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赫留多夫來到法院，在過道里遇見昨日那位法警，便問他已被判刑的犯人關在哪裡，要見犯人須經何人批准。法警解釋，犯人們關押在不同地方，探視犯人的許可最終由檢察官做出。
「我審訊結束後再告訴您找誰，我帶您去見他。檢察官這會兒還沒到。審訊結束後再說吧。現在請您去法庭吧。馬上就要開庭了。」
聶赫留多夫謝過法警的好意，他今天覺得這位法警特別可憐，之後，他向陪審員休息室走去。
他剛走到陪審員休息室門前，卻見陪審員們魚貫而出，要去審判庭。那位商人依然興高采烈，像昨天一樣酒足飯飽，像遇見老朋友一樣迎接聶赫留多夫。就連彼得·格拉西莫維奇的過分親暱和哈哈大笑，如今也絲毫未引起聶赫留多夫反感。
聶赫留多夫很想把自己與昨日那位女被告的關係告訴所有陪審員。「其實，」他想道，「昨天審判時我就應該站起身來，當眾坦白自己的罪行。」但當他與其他陪審員一同走進審判庭，昨日的程式再度開始。
再次宣佈「開庭」，三位身著高領制服的人再次走上高臺，再次出現肅靜，陪審員們再次坐上高背椅，又是憲兵、沙皇肖像、神父，——這時他覺得，儘管他應該那樣做，可即便在昨天他也依然無法打破這份莊重。
開庭前的準備工作也和昨天一樣（除去陪審員的宣誓和庭長對陪審員們的交代）。
今天審的是一樁入室盜竊案。由兩位手持出鞘軍刀的憲兵押解進來的被告身材瘦小，二十來歲，身著灰色囚服，臉色也是灰色的，沒有血色。他一個人坐在被告席上，眉頭緊鎖地打量著走進門來的那些人。這個小夥子的罪名是與另一個同夥溜門撬鎖，從室內盜走幾小塊擺在門前擦腳用的舊墊子，價值三盧布六十七戈比。起訴書稱，警察在街上截住這個小夥子，當時他與同夥正肩扛擦腳墊。小夥子及其同夥立馬招認，兩人被關進號子。小夥子的同夥是個鉗工，他死在獄中，小夥子於是獨自受審。那幾塊擦腳墊就擺在物證桌上。
審判過程與昨天一樣，出示物證，提起公訴，傳喚證人，證人宣誓，訊問，專家證言，交叉訊問。證人就是在街上抓住他們的那位警察，他乾巴巴地回答著庭長、公訴人和辯護人的提問：「是的。」「不清楚。」「是的。」……儘管他像大兵一樣面帶呆板和機械，卻仍能看出他很同情那個小夥子，他並不情願談起他抓獲他們時的情景。
另一位證人是失主，是被盜房屋的業主，也是那幾塊擦腳墊的所有者。這個小老頭顯然肝火很旺，當被問及這些擦腳墊是否為他所有，他很不情願地承認是他的。當副檢察官問他打算拿這些擦腳墊做何用，這些擦腳墊對他而言是否十分重要，他火冒三丈地回答：
「去它的吧，這些破腳墊，我根本用不著。我要知道它會惹出這麼多麻煩，我不僅不找了，還會倒貼一張紅票子，就是兩張也行，只要別讓我來出庭就行。我坐馬車就花了五個盧布。我身體又不好。我有疝氣，有風溼病。」
證人們說了情況，被告自己也對一切指控供認不諱，他像一頭被捕獲的小野獸，不知所措地看著四周，斷斷續續地供述事情經過。
此案已審理清楚，可副檢察官仍像昨日一樣，不住地聳起肩膀，提出一些足以制服狡猾罪犯的巧妙問題。
他在發言中試圖證明，這樁盜竊案發生在有人居住的場所，是入室盜竊，因此這小夥子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由法庭指派的辯護人指出，這樁盜竊案並非發生在有人居住的場所，因此，犯人雖然有罪，但並不像副檢察官所說的那樣會對社會構成威脅。
庭長也像昨天一樣，像是客觀和公正的化身，他詳盡地向陪審員們解釋和暗示一些他們其實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的問題。像昨天一樣也數次休庭，大家也抽抽菸，法警也數次高喊：「開庭！」兩名手持出鞘軍刀的憲兵也忍住睡意坐在那裡，嚇唬罪犯。
審理此案時發現，這個小夥子還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送進捲菸廠，做了五年童工。這一年，他在一場勞資糾紛後被廠主解僱，他居無定所，在城裡閒逛，喝酒花掉最後幾文錢。在小酒館，他結識一位比他失業更早的酒鬼鉗工，兩人醉酒後便在夜間一同撬開門鎖，拿走室內最初碰到的一捆東西。他倆被抓住了。他倆如實招供。他倆被關進監獄，鉗工沒等到受審便死在獄中。此刻，小夥子被當作一個危險分子受到審判，應該把這樣的危險分子逐出社會。
「這樣一個危險分子，就像昨天那個女犯一樣，」聶赫留多夫一邊聽著審判，一邊想道，「他們是危險分子，我們就不危險？……我就是一個好色之徒，一個騙子，我們所有人，還有那些人，他們明知我是什麼人，卻不僅不鄙視我，反而尊重我，我們就不危險？即便這個小夥子真的是這個大廳裡對社會構成最大威脅的人，那麼在他已經落網之後，究竟該採用哪種更為合理的處置方式呢？
「顯而易見，這個小夥子不是什麼不得了的惡棍，而是個平平常常的人，這大家都看得出來，他落到眼下這個地步，僅僅因為他置身於產生這類人的環境。因此看來很清楚，為了讓這樣一些小夥子不再出現，就必須努力剷除會導致這些不幸者產生的環境。
「可我們是怎麼做的呢？我們抓住這個偶然落到我們手上的小夥子，儘管我們知道還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尚未被抓，我們把這個小夥子送進監獄，送入無所事事的環境，或強迫他從事極不健康、毫無意義的勞動，使他與那些和他一樣生活無著、誤入歧途的人為伍，然後我們用公家的錢將他自莫斯科省流放至伊爾庫茨克省，與那些最墮落的人待在一起。
「我們不僅沒有為剷除這些人產生的環境做任何事情，反而對製造出這些人的機構讚許有加。這些機構眾所周知，即工廠、作坊、飯店、酒館和妓院。我們不僅沒有取締這些機構，反而認為它們必不可少，並給予嘉許和調整。
「我們培養出的人不是一個，而是數百萬。之後我們抓住其中一人，便認為我們已做到一切，保護住了自己，我們再無任何任務，我們把他從莫斯科省送往伊爾庫茨克省。」聶赫留多夫想著，腦中浮現出鮮活的畫面。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挨著上校，他聽著辯護人、檢察官和庭長的各種聲調，看著他們洋洋得意的手勢，「這種裝模作樣要耗費多少精力啊。」聶赫留多夫繼續想到，環顧巨大的審判庭，看著這些畫像、燈具、椅子和制服，這厚實的牆壁和窗戶，想到這座龐大的建築，想到更為龐大的整個機構，想到由官僚、文書、看守、信使等構成的一支大軍，他們因為這出誰都不想看的喜劇而領取薪酬，本地如此，整個俄國亦如此。「如果我們把這些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於幫助那些被拋棄的人，而不是僅將他們視為能保障我們安逸和舒適的有手有腳的勞力，那麼結果又會如何呢？這個小夥子，」聶赫留多夫看著小夥子那張病態的、驚恐的臉龐，想道，「在他由於貧窮離開鄉村進城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憐憫他，幫他一把，結果就會大不一樣；或者在他進城之後，一天在工廠勞動十二小時，然後與他喜歡的年長工友去酒館，此時只要有一個人能對他說：‘別去那裡，瓦尼亞，這樣不好。’這個小夥子也許就不會去那裡，不會閒扯，也不會做任何壞事。
「可是卻一直沒有一個人過來憐憫他，當他像一隻小野獸那樣在城裡當學徒工，怕頭上長蝨子而剃光頭髮，一次又一次為師傅們跑腿買東西；相反，自從他住到城裡之後，在師傅和工友嘴裡聽到的卻是，好漢就是會騙人，會喝酒，會打架，會玩女人。
「等到他為不健康的勞動、酗酒和放蕩所害，疾病纏身，呆頭呆腦，夢遊一般毫無目的地滿城閒逛，一時糊塗鑽進別人的棚子，拖出幾張沒人要的擦腳墊，我們這些豐衣足食、富裕文明的人不關心如何剷除使這個小夥子落入當下境地的原因，卻要以懲處他的方式來改變事態。
「太可怕了！真不知這裡更多殘忍，還是更多荒謬。不過，無論是殘忍還是荒謬，均已達到極限。」
聶赫留多夫想著這一切，耳中已不聞眼前的審判。他也因自己的發現感到恐懼。他很奇怪，他之前為何沒能發現這一切呢，其他人為何沒能發現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