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座的大車廂被太陽烤了一整天，現在又坐滿了人，裡面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聶赫留多夫因此並未走進車廂，而留在車廂連線處。可這裡也很悶人，直到列車駛出鱗次櫛比的樓房區，有穿堂風吹來，聶赫留多夫才敞開心扉吸了一口氣。「是的，是被他們害死的。」他在心裡重複了一遍他對姐姐說過的話。他的腦海裡十分清晰地浮現出這一天的所有見聞，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個死去的犯人那張俊美的臉龐，以及他唇邊的笑容、額頭的嚴肅神情和被剃得發青的腦袋下方不大不小、輪廓分明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卻無人知道是誰害死了他。可是他被害死了。他和其他所有犯人一樣，是依照馬斯連尼科夫的命令被帶出來的。馬斯連尼科夫似乎只下達了一道平平常常的命令，用他潦草的筆跡在一份帶有印刷體抬頭的紙上籤下他的名字，他自然無論如何也不會覺得他有責任。為犯人檢查身體的監獄大夫更不會覺得他有責任，他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把病弱犯人挑了出來，他無論如何也沒料到天氣如此酷熱，犯人們這麼晚才被帶出來，而且還擠作一團。典獄長呢？……可典獄長只不過在執行命令，在某一天押走多少苦役犯和流放犯，押走多少男犯和女犯。押解隊隊長也不應負責，其職責即清點人數，在某處接收多少人，然後到某地如數交出這些人，他像往常一樣按部就班地押解這批犯人，無論如何也沒料到，像聶赫留多夫所見的兩位死者這般身強體壯的人，怎麼會支撐不住，倒地死去。無人有過失，卻有人被害死，且兇手正是這些對幾位囚犯的死亡不負任何責任的人。」

「情況之所以如此，」聶赫留多夫想道，「是因為所有這些人，省長、典獄長、派出所所長和警察，都認為世上存在著這樣的規矩，不一定非得用人道的態度去對待人。所有這些人，馬斯連尼科夫也好，典獄長也好，押解隊隊長也好，如果他們不是省長、典獄長和軍官，他們會考慮二十遍，在如此熱的天氣裡是否可以遞解犯人，是否應該讓犯人擠作一團，途中是否應該休息二十次，看到有人虛脫，喘不過氣來，是否應該把他帶出人群，帶到蔭涼處，給他喝點水，讓他歇一會兒，當不幸發生，也應表現出同情。他們並未這樣做，甚至不讓別人這樣做，這僅僅因為他們沒把那些人當人看，他們看到的並非他們對人的責任，而是職務及其要求，他們認為職務的要求高於人道態度的要求。問題就在這裡。」聶赫留多夫想道，「如果承認有什麼東西能比仁愛之情更為重要，即便片刻地承認，即便在某種特殊場合承認，那就足以幹出任何傷害人的事情，同時認為自己沒有任何過錯。」

聶赫留多夫陷入沉思，竟未發現天氣已變，太陽被近前一片低低的亂雲所覆蓋，自西邊的地平線飄來一堆淺灰色的烏雲，遠處的田地和森林上方已現出落雨拉出的斜線。烏雲投下潮溼的水氣。閃電不時劃破烏雲，火車的轟鳴聲越來越與隆隆的雷聲混為一體。烏雲越來越近，傾斜的雨絲被風吹打著，落在車廂連線處的平臺和聶赫留多夫的大衣上。他邁到平臺的另一邊，呼吸著潮溼的新鮮空氣和久旱逢雨的土地散發出的莊稼氣息，看著眼前飛速閃過的花園、森林、金黃的黑麥地、尚且泛綠的燕麥地和黑色的土豆地壟溝，土豆已開出深綠色的花朵。一切都像被抹了一層油漆，綠的更綠，黃的更黃，黑的更黑。

「下吧，下吧！」聶赫留多夫說道，欣喜地看著期待甘露的田野、花園和菜地。

大雨只下了一小會兒。一部分烏雲變成雨水落下來，一部分烏雲飄走了，最後一陣垂直的、細密的雨點打在潮溼的土地上。太陽又露出臉來，一切都在閃亮，東方的地平線上方現出一道彩虹，彩虹並不太高，卻很耀眼，紫色最為濃重，彩虹的一端若隱若現。

「是啊，我剛才想了些什麼？」待大自然的種種變幻告一段落，火車駛入一道兩邊都是高坡的溝壑，聶赫留多夫問自己道。「是的，我想到，所有這些人，包括典獄長、押解人員和各種公職人員，大多是溫順善良之人，他們之所以變得如此惡毒，蓋因他們擔任了公職。」他想起馬斯連尼科夫在聽他談起監獄裡的情形時所表現出的冷漠，也想起典獄長的嚴厲和押解隊隊長的殘忍，後者不準體弱者上大車，對在火車上痛苦不堪的產婦熟視無睹。「所有這些人顯然都是鐵石心腸，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這只是因為他們擔任了公職。作為公職人員的他們，仁愛之情難以滲入他們的心靈，一如雨水難以滲入鋪滿石塊的土地。」聶赫留多夫看著鋪滿彩色石塊的斜坡，雨水未能滲入地下，而呈一道道溪水流淌下來，他心裡想道，「或許，這陡坡必須鋪上石頭，可是看到這寸草不生的土地畢竟讓人傷心，它原本也像坡頂的土地一樣，能長出糧食、青草、灌木和樹木。人也這樣，」聶赫留多夫想道，「或許，這些省長、典獄長和警察都不可或缺，可是看到這些人喪失了人類最主要的品質，即相互友愛和相互憐憫，畢竟令人恐怖。」

「問題在於，」聶赫留多夫想道，「這些人將不是法律的東西視為法律，卻不將上帝置於人心中的亙古不變、不可或缺的法則視為法則。正因為如此，我和這些人在一起時便感覺特別難受。」聶赫留多夫想道，「我就是害怕他們。的確，這些人很可怕。比強盜更可怕。強盜畢竟還有惻隱之心，這些人卻不會憐憫，全無同情心，一如這些寸草不生的石頭。他們的可怕之處就在這裡。都說農民起義首領普加喬夫、拉辛可怕，這些人卻可怕一千倍。」他繼續想道，「如果提出一個心理學問題，即如何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讓這些基督徒、人道的人和善良的人幹下最可怕的惡行，卻不覺得自己有罪，那麼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保持現狀，就是讓這些人去做省長、典獄長、軍官和警察。也就是說，首先要他們堅信，有一種被稱作國家職務的事務，在做這件事時可以像對待物一樣對待人，不用對人持有人性的、兄弟般的態度；其次，讓這些擔任國家公職的人構成一個整體，這樣一來便不會有人單獨承擔他們殘忍待人的各種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沒有這些前提，我們這個時代就不可能出現如我今天所見的這些可怕事件。問題在於，有些人認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以愛心待人，其實這樣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可以不以愛心待物，比如可以不帶仁愛之心砍樹、做磚和打鐵，但對待人卻不能沒有愛心，就像對待蜜蜂不能沒有謹慎。蜜蜂有此天性。如果你對待蜜蜂不夠謹慎，便會使蜜蜂和你自己都受到傷害。對待人也是這樣。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友愛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法則。的確，人無法強迫自己去愛，一如他不能強迫自己去工作，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人可以不以愛心待人，尤其在他被人寄予厚望的時候。你若沒有愛人之心，就老老實實地坐著，」聶赫留多夫想道，他指的是自己，「隨意對待自己，對待物，但獨獨不能隨意對待他人。只有在想吃東西的時候吃東西，方才有益而無害，同樣，只有在具有愛心的時候與人交往，方才無害又有益。只要縱容自己不以愛心待人，就像自己昨天對待姐夫那樣，那麼，如我今天所見的那種面對他人的殘忍和野蠻便會無邊無際，給自己帶來的痛苦也會無邊無際，我通過自己的生活已深知這一點。是的，是的，是這樣的。」聶赫留多夫想道。「這很好，太好了！」他一遍遍地對自己說，體驗到了雙重快樂：清涼替換了令人痛苦的暑熱；他思慮已久的一個問題得到了極其清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