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老支書來到了我們家。
我父親在做飯，我二姐在幫我父親燒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裡，替我母親擦臉、洗手、洗腳。
我家吃飯的破方桌的桌縫，插著一排竹籤子，每支籤子上都穿著一串煙燻火烤過的古怪東西。
何廣泰瞅著問那是什麼？
我父親說是張家貴送來的青蛙肉。張家貴是當年的一名「老高三」返鄉知青，在一九八二年，仍是神仙頂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從前他曾一心考大學，他的老師和同學都認為他肯定能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滿滿。但「文革」使他的理想徹底破滅了，返鄉後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談戀愛。恢復高考後，與他相依為命的老母親又癱在床上了。等他盡了最後的孝心，傳送走了老母親，已經到了一九八一年了。此時我大姐何小芹，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顏值高得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書親自替我大姐向他說媒，居然一說就成了。神仙頂的人普遍認為，他肯放棄高考夙願，無非由於這麼三種原因——那夙願本身被生活磨去了光彩，如同敗落了的宅院門上的一把鏽鎖，持有鑰匙的人已懶得嘗試那把鎖還能不能開啟；二是他剛被選為村長，人們寄託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也想證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種能力；最後一個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
人們又普遍認為——最後一個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據我二姐說，張家貴以前並沒太注意過我大姐，等他開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為說到底，他不過是神仙頂的一個三十二歲的大齡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於曾是「老高三」，這一頁已徹底被歷史翻過去了，不再能成為優越於別人的資本了。而且，提親時我大姐才十六歲多，他的年齡比我大姐大了一輪。
都三十二了，就是考上了大學又怎麼樣？四年後大學畢業三十六了，不論在學校裡還是畢業後，他能找到何小芹那麼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輩子活得好不好，無非是由財運、官運、口福、豔福四樁事決定的。四樁事中，豔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個男人豔福不淺，當官的人有錢的闊佬也是嫉妒的。就他張家貴那麼一個神仙頂的大齡光棍，能與何小芹訂下婚事，他就別再做其他的夢了，一輩子知足吧！——村裡的男人，特別是光棍，對我大姐與張家貴的婚事基本上如是議論。
至於我大姐心裡怎麼想的，對自己的婚事中意還是勉強，我從沒問過我二姐，她也從沒主動說。我認為那也是最不該問我父親的話，我父親同樣沒主動聊過，所以我至今一無所知。
我父親倒是跟我說過這樣的話——神仙頂的何姓人家，對於張家貴終於沒能成為村裡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大學生，背地裡是欣然相慶的，因為他不姓何，而姓張。如果第一名大學生產生在雜姓人家，將使神仙頂大多數何姓人家覺得沒面子，會有集體的失落感。連何廣泰也是這麼想的，儘管他是支書。一方面，人們不願看到張家貴成為神仙頂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大學生；另一方面，人們又集體地擁護他成為村長，集體地對於他寄予種種厚望。
人心有時候真是古怪，像插在我家破桌子桌縫間那些竹籤上的東西一樣古怪。經過煙燻火烤，如果沒人告訴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麼。
老支書走到桌前，後背雙手，彎下腰細看著那排竹籤子，又問：「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我父親說有幾支籤子上穿的是蛇肉。張家貴打死了一條一米半長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這位未來的老岳丈。
而我二姐後來對我的說法是——張家貴是為了取悅我大姐才特地送來的。
老支書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說他已很久不知肉味兒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爾吃到的肉。他一邊說，一邊拔下一支籤子，開始吃在他看來是蛇肉的東西；還讓我二姐給他點兒鹽，說蘸著鹽吃才別有滋味，要不好東西也吃瞎了。
我父親說家裡斷鹽了，本來當天要到鄉里去買的，不承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傘兵，沒顧上。他吩咐我二姐從鹹菜罈子裡舀出一小碟鹹菜水，請老支書蘸著吃。
老支書其實並不算老，才五十三歲，當支書的年頭很長了，人們稱他老支書，體現著對於黨的代表人物的敬重。
他是為那件空軍上衣來到我們家的。
他說我家不該獨佔那件上衣。那麼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縣城去賣，估計五六十元都會順利出手。我家獨佔了，村裡不少人有意見。
我二姐一聽就火了，丟下撥火棍，騰地往起一站，雙手叉著腰說：「那是人家傘兵哥哥送給我姐的，怎麼就成了我家獨佔了？誰愛有什麼狗屁意見就有，犯不著你支書到我家來唸這套不三不四的經！」
老支書倒也沒生我二姐的氣。大概他覺得，自己是支書，與我二姐那麼一個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頭一般見識不成體統。
他望著我父親繼續說他的理——如果現在神仙頂還是個生產隊，那麼，一名傘兵因為隊裡幫了他而送給隊裡任何人的東西，都應該看作解放軍送給大家的東西，理應歸集體所有……
我父親軟言軟語地懟了他一句：「可現在不是那時候了。」
老支書嘆了口氣，據理力爭：「是啊，不是那時候了。但對那傘兵幫忙最大的，你得承認還是些跑前跑後、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們起作用了，好處卻一點兒沒他們的份兒，他們很不滿，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我二姐張張嘴沒話說了。
我父親愣了會兒，憋出幾句話：「難道你要把那上衣收走，讓人到縣裡賣了，再把錢分了不成？」
這時我大姐從屋裡出來了，端著水盆生氣地說：「傘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給我時，明明說的是‘送給你留作紀念吧’。他說的可不是‘送給你們’，你支書當時也聽到了他的話。既然他是送給我的，誰都別想把它從我家要去！」
老支書尷尬了。
他解釋說他不是來要那件上衣的，更沒想把那上衣賣了，把錢分了。
他離開桌子，拿著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對我父親說：「永旺啊，我與你家，論起來還多少沾點兒親，我對你家咋樣，你心裡還不清楚？我沒別的意思，只不過是來給你提個醒。誰心存不滿，也是人之常情，擺平他們的情緒不就得了嘛，比如買條煙分分，這也是應該的吧？雖然現在集體不是集體了，我也沒什麼實權了，但使神仙頂的人們搞好團結，我還有這個責任啊……」
我大姐聽了他的表白也無話可說了。
他的話不但在理，而且態度又是那麼地誠懇，出發點良好。
我父親望我大姐一眼，低頭默想片刻，明確表態說：「那行。我聽你支書的，買了煙由你支書代我家分吧。」
我父親說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
我大姐就一聲不響地出門潑水去了。
我父親又小聲對老支書說，他手頭一時緊，沒錢買菸。不過呢，他會讓張家貴買條煙交給老支書。
老支書說誰買都一樣嘛，家貴也不是外人。何況，春節時他和我大姐一成親，我大姐還不把那件上衣帶過門去了？那麼上衣不就成了他們小兩口的共有之物了？
他臨走時，又從桌上抽出一簽子蛇肉，在鹹菜水裡蘸了這面兒蘸那面兒。顯然地，他蘸著吃出癮頭兒了。
晚飯後，我大姐穿上那件夾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塊缺了角的鏡子前左照右照。我家就兩小間住屋。我父母住一間，我大姐二姐住一間。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鏡子，擺在一口舊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親的嫁妝，那面鏡子由於受潮，水銀斑駁，照人已經不清楚了。我二姐說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鏡子，她知道自己是個美人兒，不照也是美人兒。二姐後來說她照鏡子的次數反而多些，每次照時都想把鏡子砸了。二姐當年承認也有嫉妒大姐的時候，但自從大姐和張家貴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頂？得嫁個比自己大一輪的平常男人？
我二姐後來說，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晚上，在短短一截蠟燭的燭光裡，穿上了那件夾克式的軟皮上衣的我大姐，美得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網語來說那就是——美得不行不行的。
我大姐似乎也對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儘管她臉上並沒呈現出自我欣賞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時我大姐的表情簡直可以用「毫無表情」來形容。用我二姐的話說，「她那樣子好像魂飛天外了。」
我父母臨睡前關上了屋門，這是很反常的舉動。他們的屋子那麼小，關上門，不通風了，會使人感到憋悶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關門睡覺的。
這一反常的情況，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她就貓悄地走過去，偷聽父母在說什麼話。
我父親何永旺是獨生子；我爺爺也是，兩代單傳。我父母雖然都姓何，雖然已經有了兩個女兒，但有再多的女兒，也抵不上一個兒子。女兒總是要嫁出門的。
這是我父親的一塊心病。
我母親也覺得內疚。
於是，便有了我。我尚在母親的肚子裡，即將臨盆。
當年農村計劃生育的政策是允許二胎的，就是替農民考慮到了有子或無子、單傳不單傳的問題。別處如何姑且不論，反正在我們那個縣是那樣的。但是允許二胎了而某一人家還是沒有兒子，那就只能自吞沮喪，政策是不予同情的。
我父親求子心切，為我的出生做出了「戰略性部署」。我母親認為那不失為「英明」——我大姐訂婚時才十六歲多，一年後的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歲多了；春節時成婚，離滿十八歲只差兩個多月。在神仙頂，這種情況是可以先成婚，兩個多月之後再辦證的。
那麼，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個女兒了。我的出生，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而以有兩個子女來論了。
老支書何廣泰確實與我家沾親，當然會急我家之所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古人那兒，「後」或許並不專指兒子，但在神仙頂，「無子」即等於「無後」，茲事體大。由於他從中周旋，鄉里對我母親又懷上了我這件事，基本上持的是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
剩下的問題是，僅僅是——我是子還是女？
我父母達成了共識，認為事不宜遲，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他們看出了我大姐的狀態有些不對頭，唯恐我大姐婚事起變——那麼我的出生，不管是子是女，都將成為棘手的情況了。
於是我父母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到縣城去。縣裡有位「半仙」，據說對預測胎兒的性別特別在行，收錢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從不會拒人於門外。我父親並不是連買條煙的錢都沒有了，他有十幾元錢，是要第二天帶到縣裡去用。
如果我竟被預測是女孩，那麼他們將按「既定方針」——將我送人。
預先聯絡過的是山下的兩戶人家。一戶願給我家兩袋紅薯作為謝禮；另一戶願給三四十片魚鱗瓦。我家房頂已多處漏雨，不換瓦不行了。
我父母商議的結果是——將我送給以兩袋紅薯作為謝禮的人家更划算，因為吃兩袋紅薯會省下不少糧，賣了省下的糧，能買不止三四十片瓦。
幾個月沒再與那兩戶人家溝通了，我父母也擔心他們變卦。
我母親憂慮地問：「真那樣咋辦？」
我父親嘆口氣，沉默良久才說：「那就白送給肯要的人家吧。」
我母親說：「我懷這一胎懷得很辛苦，那不虧死了？」
我父親說：「虧也沒有別的法子啊！再為誰家養大一個兒媳婦這事，我是夠夠的了。難道你還沒夠？」
我母親就低聲哭了。
我父親勸道：「哭什麼啊，你那想法它是鑽牛角尖兒的想法嘛！也許這次你懷上的真就是個兒子呢！」
二十六年後我二十六歲的時候，我二姐與我促膝相談的那個夜晚，她當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滿面地把我父母當年的「密謀」講給我聽。
我卻沒笑。
也想笑來著，就是笑不起來。
我的心連續抽搐了幾下，像被低壓電流擊著了似的。
我又一次覺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還沒出生就已經被註定了的命；還心疼神仙頂的人家當年那種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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