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沒讓聶赫留多夫排隊等候，立即接待後者，並馬上談起孟紹夫母子的案子。他已閱過案卷，對毫無根據的指控感到憤怒。

「這個案子真氣人，」他說，「很有可能，火是房主本人放的，為了騙取保險金。不過問題在於，孟紹夫母子的罪行完全沒有得到證明。沒有任何證據。這就是偵查員的過分賣力和副檢察官的粗枝大葉造成的。這件案子是在縣裡審的，要是在我們這裡審理，我保證一定能贏，我還不要任何報酬。好，再來談談另一個案子，費多西婭·比留科娃寫給皇上的訴狀寫好了，您如果去彼得堡，就帶上它，親自遞上去，再找找人。否則他們只會問一問司法部，部裡的回應就是儘快脫手，也就是不管不問，因此不會有任何結果。您得努力把材料遞到最高層去。」

「遞給皇上？」聶赫留多夫問。

律師笑了起來。

「這就是頂層了。最高層是指上訴委員會的秘書長或主席。那麼，現在沒別的事了吧？」

「不，一些分裂派教徒給我寫信，」聶赫留多夫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封分裂派教徒的來信，「如果他們寫的是實情，這就是件怪事。我馬上就設法去見他們，瞭解一下情況。」

「我看，您成了漏斗和瓶口，監獄裡的所有冤屈都要從您這兒流出來，」律師笑著說道，「冤屈太多了，您管不過來的。」

「不，這可是一件怪事，」聶赫留多夫說，然後簡短地介紹了這樁案件的實情，即有些人在村裡聚集起來讀《福音書》，當官的過來驅散了他們。下一個週末他們又聚集起來，上面於是派來了警察，編了一份公文，把他們送交法院。法院偵查員審問了他們，副檢察官擬好起訴書，高等法院核准起訴書，他們遭到審判，副檢察官提起訴訟，桌上放的物證就是《福音書》，結果他們被判流放。「這太可怕了，」聶赫留多夫說，「這難道是真事嗎？」

「您對什麼感到奇怪呢？」

「一切都很奇怪，比如，我理解警察，他是奉命行事，可是負責起草起訴書的副檢察官，他應該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啊。」

「錯就錯在這裡，我們通常都以為檢察長和所有司法人員都是新潮的自由派人士。他們過去可能是，可如今卻完全變了樣。這些官員，他們只關心每月發工資的二十號那一天。他們領工資，想著加薪，他們的所有準則就侷限於此。他們隨心所欲地起訴人，審訊人，判決人。」

「一個人會因為與其他人一起閱讀《福音書》而被流放，真的存在這樣的法律嗎？」

「如果能證實他們在閱讀《福音書》時不按規定向其他人做講解，也就是做出譴責教會的闡釋，那麼就不僅能把他們流放到不遠的地方，而且能判他們服苦役。當眾詆譭東正教，根據《刑法》第一九六條，可判處終身流放。」

「這不可能。」

「我跟您說的是實話。我總是對那些法官老爺說，」律師繼續說道，「我能見到他們的面，就不能不感恩戴德，因為我沒去坐牢，您也一樣，我們大家都一樣，只能因此感激他們的好心腸。剝奪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特權，然後把我們流放到不太遙遠的地方，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可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切都取決於檢察長的隨意妄為。司法界人士可以遵循法律，也可以不遵循法律，那麼還要法院幹什麼？」

律師開心地笑了起來。

「瞧您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唉，老兄，這可是哲學。好吧，這個問題也可以談一談。您禮拜六來吧。您能在我這裡遇到一些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那時我們再談談這些普遍問題。」律師說道，帶著嘲諷的熱情道出「普遍問題」這幾個字，「我妻子您是認識的。請您那天過來吧。」

「好的，我儘量。」聶赫留多夫回答，他覺得自己言不由衷，如果說他要「儘量」做什麼，那也只是儘量不去參加律師家的晚會，儘量不與那些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混在一起。

當聶赫留多夫表示，如果司法界人士可以任意行事，可以遵循法律，也可以不遵循法律，那麼法院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律師聞之卻報以笑聲，他在道出「哲學」和「普遍問題」這些字眼時也帶有嘲諷的腔調。律師的笑聲和口吻使聶赫留多夫感到，這位律師，或許還有他那些朋友，他們看問題的方式與自己完全不同。儘管聶赫留多夫如今與申鮑克那樣的舊友們已有距離，但他仍覺得自己與這位律師以及律師圈子裡的人距離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