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這一天我還沒出生。然而我對此日保留著特別鮮活的記憶——因為關於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從這一天講起的；我父親也是。彷彿兩天後我的出生，與這一天有著直接的關係。
將近中午時，陽光特好。
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陽出來吆嗬，喜洋洋來喲」。貴州山區的農民，對太陽也有同樣的親與愛。九月是我的故鄉神仙頂最美好的季節。在這個季節，人們終於能夠見到綠以外的另一種色彩——金黃了。說到綠，世人好感多多，但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你的眼裡除了綠很難見到別的顏色，那麼綠其實足以對你形成一種色彩壓迫，使人覺得自己彷彿被囚困在綠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島上的人會對周圍茫茫大海的藍產生絕望一樣。
神仙頂既是地名，也是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還是地名在先，沒誰說得清楚。
顧名思義，神仙頂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幾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頂是一處山頂平地，有足球場那麼大。因為有平地，所以逐漸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後，就叫村子。實行「公社化」以來，被叫作第二生產隊了。所以，說「神仙頂」指的是那裡，說「二隊」指的也是那裡。包圍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頂再無平地，也就再無人家。它是該縣最接近縣界的一個村，再往山裡去，就無人煙了。走二十多里後，就到另一個縣的地界了。
「走」只是一種說法。因為根本沒路，沒人那麼走過，更沒人登上過周圍的山頂。
八月開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壩子上的稻田由綠漸黃。九月十日以後，全壩子變成了一塊平坦坦、金燦燦的地毯，神仙頂的人們望著，心情老喜悅了。人們的家全在高於壩子的周邊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是石砌的，上半截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叫「棚」似乎更恰當。不過當年的山民，對住得怎樣並不在乎，也可以說沒什麼要求；人們更在乎的是吃飽肚子。沒誰膽敢在壩子上建一個像樣的家，僅有的一塊農耕地是絕對不許被佔用的。這一點人們皆有共識，不僅僅是敢不敢的問題。
幸而有九月這個雨天較少、陽光明媚的季節，神仙頂的人們能夠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確乎，整個九月，神仙頂的多數日子是好天氣。也確乎，神仙頂的人們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陽，感恩收穫，感恩一壩子金燦燦的黃色。
在神仙頂的人們看來，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觀賞性，但誰家也不種花。種花被視為不著調的行為，不論男女，種花人皆被認為是不靠譜之人。由於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也是菜苗——人們對土地的珍惜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而且極具傳染性，一代代由大人傳給孩子。人們的視野中已經看不到花樹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屬於公家的——不屬於隊裡也是屬於公社的，屬於鄉里的，屬於國家的。花樹雖然也是樹，卻只有觀賞價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漸被砍光，鋸成段，當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給各家各戶了。有小孩兒、老人或病人的人家，照例會多分到一些，體現著生產隊這個大家庭般集體的溫暖。因為不種花，人們對野花便特別愛護。如果有好看的野花開放在哪兒，就會成為人們閒聊時的新聞。發現了的告訴還沒看到的，沒看到的往往會抽空兒去看一會兒，還往往帶上大小孩子，讓孩子們同時也看到稀罕。這種對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們對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時證明，對美的渴望，在人們的內心裡是多麼地根深蒂固。
大人們經常囑咐自家孩子：「可不許偷偷去折啊，那會遭人罵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來別人看不到了強。」
大人們的言傳身教，使神仙頂的孩子們從小就懂得，雖然野花只不過是野花，但若折回家來，肯定是不對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將近中午時，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裡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芹，當年十七歲多了，據說是神仙頂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當年十五歲，長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顏值沒法比，也不如我大姐聰明伶俐。往直了說，其實挺笨，甚至有點兒缺心眼兒似的。後來我聽她自己說，她許多方面像我媽。
我二姐有點兒累了。
她放下鐮刀，雙手撐膝，望著眼前那片金燦燦的黃說：「真捨不得再割倒它們了，沒看夠。」
我大姐訓她：「有什麼好看的？年年不都這樣嗎？快割！割完眼前這一小片兒回家吃飯，我都餓了。」
我大姐的話更接近事實。
麥子也罷，水稻也罷，只有初黃的短時期裡才黃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陽光的照射之下，才會給人以「金燦燦」的印象。到了該收割的時候，那種黃已經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過的舊紙板的顏色了。
我二姐沒聽我大姐的。
她索性雙手叉腰，挺直了身子，往後仰著頭望天空。
她腰痠了，脖子也僵了。
這麼一來，她見到天空出現了她第一次見到的景象——一架降落傘懸著個人正緩緩降落。
「姐你快看！」她驚叫起來。
我大姐也挺直了身子，望著說：「是個傘兵。」
我二姐說：「真想將來能嫁給一個兵哥哥呀！」
我大姐懟了她一句：「別做夢！難怪別人背地裡說你傻，兵哥哥能娶一個神仙頂的姑娘嗎？全中國別處的姑娘都嫁人了嗎？」
她倆正這麼說著呢，降落傘朝我們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來。那傘兵並不願落在農民的水稻田裡，她倆都看出來了；他努力改變方向，但降落傘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們何家的稻田裡。並且，降落傘將我的兩個姐姐和傘兵罩在了一起。傘兵首先擺脫了降落傘的糾纏，儘管他的一隻腳在著陸時嚴重扭傷，仍幫我的兩個姐姐從傘下鑽了出來。
二十六年後，我二姐對我說：「其實我願意被降落傘多罩住一會兒。」
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對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進行姐妹之間的聊天——關於那天，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的事，主要是我二姐告訴我的。
我問為什麼？
她說：「像在轎子裡。」
我問什麼轎？
她說：「當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轎啦。」
接下來的事就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傘兵，不，應該說是「傘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導我大姐怎麼樣再怎麼樣，順利地將降落傘收攏，捲起。
我二姐還說那傘兵哥哥很帥。
他像「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似的，直接從天上掉在我兩個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提起來就興奮。用她自己的話說那就是：「這輩子再沒遇到過那麼開心的事」。
而對於我大姐，卻是不幸之事——但那「傘兵哥哥」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他毫不知情。
我二姐帶著老支書何廣泰和幾個男人跑回來了，他們就近將傘兵哥哥用門板抬到了我們家。
我父親何永旺是神仙頂的農民，我母親何花也是。神仙頂姓何的人家最多，許多人家的父母是五服之內的親戚，婚配屬於親上加親。孩子出生後，不論隨父姓還是隨母姓，反正都姓何。好處是夫妻關係都比較和睦，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太聰明，像我二姐。
我大姐是個例外。
據老輩人講，清末時期，省城有一姓何的大戶人家，由於家中出了「亂黨」領袖，當家的唯恐遭到滅門之災，帶著家人和一批男女婢僕連夜逃入深山，落戶於神仙頂。而神仙頂的雜姓人家，大抵是當年跟隨主子逃到神仙頂的婢僕們的後代。
我二姐曾說：「咱家姓何，證明咱們姐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統。」
我二姐這麼說時，正在洗雞腸子。當年，絕大部分中國的農村人家殺雞後是捨不得將腸子扔掉的，會以各種方法做來吃了。但洗雞腸子是很麻煩的事，那麼細，先得一段段的先剖開，那樣才能洗乾淨。而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趙凱，正在洗一塊豆腐。豆腐是為了招待我，前一天從山下的集上買的。天熱，怕隔夜就壞，買回來就埋在灶灰裡了。灶坑裡的新灰被農村人認為是絕對乾淨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時誰將自己弄出了紅傷，若身邊沒藥，也會趕緊抓一把灶灰捂在傷口上，先把血止住。
那時已經是二○○八年了，我二姐四十一歲，是一兒一女的母親了。趙凱的姐姐趙俊，已經成了別人家的兒媳婦了。我二姐和趙俊已經在各地打工多年，她們是因為我從深圳回到神仙頂看望我父親，專程從外地趕回來與我團聚的。
我沒想到二姐竟會忽然說那麼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趙俊也沒想到，抬起頭像我一樣愣愣地看著她媽。她盯著她媽的臉看了幾秒鐘，緩緩將頭轉向我，目光似乎在問——小姨，我媽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哪兒知道我二姐那話是什麼意思呢？不，也不是不明白，她那話說得很明白，意思無非就是我們何家的血統還是挺不錯的。話裡有幾分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幾分弦外之音。
趙俊不明白的是這話的弦外之音是什麼。
而我，因為頭腦中已經形成我二姐的智商從小就偏低這麼一種認知，所以斷定她說話的水平根本不可能達到有什麼弦外之音的程度，遂覺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內心獨白，忽然脫口而出罷了。
我二姐說完，繼續仔仔細細地搓洗雞腸子，彷彿自己根本沒說過什麼話。
二○○八年，二十六歲的我已經有了深圳戶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月的工資已經七千多，是我們三姐妹中唯一有出息了的人，是唯一對我們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貧能力的人。包括我父親在內，我的所有親人——也包括我的兩個姐夫，都對我刮目相看。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我二姐不會在我面前反覆搓洗雞腸子。在我看來，她已經將雞腸子洗得夠乾淨的了。
我沒接二姐的話。
我因為她說出那麼一句莫明其妙的話，對她的智商更加憐憫。同時，我聯想到了另一個與血統近似的詞，那就是「宿命」。於是我也聯想到了我大姐的「宿命」，聯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從中來。
但我表情如常。
我已經習慣並且善於在親人面前隱藏內心的種種憂傷和憂慮了。我必須那樣，因為我在親人們眼裡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親人們從我臉上看出了憂傷和憂慮，他們會恓惶起來的。
我也沒對趙俊和趙凱說什麼。
我能對兩個晚輩說什麼呢？
我只是笑了笑，什麼都不說，內心裡憂傷著我自己的憂傷。
趙俊的手機忽然響了。她離開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機去了……
一九八二年的神仙頂還沒通電，也沒通電話。1982年在中國那樣的農村為數不少，多數在山區。
一名傘兵降落在神仙頂，神仙頂的人們頭一次遇到這種異事。那日我們何家分外熱鬧，大人孩子屋裡屋外地進進出出，都是為了親眼看到傘兵是什麼樣的兵。
那傘兵紀律意識特強，只對老支書何廣泰一個人解釋了他出現在神仙頂的原因——一架載著幾名偵察員的偵察機自昆明的軍事機場起飛，按原計劃飛臨雲貴兩省交界之處，一聲令下，偵察員們都應聲躍出機艙。而地面上，準確說應該是山林中，有駐紮貴州方面的陸軍組成的搜捕隊對他們進行搜捕……
那是一次兩省軍方空陸部隊進行的偵察與反偵察演習，屬於一次常規演習，並沒什麼重要的軍事針對性。當兵的嘛，不經常演習演習怎麼行？偵察機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氣流和風向，不得已飛過了雲貴省界，偵察員們全降到貴州這邊來了。他是最後離機的，自己也不承想會降到神仙頂這麼一個地方……
老支書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騎上村裡的公用腳踏車到鄉里去報告。那年已分田到戶，生產隊不叫生產隊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鄉政府了。好在打工潮還沒正式湧動，村裡的小夥子不少，爭著去完成報告的任務。也好在神仙頂離鄉政府不是太遠，也就十四五里，並且是下山路。
我二姐對我說，不僅她和我大姐覺得那「傘兵哥哥」一表人才，很帥，全村人都那麼認為。
她還說：「如果你大姐與那‘傘兵哥哥’成了夫妻，那才叫天設一對，地產一雙，生下的娃不知該有多漂亮！」
她對我說這話時已經四十一歲了，快做年輕的姥姥了，聊起當年事，還「傘兵哥哥」長「傘兵哥哥」短的，我聽著直心疼她。
兩個多小時後，鄉政府派來了擔架隊，將「傘兵哥哥」抬鄉里去了。在我家那兩個多小時裡，老支書只許我大姐陪那傘兵說話，不許其他人進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門檻上吧嗒他那一尺長的煙鍋。連我父親和我二姐也很自覺，與別人一樣待在家門外。只有我母親還躺在我家另一間屋裡，因為我快出生了，她的行動已經非常不便。
沒人知道我大姐陪那傘兵聊了些什麼，但當年許多人都聽到我大姐為那名傘兵唱歌了，連唱了幾首貴州山歌。我大姐不僅長得漂亮，唱歌也好聽。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親、我二姐和躺在屋裡的我母親，都聽到了那傘兵的鼓掌聲和誇我大姐唱得好聽的話。
鄉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一個人跟到了神仙頂，還帶了一套軍裝。或許，他們估計那傘兵的衣服肯定破損不堪了。其實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他還是換上了武工部的人帶給他的軍上衣，將自己脫下的空軍上衣送給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做成的上衣，連袖口上都有黃色的銅釦子。摸上去哪一個部位都非常柔軟。
傘兵在擔架上向人們揮手告別時，我大姐何小芹站在視窗，望著遠去的擔架已是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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