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人民永遠是最可愛的紙上談兵說趙括

紙上談兵，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成語典故。戰國時代的大將趙奢有個兒子，叫趙括，談起兵法來頭頭是道，連父親都說不過他。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君主請趙括取代廉頗帶兵，結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敗，四十萬人被秦兵坑殺。後人把趙括這種言過其實的行為，稱為紙上談兵。代指不切實際的空談。

這個成語流傳非常廣泛，但如果仔細想想，它卻存在一個致命的矛盾。

趙括活躍於西元前二世紀的戰國時代。而紙這種東西最早出現，是在西漢初年，真正大行於世，要等到東漢蔡倫的發明。戰國時候沒有紙，自然更不可能有紙上談兵這種修辭。就算趙括再誇誇其談，也只可能是簡上談兵、帛上談兵。

那麼紙上談兵這句成語，到底什麼時候冒出來的？又是怎麼和趙括髮生聯絡的？

關於趙括最詳細的記載，是《史記》中的《廉頗藺相如列傳》，裡面沒有提及任何紙、簡或者談兵的字眼。此後歷朝歷代的人，都把趙括當成是志大才疏的典型案例——但不過無論評價有多狠，並沒有人說趙括「紙上談兵」。

他們對趙括的評價，主要體現在兩個修辭元素上。

一是「讀書」。比如藺相如對趙括如此評價：「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勉強算是最接近「紙上談兵」意象的原話，但載體不是紙，而是書。

唐代胡曾有《詠史詩•長平》：「長平瓦震武安初，趙卒俄成戲鼎魚。四十萬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讀兵書。」即是從藺相如的這句話中化用。明代的大戲曲家王驥德在談論作曲原則時，也曾拿趙括做比喻：「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運算元、畫格眼、垛死屍，則趙括之讀父書。」

周亮工對此評價得更不客氣：「今日挺之真有子，當年趙括豈無書。」

到了清代，周壽昌有詩云：「趙括論兵事，安石秉國鈞。讀書豈不多，卒誤國與身。」詩作立意姑且不論，至少能看出趙括和「讀書」這元素之間，已有了一個穩固的習慣用法，貫穿唐宋元明清幾大朝代。

以至於經典蒙書《笠翁對韻》裡，特意給留了一句總結：「帝業獨興盡道漢高能用將；父書空讀誰言趙括善用兵。」

除了「讀書」之外，另外一個修辭元素則是「談兵」。

「談兵」本身並無褒貶，但如果字首加上趙括的話，意思與如今的「紙上談兵」幾乎契合。

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李白那句「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指的就是他。他給別人寫碑文，裡面有一段文字頗為有名：「趙括論兵，多闕舊學，班固述史，實賴家書。」

到了宋代，兵法大師何去非在自己的軍事著作裡也專門提了一筆：「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南宋劉克莊也有同樣的用法：「昔者趙括談兵，父不能察，而秦兵輕之。」

當然，這個用法也並非一成不變。徐夢莘在《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里，提及种師道時，稱讚其是「持重名將」、「不以口擊賊者」，馬上後面接了一句「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而奢謂括必敗」。這是把「空口」和趙括建立起了聯絡。

到了元代，名臣張養浩曾在一份奏書中，對趙括談兵的意義進行了相當詳盡的闡釋：「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正以兩軍之交，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為戰勝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

在這個闡釋裡，趙括除了談兵之外，還多加了一個「三寸舌」的要素，其實是徐夢莘「空口」的變化之一。

後來這種用法在明代又產生了一個新變化：「不曾上馬殺賊，安得哆口談兵。」

這話是楊嗣昌說的，「哆口」即「開口」。大概他是感於自己在前方殺賊拼命，後頭一群朝廷大員洶洶議論，才有此感慨。在他心目中，大概滿朝皆是趙括，才有此感慨。

無論變化為何，總之「趙括談（論）兵」這個組合，和「趙括讀書」一樣，已經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義。用清代趙藩在《邯鄲雜詠》裡的總結就是：「趙括談兵計以疏」。歷代說起趙括，無非談兵、讀書、論兵、辯博、狂躁、侈談、口舌、徒讀等語。

但這些修辭，始終跟紙沒什麼關係。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所謂「紙上談兵」又是怎麼回事。

「紙上談兵」，是把「不切實際」的抽象意義具現化到了「紙上」，從而構成一個隱晦的比擬，並明確指向軍事專業。這一修辭的形成，也並非一蹴而就，就像從海藻到恐龍一樣，有一個頗為漫長的進化過程。

「紙上」原本是個中性詞，僅指記錄，並微微有褒義，理論上是有機會享有竹簡一樣「名留汗青」的修辭待遇。可因為它質地太過輕薄，反而走向反面。

梁代陶弘景《登真隱訣序》：「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上，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雖然陶弘景批評的其實是「理未盡紙上」之人，並非否定紙上的價值，但整句話裡已隱隱把紙與實踐對立起來。

到了唐代《禪林寶訓》，把這條修辭徹底定了性：「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旁有註解：「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

於是「紙上」修辭從唐宋以降，一路墮落，幾成習語。如陳埴《木鐘集》：「法真圓機之士，非紙上之空言之也。」洪邁《容齋隨筆》：「乃知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跡。」可見紙這個載體，已和「空言」、「陳跡」牢牢地掛上了鉤，再也甩不脫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紙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語類》裡曾有教誨：「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話說的很漂亮，但做起事來卻不廉不義。他把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為，稱之為「紙上說」。

同一時代的呂祖謙，也有類似的說法：「要得親切，須是論世。論者講論之謂，若不講論，只是紙上說。然自秦漢㸔虞唐，以變詐之人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必須是身處唐虞之時，與堯舜皋陶之徒為友，方是尚友。」

雖然呂祖謙說的和朱熹是兩個話題，但兩人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紙上說」，使其明確具備了光說不練、不切實際的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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