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列寧上大學時，聶赫留多夫就認識他。這是一個出色的兒子，忠誠的同學，就其年紀而言在上流社會已算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人士，他很有城府，總是彬彬有禮，風度翩翩，與此同時也非常誠實正直。他成績出眾，卻學得很輕鬆，沒有絲毫書呆子氣，所寫論文多次獲金質獎章。

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他均將為人們服務當作其青春生活的目標。他覺得，為人們服務的唯一方式就是擔任公職，因此畢業後立即系統地考察了他能夠勝任的一切工作，最終認定他最能施展才華的單位是負責起草法律文書的辦公廳二處，於是便進了二處。但是，儘管他精益求精、勤勤懇懇地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一切事務，他卻難以在這份工作中獲得能施展才華的滿足感，也無法意識到他做的一切都很有必要。由於經常與一位瑣碎異常、十分虛榮的頂頭上司發生衝突，他的這種不滿足感與日俱增，使得他最終離開二處，轉至參政院。在參政院他感覺好些，可不滿足的感覺依然如故。

他時刻感覺到，一切都與他的期待完全不同，與應有的結果完全不同。在他於參政院工作期間，他的親人們為他張羅到了御前侍衛的稱號，於是他就得穿上繡有金色條紋的制服，外披擋灰的白布圍裙，乘坐馬車去感謝各種各樣幫他謀得僕人身份的人。無論他如何努力，也無法對這種身份做出合理的解釋。他覺得這種身份比他的工作還要「不對勁」。可是，一方面，他無法拒絕這一任命，否則會令那些出面張羅的人傷心，那些人堅信他們的所作所為會給他帶來巨大滿足。另一方面，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俗品質，看到鏡子中自己身著繡金制服的模樣，看到這份任命引起了某些人對自己的敬重，他也十分得意。

他在婚姻方面也遇到類似情形。人們為他撮合的婚姻，在上流社會人士看來十分美滿。他之所以結婚，主要是因為，他若拒絕，便會傷害那位十分滿意這門婚事的未婚妻以及那些撮合這門婚事的人，同時也因為，迎娶這樣一位年輕漂亮、出身名門的姑娘，這也迎合了他的虛榮心，使他很是得意。可是，這門婚事很快就「不對勁」起來。變得比工作和御前侍衛的身份還要糟。妻子在生下第一個孩子後便不願再生，過起奢華的上流社會生活，無論他是否願意，他都得陪她同去。她不是特別漂亮，對丈夫也很忠誠，且不說她因此擾亂了丈夫的生活，即便她本人從這種生活中也一無所獲，除了勉為其難和疲憊不堪，可她依舊樂此不疲。他為改變這種生活做出的種種嘗試均以失敗告終，就像撞上石壁，因為妻子堅信這樣的生活必不可少，她所有的親朋好友均支援她的這一看法。

他們有個女孩，女孩披著長長的金色頭髮，光著兩條腿，長得一點也不像父親，更何況，她的舉止行為也與父親心中的期待相去甚遠。夫妻之間出現常見的互不理解，他們甚至不願意去相互理解，相互間展開一場沉默的戰爭，這戰爭不為外人所知，保持著體面，卻使他的家庭生活變得難耐。因此，較之於工作和御前侍衛身份，這樣的家庭生活變得更加「不對勁」了。

最「不對勁」的是他對宗教的態度。他和當時他那個圈子的所有人一樣，隨著智力的發展，他不費吹灰之力便掙脫了他自小接受的宗教信仰之束縛，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在何時掙脫的。作為一個嚴肅誠實的人，在年輕時，在讀大學時，在與聶赫留多夫接近時，他並不掩飾他對官方教會信仰的揚棄。可隨著年歲的增長，隨著他職位的提升，尤其是隨著保守勢力在當時社會的得勢，這種精神自由便於他多有妨礙了。且不說家中發生的事情，尤其是父親去世時要做追薦彌撒，且不說母親一直要他做餐前禱告，一部分社會輿論也認為應該這樣做，就是在工作中，他也不得不沒玩沒了地參加祈禱、祝聖、感恩以及諸如此類的禮拜活動，幾乎每天都有此類形式化的宗教活動，無法逃避。在參加這些禮拜時必須二者擇其一，要麼裝作他信仰那些他其實並不信仰的東西（他因其誠實的天性始終難以做到），要麼認定這些形式化的活動均屬虛偽，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再參與他視為虛偽的活動。然而，要完成這件看似無關緊要的事情卻要付出巨大努力，除了要與周圍所有親近的人進行長期鬥爭，還得改變自己的現狀，放棄公職，不再為人們謀利益。可他認為他通過擔任公職已經為人們謀得利益，他還希望在將來為人們謀取更大利益。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也的確堅信自己是正確的。當今任何一位有文化的人，只要有一點歷史知識，對一般宗教的起源以及基督教會的起源和分裂有所瞭解，也都會對自己的正常思維堅信不疑。他不承認教會的學說是真理，他當然認為自己在這一方面是正確的。

但是，在生活環境的壓力下，他這個正直的人也會撒一個小小的謊，他對自己說，為了證實不合理的東西不合理，首先就必須對這不合理的東西進行研究。這是一個小小的謊言，可這個小謊言卻把他引入一個他如今深陷其中的大謊言。他曾給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東正教是否正確。可他是在東正教的環境裡出生並接受教育的，周圍的所有人都要求他信奉東正教，不承認東正教他便無法繼續他有益於人們的活動，於是，他提給自己的問題事先便有了答案。因此，為弄清這一問題，他讀的不是伏爾泰、叔本華、斯賓塞和孔德等對基督教有所批判的思想家們的書，而是對基督教多加肯定的黑格爾的哲學書籍以及瑞士神學家vinet（法文：維奈）和俄國神學家霍米亞科夫的宗教著作。自然，他在後幾位作者的書中找到了他需要的東西，即某種近似寬慰的東西，像是在為他成長其間的那種宗教學說辯護，理智早已使他放棄這一學說，可離開這一學說整個生活都會充滿不快，只有承認這一學說，所有的不快才會很快煙消雲散。於是，他掌握了種種常見的詭辯，即個人的理性無法認知真理，真理僅能被作為整體的人所發現。認知的唯一方式是啟示，而啟示為教會所深藏，如此等等。從此之後他便可以心安理得、沒有任何虛妄之感地參加祈禱、追薦和彌撒，便可以餐前禱告，面對聖像畫十字，便可以繼續履行公務，他覺得這公務能給人們帶來好處，也能對他並不歡樂的家庭生活做出補償。他認為他有信仰，可與此同時，正是在宗教方面，他最強烈地感覺到，他全身心地意識到，他的這種信仰絕對有些「不對勁」。

正因為如此，他的目光始終是憂鬱的。正因為如此，見到他早年熟悉的聶赫留多夫，他便想起當年尚未沾染這些虛偽時的自己，尤其在他急不可耐地向聶赫留多夫暗示自己的宗教觀之後，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感覺到了所有這一切的「不對勁」，他因此感到十分憂傷。在老友相逢帶來的最初歡樂過後，聶赫留多夫的感覺也與謝列寧一樣。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兩人雖然約定還要見面，卻均未設法尋求見面機會，因此，在聶赫留多夫此次彼得堡之行期間，兩人再未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