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別說陸游那兩句著名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原本「紙上」所涵蓋的專業，還只是釋道儒等學術領域。隨著時代變遷，尤其是到了靖康之變後，戰事上的接連失敗和北土淪亡，讓這一修辭的涵蓋範圍悄然擴大，別分出一條軍事向的進化路線。
北宋晁說之有一首《悲秋》：「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筆禿卻談兵。」元常指的是三國書法和軍事雙料名家鍾繇。詩中雖然沒提到紙，但卻用了「筆禿」來和」談兵「做對比，暗指一事無成，與作者前句自嘲「一生成底事」正好呼應。
在晁說之這兩句詩裡，已經隱隱約約地完成了「紙上談兵」的結構設計。就看後人何時完成「紙上」的修辭進化，然後把「筆禿」替換掉，與談兵相聯。
劉過《龍洲集》有歌雲：「不隨舉子紙上學六韜，不學腐儒穿鑿注五經」，這「紙上學六韜」之語，與談兵已無大異。
其他諸如王庭珪有：「欲將筆力扛九鼎，紙上有說能平戎。」唐仲友有「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戎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皆將紙上與兵事相聯。
至蔡戡《定齋集》，有一段頗有意思的言論：「夫去病用兵，與孫吳合者多矣，豈真不學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後之為將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孫武之法，紙上空言，不足觀也。」 他借評價霍去病，去嘲諷那些誇誇其談的將領，其中就用到了」孫武之法，紙上空言」這一修辭。雖說反用其意，但已完全具備了紙上談兵的種種內涵。
晁說之曾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劉過屢陳恢復大計，謂中原可一戰而取，王庭珪因作詩批判秦檜被流放嶺南。唐仲友、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他們對政局普遍懷有焦灼之情，更痛感軍事不利。因時政而情緒，以情緒抒修辭，不約而同以「紙上」相諷，實屬正常——不過在進化過程中，和趙括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代表「紙上談兵」的發明者是他們中的一人。只能證明在那個時代，這類用法已成為流行習語，結構和意象趨於成熟，就看什麼人能把它真正採擷下來，明於之書了。
時間到了元末明初，當時有一位大儒叫做劉如孫。當時在他的《湘南雜詠》裡，曾寫過這麼兩句「鄂垣僅有湘南地，朝野猶誇紙上兵。」他汲取了晁說之的結構設計，襲用已在南宋醞釀成熟的修辭結構，終於翻新出我們所熟悉的表達形式：紙上兵。
有意思的是，劉如孫身處明初，歷經戰亂，故有此語。此後這一修辭並未大紅大紫，有明兩百多年一直籍籍無名，少有人引用。到了晚明亂世，這修辭出現頻率陡然增加。
諸如郭之奇自稱「臣怯於師中，而勇於紙上。」石文器有「誰築道傍舍，難籌紙上兵。」等等。或以謙稱，或以代畫餅，用法不一。
「紙上談兵」在這一時期還衍生出一個變化：想想看，紙上談兵，那麼誰看紙看得多呢？自然是書生，所以書生談兵，一樣不靠譜。陳子龍就自謙過，說「本職以書生談兵，未協人望。」葛麟亦有云：「臣以書生談兵，宜為人笑」。黃克纘《數馬集》裡，把這兩種變化同時做過應用：「書生談兵，不過紙上空言。」
郭、石、陳、葛、黃等人，幾乎全是明季人物。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間方才身死；石文器聞明亡而素服哀號；陳子龍投水殉國，葛麟在卯湖與清軍激戰，中箭戰死。惟有黃克纘稍早，是天啟朝人物，擅長造炮。但他因為捲入三案爭執，又入閹黨東林之爭，堅持理客中，為左右不容，心力交瘁被迫辭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忍見朝政不靖，想做點事卻被豬隊友傷透了心。
靖康之變，」紙上」開始談兵；晚明亂世之交，紙上兵又一次頻頻現身。可見修辭興廢，和時局實在是密切相關。
兩朝領袖錢謙益攢過一部《歷朝詩集》，裡面收錄了劉如孫《湘南雜詠》，他對「紙上兵」這個用法印象很深刻。後來錢謙益給卓爾康寫墓誌銘，還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詳於武備，人皆易之謂「紙上兵法」耳」——不過這個算是貶義褒用。
有他帶頭，清代這種用法就更多了。華長卿有詩：「挾策休談紙上兵，鬢眉豪氣尚縱橫」。黃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孽海花》有「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張潮《幽夢影》:「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途說。」
誰最先把「紙上兵」變成「紙上談兵」，已不可考，但大率迄於雍乾之間。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記錄，幾乎都在這一時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黃雲渡評註中就明確用了「紙上談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語：「觀其摺奏情詞。不過紙上談兵。其於實在機宜。未必有當。」紀曉嵐的《四庫全書提目總要》評價陳造的《江湖長翁文集》時說：「蓋仿杜牧而作，不免紙上談兵，徒為豪語。」後來在《平臺紀略》後，也說「至今資控制之力，亦可謂有用之書，非紙上談兵者矣。」
更別說《紅樓夢》七十二回，黛玉湘雲在凹晶館聯詩，妙玉把詩續完，黛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卻天天去紙上談兵。
可見這句話在雍乾之間已成為習語，從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樂乎。後來還湧現出了一個異體用法，叫做「紙上譚兵」。譚，即是天方夜譚之譚。如魏源《聖武記》卷十二附錄有：「今日動笑，紙上譚兵」；文廷式《文道希先生遺詩》有：「莫道牖中窺日，便堪紙上譚兵。」
但還是沒人把「紙上談兵」和趙括聯絡起來。
「紙上談兵」和「趙括」，在修辭界各自為戰，各有發展路徑。兩者雖然略有淵源，但從唐至宋，始終並行不交。它們之間，只有一個「書生談兵」的用法，勉強可以作為聯絡交集。
兩者之間的最早接觸，是在明代。徐渭有自敘雲：「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為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於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為禁之者。」
這是以「紙（筆）上」喻空談，並且聯絡到趙括的最早例證。不過徐渭的「筆之於書」，是實指而非虛指，所以硬說兩者有關係，頗為勉強，最多算是雛形。
「紙上談兵」和「趙括談兵」的第一次正式見面，差不多要到晚清那會兒。朱雲錦的《豫乘識小錄序》：「據古人經行防守之地。謂某宜設屯田。某宜列堠戍。則尤為印板兵法。無異趙括之讀父書。」
所謂「印板兵法」，其實是紙上談兵的另一種表達，朱雲錦在這一個修辭的後面，接了一句「無異趙括之讀父書」，終於讓兩者發生了碰撞。趙括紙上談兵，已隱隱要現出身形來。
同一時代的沈葆楨，也加了一把火：「以武鄉侯之謹慎圖功，尚因輕信馬謖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趙括能讀父書而陷長平。昭遠自比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稱奇士竟至一敗塗地，房琯自誇車戰不過紙上談兵。」
殷浩是東晉清談名士，能言善辯，但領兵打仗一塌糊塗；房琯是唐代宰相，帶兵打仗時非要實行春秋車戰之法，以牛車兩千乘進攻，結果被叛軍打成豬頭。沈葆楨把趙括、馬謖、殷浩、房琯四個歸為一類，認為他們都是誇誇其談實戰無能之輩，雖然「紙上談兵」特指房琯，其實也同樣在說其他三人。
房琯是唐人，紙上談兵自然合乎情理。但畢竟這裡面趙括名氣最大，輸的最慘，於是一來二去，便在趙括和紙上談兵之間劃上等號了。
可見至少在同光年間，「趙括」已經顯示出了和「紙上談兵」相互融合的跡象。究其本源，「趙括談兵」和「紙上空談」兩組典故的結構不同，語意相近，就算用在一起，亦水到渠成之事，不足為怪。
從邏輯上說，未能盡覽天下全書之前，沒有百分之百的確鑿證據來回答「趙括紙上談兵」始見於何處。但從相關元素在不同時代出現的頻率多寡，至少能初步判斷出來一個大體脈絡。「紙上」自南北朝始見，每天下變亂，即有進化，自空言到談兵，至雍乾終成「紙上談兵」，同光方見趙括。
至於民國、解放及至今日所謂「趙括紙上談兵」，大體不離此淵藪。若是能明白這一修辭的前後源流，便會知道，這是用後進習語譬喻前人，並不意味趙括必須有紙上談兵這一動作。雖有不妥，不算大錯，只要別說實了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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