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就不再看我，彎腰撿掉下的磚。

我不記得我是怎麼離開的了。

似乎是我先轉身跑了，又似乎是我生父將我拽走的；似乎我又說了幾句話，又似乎沒再說什麼。

我和我生父又一前一後往我二姐家走。

我二姐家的磚房已經蓋成了，看上去剛蓋完不久，門框窗框都刷了褐紅色的漆，並且砌起了一人高的磚圍牆，但還沒院門，從院外可以看到院裡的情形。二姐家院裡剛殺完一口豬，無頭的豬四腳朝天仰在熱氣蒸騰的大鍋內，一個男人在熟練地刮毛。旁邊臨時搭的案子上擺著豬頭，一隻大黑狗兩腳趴在案邊，鼻子對著豬鼻子嗅個不停。案子一端還擺著大盆，一個女人站那兒用短擀麵杖使勁兒攪什麼。幾個孩子在院裡跑來跑去，互相追逐、打鬧。門對面的窗開著，一桌男女在你嚷我叫地打麻將。

院子裡瀰漫的血腥氣使我倒退了一步。

我生父說：「你看，也不是時候。你忽然就來了，我一蒙，把他們兩家今天這茬兒都給忘了，還進去嗎？」

我不由自主搖了搖頭。

大黑狗此時發現了我，朝著我吠著衝出來。

我生父擋在我身前，一邊阻喝那狗一邊喊我二姐的名。

我二姐挽著袖子，兩手是血地出了院子，看見我就怔住了。

我生父說：「她是你那個妹，來看看你和你大姐。我已經帶她見過你大姐了……」

我勉強地笑了笑。

「啊，這麼回事呀。我剛才在攪豬血，你看我這雙手，也沒法和你親熱了……」

我二姐笑得倒不勉強，甚至可以說笑得挺驚喜。

我生父對我說：「你看這麼著行不？你要見她倆，我呢，完成任務了。我得回去搓玉米了，下午有人來收，那……那我走吧？」

他那麼說，我能說什麼呢？

我剛點了一下頭，他立刻轉過身，頭也不回匆匆走了。

大黑狗還在對我齜牙咧嘴。

我二姐佯踢它一腳，衝院裡喊：「趙凱，出來把狗拴了！」

一個少年蹬著滑板滑出院子，漠視地瞥我一眼，彎下腰企圖揪住狗耳朵。那狗躲他，卻也不跑，意欲與他玩耍。

少年來氣了，將滑板砸向狗，正中狗腰。狗嗷地叫了一聲，衝出院子，逃之夭夭。

我險些被狗撞倒，吃一大驚。

二姐罵道：「作死呀！它又沒招惹你！」

罵完卻笑，對我說：「那是你二外甥趙凱，都初中了，不好好學習，總是向我要錢買這買那，還總買些玩兒的！性子像他爸，整天尋思著怎麼發筆橫財！橫財能到咱們這種人家？有那命嗎？」

我也笑笑。只有笑笑。

二姐又絮絮叨叨地說：「咱爸一輩子就盼有個兒，結果成了這樣……我和咱姐倒各有一個兒子，可惜不姓何！兒子倒是有什麼好？到結婚的年齡，不又得當爸當媽的出錢蓋房子？有幾個農村人家的兒子，自己能早早地就把蓋房子的錢掙夠了的？」

她將「咱爸」「咱姐」說出強調的意味。

我又勉強一笑。

雖然我不認為當年之事對我是不幸，但「兒子」二字還是將我的心扎疼了一下。

屋裡有個男人大聲問：「兒子，誰啊？」

趙凱的聲音回答：「不認識，空著手。」

我能望到的窗子隨即關嚴了。

二姐歉意地說：「也不便把你往家裡讓了，有外人。」

我說：「沒關係。」

「那咱姐倆這邊兒聊會兒。」

她離開了門口。

我跟她走到圍牆拐角那兒。

她薅了把青草，一邊擦手上的血一邊說，剛殺那口豬是大姐夫買的，可大姐養不了，三天兩頭跑丟，她只得弄回自己家代大姐家養。本來還可以再長几十斤肉，可大姐家請人幫工蓋房子，管飯沒肉是不行的。過幾天是她公公六十大壽，她丈夫想要大辦，那樣能把以往隨的份子錢早點兒收回來。兩家的事湊一塊兒了，那口豬的死期就提前了……

「與咱大姐家對半分，一家一扇。一頭小豬給我養到二百多斤，平分我也虧死了。可她是咱大姐呀，什麼虧不虧的，這點兒姐妹情是該講的，對不？」

她口口聲聲「咱爸」「咱大姐」的，說得特親，彷彿我們真的曾一奶同懷，相呴以溼、相濡以沫過。

我機械地回答：「對。」

其實我對她的話一句也不感興趣。

她說全村家家戶戶的日子都好過了些，農民可以外出打工掙現錢了，這下可把被一個「錢」字憋屈了幾代的農民給鬆綁了。她丈夫在外挺能掙錢的，她過日子的心勁也足了。

「你親眼看到了，我家一溜三間大瓦房蓋得挺氣派。縣城裡人家的孩子才玩得上的東西，像滑板什麼的，我家趙凱也有。打小就沒缺過他玩具。什麼玩具一到他手，往往一轉眼就被他鼓搗壞了。他爸比我慣他，從沒生氣過，無非笑著來兩句：‘兒子，就當你爸白乾了一兩天活吧，下次玩新玩具可要在惜哈’。我們從小過的那是什麼日子？生活好了，有點兒經濟條件慣孩子了，幹嗎不慣著，是吧？哎小妹，你校長媽媽該退休了吧？你那個爸還當副市長呢？……」

畢竟我二姐精神沒毛病，她對我開啟了話匣子，喋喋不休只管自說自話。她語速快，快得我都插不上嘴。

我沒告訴她我「校長媽媽」去世了，更沒告訴她我養父已經不是副市長，而是市長了，還是省委委員了。

實際情況是，她說的除了「生活好了」四個字，別的話我一概不愛聽。

我也找不到適當的話主動跟她說。

「趙俊！趙俊出來一下，帶上紙和筆。」

我二姐又叫出了她女兒，也就是我外甥女。

那十七八歲的長腿姑娘猜測地打量我時，我二姐自豪地對女兒說：「這是你小姨，你媽親妹妹，你的親小姨！她爸是大官兒，她媽是名人，你以後有一門上等人家的親戚了，你和你弟，你們這一代等著沾光吧！」

趙俊懟她：「都講過快一百遍了，煩不煩啊？幹什麼？快說！」

我二姐還是個不生氣，笑道：「那什麼，你小姨既然主動來認咱們了，先替媽抱抱她。」

趙俊瞪著她媽來氣了。

我只得說：「下次吧，這次別了。」

二姐也不尷尬，命令地對她女兒說：「那就下次。快把你小姨的通訊地址記下來，以後你得經常代表咱們全家給她寫信，要不她會把咱們給忘了，那你還哪找這麼一個小姨去！」

我說我更多的時間還是在學校，所以往學校給我寄信我反而收到得最及時。與在我大姐家遭到的冷遇相比，我二姐對我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根本就不把我當外人」。卻也正因為這一點，我覺得她那種情意綿綿太不真實。我覺得我像在戲裡，是主角。她是我的大配角，為了使我更入戲，她還搶戲。

我怕再接下來她會提什麼請求使我陷入為難的尷尬，明確地表示我必須走了。

她說：「那不多留你了，你看到的，那豬一破膛，我就得再上手收拾下水……」

我說：「你快接著忙。」

我轉身就走，急於擺脫「自編自導」的劇情。

如果我不來到神仙頂，那就什麼令我萬分排斥的情節也不會出現。

我為什麼非得來呢？

我記得似乎是有事由的，卻又一時想不起了。

我走到村口時，看到我大外甥站在路邊。

那青澀的「準小夥」說：「小姨，我能送送你嗎？」

我不忍拒絕，點了下頭。

他就陪我往山下走，邊說縣裡原本是要先修山路，後修村路的，但村人們怕修完山路沒錢修村路了，集體強烈地要求先修村路。所以反倒是村路修完了，修山路的錢不夠了。不過縣裡正在籌資，山路不久還是要修的……

比起我二姐那些話，他的話我並不反感。

他站住，指著壩子裡的田地說：「十年前我和小姨在那兒捉過泥鰍。」

「是你？」

我極度訝然。

他靦腆地笑。

我問他多大了？

他說已經高三上學期了。

我問他學習怎麼樣？

他說他愛學習，鄉高中也算縣裡的重點高中之一，他在加強班裡的成績一直是前幾名。而能編在加強班的同學都有希望考上大學。說鑑於他媽媽的情況，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學的，所以他決定參軍，也許當了兵以後，還有考軍校的機會……

他的話，是我那次神仙頂之行聽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話。雖然也有無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確實的。

他問：「小姨，你支援我參軍嗎？」

我說：「堅決支援。真有考軍校的機會，一定要努力爭取！」

他說：「小姨，在我家那會兒，你別生我們的氣啊。我媽那樣，咱們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樣，當時是怕我媽犯病。我爸那樣，是因為算來算去，蓋房子的錢還是不太夠，幾天來他一直生氣自己不該那麼早就把老房子給扒了……」

我說：「我沒生氣。」

我突然將他抱住了，淚如泉湧，像我二姐的女兒抱住我那麼突然。

我這僅僅比我小兩歲的外甥，是我來到世間以後第一個主動「親密接觸」的親人，儘管他不姓何，姓別的姓，可他終歸是我可憐的大姐的親兒子啊！我的主動反應，不僅因為我和他都是孩子時一塊兒捉過泥鰍，還因為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一線希望——我的下一代親人或許比上一代親人活得強一點兒的希望。

十年後我又回神仙頂，其實是想要親眼看到這種可能性啊！只要讓我看到了，我和他們今後仍無來往，各過各的，那我也會感到不虛此行。

如果親人多多卻又都活在貧窮之境，那麼此種親情除了是一個無力相助之人的不幸，還會是什麼？

如果親人們都生活得無憂無慮幸福平安，那麼老死不相往來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訪」神仙頂，其實是要見證一份讓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據。我自幼受寵慣了，太承受不住前種不幸了。

直到那時，我才想起我挎包裡有東西，才有點兒明白二姐與我說話時，為什麼時不時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進去。

我告訴楊輝，如果他想給我寫信，可到他二姨家問我的通訊地址。接著從挎包中取出三個信封，交代他給他姥爺一個，給他二姨一個，給他父親一個。信封裡的錢數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數目，據說貪汙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對於農村人家，三千元有時是足以解危救難的。對於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錢白給別人，也是要下很大決心的。須知那時我還從沒掙過一分錢，花的都是父母的錢。倘若「校長媽媽」和於姥姥沒給我留下錢，我就是有那份給的心也根本沒那份給的能力。

我之捨得，是為了斷。

我太怕自己成為一個有不少窮親戚的人了。坦率說，怕極了。

我不願承認神仙頂的一個老男人和一個精神不正常、一個頗有心機的中年婦女以及她們的下一代與我有親人關係。

我想用九千元問心無愧地將這種令人煩惱的關係來個一刀兩斷！

我獨自向前走時一次也沒回頭。

我估計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點兒就轉身向他擺擺手了，但超乎尋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陽西沉。時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幾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裡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燒一抱莊稼的秸稈就夠做頓飯了，山上的花樹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對山林的管理也嚴多了，包括花樹在內，砍了要罰款的。經過幾年的保護，神仙頂四周又是山花爛漫的風光了。在那麼美的自然環境中生活著幾代被貧窮壓迫得氣喘吁吁的農村人，這種反襯使我覺得我眼前所見如夢如幻特不真實。雖然我二姐當面對我說「生活好過了」，但神仙頂的變化與玉縣、與臨江、與貴陽這些大小城市的變化相比，簡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變化幾十年間如果用「日新月異」來形容，那神仙頂的變化就如蝸行，而且體現為各家各戶小打小鬧的「折騰」。

我的第二次神仙頂之行，不是尋根，宛若尋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國城市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差距之巨大。

我對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頂這一事實，內心充滿無可奈何的惶恐。

我懷著此種惶恐回到了家裡。

我在家裡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書房，在臺燈的光照之下，我養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著一個和我「校長媽媽」歲數差不多的女人——他摟著她的腰，將頭偎在她懷裡；而她的一隻手，輕輕愛撫著他的頭髮，另一隻手放在他肩上。

門被我推開那一刻，我寧願自己是瞎子。

我養父緊跟著我進入了我的房間。

我衝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為的那樣，明天我再向你解釋……」

「你最好永遠也不要向我解釋！我不聽！」

我的喊聲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媽媽的好友，是我和你媽媽共同的朋友！……」養父的聲音也高了。

「那更可恥！」

「住口！你沒資格妄加評論！」

他的音調都變了。

他惱羞成怒了。

「資格」二字，使我頓時冷靜了。

我拒之千里地說：「我要睡了，請離開我的房間行嗎？」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摜門而去。

半夜，我拖著拉桿箱離開了那個我生活了二十年卻自認為已沒「資格」再當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縣一家最好的賓館。它是養父替玉縣融資，請人設計，在二○○○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學，拉桿箱是他給我買的。除了那家賓館，別的入住之所可能都會有人認出我是誰，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議論。我在玉縣的知名度太大了，並隨著他的政績而日增。除了他給我買的拉桿箱，我也再無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裡打了次電話，請養父原諒我昨晚的冒犯，告訴他我情緒平定了，要直接回學校去了，請他對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對我的態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評。他說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長媽媽」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還是「校長媽媽」和他的證婚人。因為我小孩子不瞭解的某種「歷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長媽媽」生前經常當著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邊，你可要替我照顧他。」

養父的解釋聽起來像小說情節。

我說：「爸，你們大人之間的這種關係令我感動，我再也不會說三道四了。」

他聽出了我並不怎麼相信，又加重語氣說：「你‘校長媽媽’也給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遺書，你再回來我可以給你看。你不要因為你的‘校長媽媽’不在了，就覺得這裡不再是你的家了，這裡永遠是你的家！」

我說：「爸，我明白。」

實際上，我確實認為那個令我眷戀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麼還會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從沒見過的阿姨已夠使我感到彆扭的了，倘若以後再多了那阿姨的三親六故，叫我如何處理那種關係，情何以堪呢？

我聯想到了韓賓對我說的話：「複雜了，太複雜了。」

我有些理解韓賓了。

即使我百分百相信養父的話，我也難以接受「複雜了，太複雜了」的關係。

何況我並不百分百相信他的話。

第二天上午我從賓館直接回到了學校。

我的人生一下子有了目標——不是有了方向，僅僅是有了一個明確的階段性的目標：那就是，要加倍努力學習，爭取以最優的成績畢業；接著，考研；也許，還要考博。

但考什麼學科什麼專業我還沒想法。

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對自己的人生不應再有任何依賴心理。養母已然故去，繼續依賴養父的人生，那是多麼沒出息、多麼低等的人生啊！

我要開始「校長媽媽」所說的那種「實命」的體驗了！

然而，我的努力目標成了泡影。

在學生食堂，在用餐的同學最多的時候，一名陌生的藝校的女生當眾扇了我一耳光。

她是韓賓的前女友，他倆「破鏡重圓」了。她將他倆的關係一度破裂歸罪於我，而我根本不知韓賓曾有女友。

情急之下，我將一碗熱湯潑在她臉上，她被燙傷了。

我受到了處分，便又成了大學裡的「名人」。

但我變得承受力特強了，努力學習的勁頭兒並沒太受那件事影響。

真正使我的努力目標成了泡影的是神仙頂的人們——一些我不認識，但自稱與我有親戚關係的人。

先是我收到的信多了。「親戚」們要求我通過市長爸爸為他們辦成這樣或那樣的事，解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既然我的兩位姐夫都算是我的親戚，那麼他們的親戚的親戚當然也算。

我在學生宿舍走廊裡接了我養父一次電話。

他說常有我的「親戚」去找他，讓我告訴他們，有什麼困難什麼問題，最好先通過相關部門，比如信訪辦，向政府反映。

養父的話說得十分婉轉，但我聽出了他已不堪其擾。

二○○二年，正是中國民間問題多多的年頭。

而我這邊也焦頭爛額——常有「親戚」找我找到宿舍裡或教室門口。甚至有十幾名上訪的人蹲守在校門外。

他們的理由是：「誰叫你是咱神仙頂的人啊？誰叫你爸是市長啊？見你不是比見市長容易嗎？不找你我們找誰啊？你能不給我們這點兒方便！」

「哪天你與你養父關係生分了，我們不是想沾光也沾不上了？」

校方因而找我談了一次話，鄭重指出——學校不是信訪辦，我必須想辦法杜絕那類現象……

一天，我趁同宿舍的同學都上課去了，留下一封信，倉惶逃躥似的逃離了學校。

二○○二年，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是最吸引想尋找機遇的年輕人的城市。

我乘上了飛往深圳的飛機。

別說方向了，我的人生連階段性目標也報廢了。我對我的「宿命」已生厭煩，決心換一個地方開始我的「實命」。

飛機起飛後，我內心默語——永別了神仙頂，我將我在你那裡的根刨出來了，帶走了，我與你以後再無任何關係了。別了玉縣，我又回到你懷抱之時，將只能是某年的清明瞭，而我是回去祭奠我的「校長媽媽」……

是夜我安睡在深圳的機場賓館。

我的每一步驟都是按照前一天夜裡的計劃進行的。

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了一個對自己的任何決定都有計劃、講步驟的特理性的姑娘。

除了理性，我身處異地，舉目無親、四顧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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