掙點兒「外快」？李娟反問她有何高招？她說那幾天市裡的幾條街上，大排檔一家挨一家，特火。吃大排檔的多數是各工地的小夥子。如果去唱歌，他們掏錢極大方，最少十元。一首歌唱下來，怎麼也得收四五十元。

「如今不有百元大票了嗎？喝高了的，說不定一齣手就是一百元，那事兒不帶後悔的，不興往回要。」

倩倩的話很有誘惑力。

「可……你去還行，我唱歌不好聽。」李娟動心了。

「我也不是沒聽你唱過，你天生嗓門大，最適合唱勁歌了……」倩倩為她打氣。

李娟說：「我瞎唱的都是東北民歌，我也只會唱那些。二人轉的唱法，有的歌詞挺葷。哪像你，盡唱甜歌……」

「現在全世界都葷了，會唱葷點兒的更好啊。小夥子們可喜歡聽葷的了，一聽嗷嗷叫，又拍桌子又跺腳的。其實甜歌骨子裡也是葷的，靡靡之音不葷？那叫詞不葷調兒葷，去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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