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完這些事後,第二天我就離開了他們,上了船。我們準備立刻就開船,但直到晚上都沒有起錨。次日大早,那五個人中間的兩個游到船邊,以最為可憐的腔調抱怨那另外三個人欺負他們,乞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讓他們上船,否則他們會被那三個傢伙殺了的。他們懇求船長讓他們上船,哪怕馬上把他們吊死也心甘情願。
看到這,船長假裝沒有我的允許他無權決定。後來,經過種種為難,他們也發誓痛改前非後,才把他們收到船上。然後,給他們每人一通鞭打,打完後再用鹽和醋擦傷口。此後,他們就老老實實,安分守己了。
此後,趁著漲潮,我吩咐用小艇把答應給那三個人的東西送到岸邊。經過我的說情,船長派人把他們幾個的箱子和衣服拿給了他們,他們收了,十分感激。我又鼓勵他們說,倘若將來我有船可派來接他們的話,我一定不會忘記他們的。
我離開小島時,把我做的大羊皮帽、傘和一隻鸚鵡帶上了船,作為紀念。我還沒有忘記拿走我前面提到過的錢。這些錢一直堆在那兒,根本用不上,早已鏽跡斑斑,銀光黯淡,若非拿在手裡摩挲擦拭一番,絲毫看不出原來是銀元。我從西班牙破船上拿來的錢也是如此。
就這樣,根據我在船上找到的日曆,我於1686年12月19日離開了這座小島。在這座小島上,我一共待了二十八年兩個月零十九天。我第二次得救的日子,跟我第一次得救的日子相同。第一次得救,是指我乘著長艇從薩累的摩爾人那裡逃了出來。這次,乘著這隻大船,在漫長的旅程之後,我於1687年6月11日抵達了英國。中間三十五年過去了。
到了英國,我才發現我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彷彿沒有一個人認識我。那位替我保管錢財的恩人和忠實管家還活著,但在這個世界裡活得很慘,她改嫁後又變成了寡婦,境況淒涼。我要她不要把欠我的錢放在心上,安慰她說我不會找她麻煩。相反,為了報答她以前對我的照顧和忠心,我盡我微薄之力給了她一點接濟。當然,那時我財力有限,只能給她一點點的幫助,但我安慰她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她從前對我的好。將來只要有足夠的能力來幫助她,我也決不會忘記她。這都是後話了。
後來,我去了約克郡。我父親已經死了,我母親及全家人也都沒了。我只找到兩個妹妹,和我一個哥哥的兩個孩子。由於我長年在外,大家以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沒有給我留一點遺產。總之,我完全得不到一點救濟或幫助,我帶的那麼點錢無法讓我在世上安身立命。
出乎我意料的是,這時卻有人找我報恩。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由於我欣然伸手,救出了船長,並讓船隻和貨物逃過一劫,船長在回國後,便向各位船東詳細地彙報了我是如何救出人和船的,他們聽後,便邀請我跟他們以及一些相關的商人見面。他們對我的行為大大地表揚了一番,又送了我兩百英鎊作為報答。
但是在對自己的生活處境作了幾番思考後,我感到這樣下去實在難以成家立業,便決定去里斯本,看看能否打聽到我在巴西的種植園的一點情況,以及我那位合夥人怎麼樣了。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以為我死了多年了。
抱著這一想法,我搭上了去里斯本的船,於第二年四月份到了那裡。在我這樣奔波的時候,我的僕人星期五一直忠誠地跟著我,他證明了自己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個最可靠的忠僕。
我到里斯本後,經過一番探詢,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把我從非洲海面救起來的船長。我真是喜出望外。船長現在老了,不再出海了,讓他的兒子接手船上的事,而他的兒子也老大不小了,仍舊在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家認不出我了,說實話,我也幾乎認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想起了他的模樣。當我告訴他我是誰時,他很快就記起我來了。
老朋友重逢,免不了有一番熱切的交談。接著你們也知道,我問到了我的種植園和合夥人的情況。老人家告訴我,他已有九年未到巴西了,但他可以保證,他離開那裡的時候,我的合夥人還活著。我曾委託他和另外兩位代理人照管我的產業。那兩位代理人都已經死了。儘管如此,他相信,我還是可以得到一份種植園發展的詳盡報告。因為,在人們以為我出事淹死了之後,我的幾位代理人就將我在種植園股份內應得到的收入,報告給了財政檢察官。財政檢察官怕我永遠也不會來認領這筆財產了,就作了如下的分配:三分之一給國王,三分之二給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用來救濟窮人,以及讓印第安人皈信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回來了,或者有人聲稱繼承我的遺產,那麼這筆錢就當歸還。只是劃撥給慈善事業的歷年收入是不能歸還的。但他向我保證,國王的土地稅收官以及修道院的管家一直在監督著我的合夥人,要他把每年的收入都列一個真實可信的賬目,並上交我應得的那部分。
我問他,他是否知道,種植園的發展已達到何等規模,他是否認為還值得經營。倘若我去巴西索回我應得的那部分,是不是會遇到什麼麻煩。
他告訴我,他不清楚種植園發展到了何等規模,但他知道,我的合夥人單靠他那一半股份所獲的利益,就已經成為當地土豪了。他跟我說,他現在想起來了,他曾聽說,上交國王的那三分之一,好像是撥給了某個別的修道院或宗教機構了,每年超過二百莫艾多。我要收回這筆財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的合夥人還活著,可以證明我的股權,我的名字在巴西也登記在冊。他還告訴我,我那兩個代理人的繼承人都是十分公正誠實,也十分富有的人,他相信我不僅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拿到我的財產,還可以從他們手裡拿到一筆可觀的屬於我的現款,那是從他們父親受我委託照管我的種植園開始,到他們放棄權利、收入繳公為止,大約十二年之內我的種植園的收入。
聽了他的話,我顯得有些焦慮不安。我問老船長,他既然知道我已立下遺囑,而且指定他這位葡萄牙船長作為我的全權繼承人,他怎麼會讓代理人來處置我的財產呢?
他跟我說,他確實是我的繼承人,但是並沒有關於我死亡的證據。如果沒有我業已死亡的確切證據,他是沒法成為我的遺囑執行人的。此外,他也不願意對遠在天邊的事情插上一手。他確實登記過我的遺囑,簽上了他的宣告。如果他能提交我的死亡證明,他早就會依據財產委託權,接過我的糖廠(他們叫糖屋),並命令如今在巴西的兒子去處理了。
「但是,」老人家說,「我有一個訊息要告訴你,可能不像別的事那麼容易接受。當時我們都以為你死了,全世界都以為你死了,你的合夥人和代理人以你的名義,把你最初六至八年的收入給了我,我也收了。當時種植園正要大發展,需要擴充裝置,建造糖廠,購買奴隸,不像後來那麼賺錢。不過,我一定會把我的收入及花銷的情況如實地報告給你。」
我和這位年邁的朋友又連續談了好幾天,他給了我一份賬單,是我種植園頭六年的收入記錄,上面有我的合夥人和代理人的簽名。當時交出來的都是現貨,如成捆的菸葉,成箱的糖。此外還有甘蔗酒、糖蜜等,都是糖廠的副產品。從這個賬單我發現,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但是如他所說,由於開銷大,起初實際收入是很少的。然而,老人還是告訴我,他欠我四百七十個莫艾多,外加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菸葉。那些貨物在回里斯本的海上失事,全部沒有了。那是我離開巴西十一年後的事。
這位老好人跟我說起他的倒霉事,他迫不得已,只好動用我的錢來彌補他的損失,入股買了一條新船。「但是,我的老朋友,」他說,「你要是缺錢的話,錢不會少你的。我兒子一回來,就可以把錢全部還給你。」
說完這話,他就開啟一個老舊的錢袋,給了我一百六十莫艾多。那條新船,他和他兒子各佔四分之一的股份,現在由他兒子開到巴西去了。他把他和他兒子的股份開了一張出讓證明給我,用作對我的其餘欠款的擔保。
我被這位可憐老人的誠實和善良深深感動了,以至於都有些不忍了。想起他過去對我的好,想到他怎麼把我從海上救起,他怎麼一直慷慨仁慈地待我,尤其是現在仍舊對我赤誠以待,聽到他對我說的話,我忍不住地慟哭。因此,我先問他,以他目前的境況,能否拿出這麼多的錢,會不會弄得手頭太緊?他告訴我,他不好說手頭不緊,但是這都是我的錢,我可能比他更需要。
這個好人說的每一件事都充滿感情,他說話時,我禁不住落淚。簡而言之,我拿了一百莫艾多,並讓他拿了筆和墨,給他寫了一張收據。我把剩餘的錢給了他,跟他說,如果我能拿回種植園,我會把其餘的錢也退回給他的(後來我做到了)。至於他在他兒子船上的股權出讓證明,我是斷斷不能收的。我說,如果我需要用,他一定會給我的,我知道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是如果我不需要,我是絕不會向他多要一分錢的。因為,他認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在巴西的產業。
說完這些,老人家問我,是否要他幫忙想一點辦法,來收回我的種植園。我對他說,我想自己去巴西走一趟。他說,如果我願意,可以去一趟;如果不願意,也有很多辦法保證我的權利,立刻把收入撥給我用。里斯本河恰好有船準備去巴西。他勸我在官方登記處登記自己的名字,他自己也寫了一份擔保書,宣誓證明我還活著,並證明當初在巴西拿地建種植園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他的擔保書照常規做了公證,又附了一份委託書。他指導我將這兩份檔案加上他寫的一封親筆信,寄給他在巴西的一個熟悉的商人。接下來就叫我跟他待在一起靜等回信。
沒有什麼是比這次委託手續辦得更光彩的了。因為在不到七個月的時間裡,我就收到了一個大包裹,是那兩位代理人的繼承人寄來的。正是由於這兩位代理人我才出海遇險的。包裹裡有下面這些東西,尤其是書信和文獻:
第一,是我種植園收入的流水賬。開始於他們的父親和這位葡萄牙老船長結算那一年,共有六年,應該給我1,174莫艾多。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的賬目,也就是他們把我作為失蹤者(他們稱為「民法死亡」)期間代管的賬目,共有四年。由於種植園的價值遞增,結存合計38,892克魯扎多,等於3,241莫艾多。
第三,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院長的賬單。他已獲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很誠實地說,除了醫院的開支外,他還有872莫艾多原封未動,他現在承認是我的了。至於上交國王的部分,則不能償還了。
還有我合夥人的一封信。他熱烈地祝賀我還活著,向我報告了我們產業提高的情況,每年的生產情況,並具體談到我們的種植園現在有多少英畝或平方米,是怎麼種植的,裡面有多少奴隸等等。他在信紙上畫了二十二個十字架,為我祝福,告訴我說,他說了無數遍「萬福馬利亞」,以感謝萬福馬利亞保佑我活著。他熱情地邀請我過去收回我自己的產業。同時,他還說,如果我不能親自去,我可以給他命令,他應該將我的財產交給誰。在信的結尾處,為了表達他和他家人對我的深情厚誼,又送了一份禮。那是七張精美的豹子皮,這些豹子皮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另一艘船給他帶回來的,看來那艘船的航行要比我幸運多了。他還給我送了五箱優質的蜜餞,一百枚沒有鑄過的金元,後者的樣子比莫艾多略小。
我的兩位代理人的後人還讓這同一支船隊給我載來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捆菸葉,還把我賬上結餘的財產折算成黃金,一起給我運了過來。
現在可以說,實際上也的確是,約伯的末端要比開端好得多。當我知道我的財富都送到我跟前時,我內心的狂跳真的是難以言喻。因為巴西的船隻都成群結隊,那帶了信來的同一批船也必定帶了我的貨物來,因此在書信傳到我手裡之前,我的財產已平安到達里斯本河了。總之,我面色蒼白,宛如病人。要不是老人家跑去給我拿了一瓶提神烈酒,我相信,這突如其來的驚喜違逆了本性,定會讓我當場死掉。
即使是喝了酒後,我仍感到非常難受,幾個小時也沒有好轉,最後請來了一個醫生。他問明瞭我的病因後,就讓我放血。放血後,我才緩解了很多,最終痊癒。我忠實地相信,我那種精神狀態,若不是用這種猛瀉的辦法去減輕的話,我早就沒命了。
突然之間,我就成了五千英鎊現金的主人,並且在巴西還有不動產(假如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每年有超過一千鎊的收入,就像在英國擁有土地不動產一樣。總而言之,我現在的處境,就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更不知道怎麼靜下心來享受它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答我原初的恩人,我善良的老船長。他在我受難之時仁慈待我,自始至終都以善意和忠誠待我。我把收到的每樣東西都給他看,告訴他,除了掌管萬事的上帝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得的。現在,輪到我回報他了,我要百倍地回報。因此,我先把他給我的一百莫艾多還給了他,然後請來一位公證人,請他起草一份字據,將老船長承認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痛痛快快徹徹底底地一筆勾銷。然後我又請他起草了一份委託書,委託老船長作為我那種植園每年利潤的接收者,並指示我的合夥人向他報告賬目,把我應得的收入交給那些常年往返的船隊帶給他代為接收。委託書最後一款寫明,在其有生之年,老船長每年都從我的收入中得到一百莫艾多,在他死後,他的兒子也將每年獲得五十莫艾多,終生如此。這樣,我總算是報答了老人家了。
現在,我接下來得考慮該走哪條路,拿上帝放到我手裡的不動產怎麼辦。實際上,跟荒島上的生活狀態相比,我現在要操心的事情更多。在荒島上時,我除了所擁有的,別無他求,除了我需要的,別無所求。而現在,我卻有了一大堆要緊的東西,我的事就是怎麼保證它們的安全。我現在可沒有洞穴來藏錢財,也沒有地方無需上鎖便可放金銀幣,直到它們生鏽發黴也沒有人動用。相反,現在我不知道該把它們放在哪兒,或該託給誰來保管。只有我的監護人老船長是誠實可靠的,是我唯一可以託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在召喚我去那裡一趟,但在我辦妥這些事,把錢財託給可靠的人保管之前,怎麼能貿然前往呢。起先,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那個寡婦,我知道她誠實,也會公正待我,但現在她一把年紀了,人也窮,據我所知,可能還欠著債。總之,我還是得自己攜著財產先回英國,舍此別無他法。
等我下定決心辦妥這件事,又過了幾個月了。我既然已充分地報答了從前的恩人老船長,令他心滿意足,我就開始想著這位可憐的寡婦。她的丈夫曾是我的第一個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時,一直是我的導師和忠實的管家。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請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寫信給他在倫敦的客戶,除了請他兌現我的匯票外,還請他把她找出來,把我匯過去的一百鎊現款送給她,跟她談一談,安慰她,告訴她,雖然她手頭窘迫,但只要有我在,她就會不斷地得到接濟。同時我又給我住在鄉下的兩個妹妹各寄了一百鎊,儘管她們並不急需錢用,但兩人的光景都不太好,一個結了婚但成了寡婦,一個雖然有丈夫但待她不好。
但我所有的親戚朋友中都找不出一個人,讓我敢把財產託付給他,免除我的後顧之憂,以便我遠赴巴西的。這真是讓我傷腦筋。
我一度起心去巴西定居,因為我以前也入過巴西籍。但我在宗教上總是有一點顧忌,讓我打退堂鼓。不過當前阻止我去那兒的並非宗教問題。我以前在巴西人中間的時候,已經公開地、毫無顧忌地皈依了他們的宗教,現在當然更無顧忌了。只是我會時不時地想起這件事,最近又想得比以往多,我一想到要在他們當中生和死,就開始後悔當初自己皈依了天主教,我認為以這樣的宗教身份死去可能並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