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科爾和丹尼斯·芬奇-哈頓把我的房子完全當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機構，這裡所有的東西也都屬於他們，他們甚至還以這裡為傲。如果他們覺得這裡缺少什麼，就會帶過來一些。這裡的菸酒都頗為高檔，他們還從歐洲帶過來很多書和黑膠唱片。伯克利的農場在肯亞山上。每次他從那兒開車過來，總會給我帶來很多火雞、雞蛋和橘子。他們兩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野心勃勃地想把我調教成像他們那樣的品酒師。他們特別喜歡我的中國瓷器和丹麥玻璃杯，總是在餐桌上把這些杯子一個一個摞起來，堆成高高的、亮閃閃的金字塔，很享受地看著它。

伯克利習慣在上午十一點帶上一瓶香檳酒到屋外的林中去享用。有一次，他在馬上就要離開農場的時候感謝我對他的款待，卻又加了一句話，意思是這幅美好的農場之畫上還有一點兒瑕疵。他說，每次去林中品酒的時候，用的都是粗糙劣質的酒杯。我說：「伯克利，我也知道。但我現在沒有幾個漂亮杯子了，如果僕人拿著它們從屋裡跑那麼遠到林子裡，肯定會打碎它們的。」但他握著我的手，嚴肅而莊重地說：「但是親愛的，我還是很難過。」從那之後，每次他到林中飲酒，我都會給他拿我最好的杯子。

伯克利和丹尼斯剛從英國來非洲時，他們的朋友都感覺很遺憾，都很捨不得他們離開。到了殖民地後，他們也頗受大家的歡迎和尊重。但奇怪的是，他們好像總是無家可歸，總是在到處流浪。所以我說，社會沒有遺棄他們，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沒有遺棄他們，是時代遺棄了他們。他們根本就不是這個時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裡，才會有他們這樣的人。他們是人類返祖現象的有力證明，應該出生在一個更早的時代，一個以後不可能再有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他們沒有家，只能四處遊逛，然後偶爾來到我的農場待上一段時間。但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心裡反而因為自己拋棄了英國而頗感內疚，因為他們的離開意味著要讓朋友們擔負起他們本應承擔的責任，而他們離開的理由僅僅是因為自己無法忍受那兒的生活。丹尼斯在給我聊起他年輕時的生活、前途和英國朋友們給他的建議時，引用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傑奎斯的一句話：「倘有痴愚之徒，忽然變成蠢驢，趁著心性癲狂，撇卻財富安康。」但他對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伯克利也是，甚至連傑奎斯也可能是錯誤的。他們覺得自己是逃兵，早晚要為自己的任性和倔強買單。但他們充其量也就是幾個流亡者，以頗為優雅的姿態忍受著流亡的生活。

如果伯克利的那顆小腦袋戴上絲質的假長卷發，他就可以在查爾斯二世的法院裡進進出出了。這個聰慧的英國年輕人，也許還曾坐在老達達尼昂，就是《二十年後》（vingtansaprès）中的那個達達尼昂的腳邊，聆聽他的智慧，用心銘記他的話語。晚上我們坐在壁爐前聊天的時候，他好像隨時都能從煙囪中衝出去，所以我總是覺得萬有引力在他身上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他擁有著極強大的識人斷物的能力，不會高估也不會貶低別人。好像故意要惡作劇一樣，他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反而展示出最有魅力的一面。如果他真心要抹白鞋子扮個小丑，他真的就能成為一個個性十足、無人能模仿的小丑。但是，如果他想要成為康格里夫和威徹利式的智者，那就要比這兩位作家擁有更為強烈、更為遠大且更為狂放的信念。當然，如果戲謔過分，不知道收斂，就會讓人覺得乏味和可悲。伯克利一旦興奮過頭，就會和他的酒一起變得透明。每當此時，他就幻想著自己正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傲慢地向前小跑，好像他正騎的是一匹血統高貴的馬，馬的祖先是堂·吉訶德的那匹老瘦馬。馬兒的影子在他身後的牆上慢慢地移動，逐漸地放大。而伯克利一定是最後那個看到陰影，然後害怕這個陰影的人。他這個優秀的小丑在非洲其實是很孤單的，而且他的心臟也不好，幾乎就是半個殘廢人。而他那心愛的農場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掉入銀行的手掌中。

他又瘦又矮，手腳很長，頭上頂著一頭紅髮。不管走到哪裡，他總是站得直挺挺的，腦袋卻像達達尼昂一樣，緩緩地左轉右轉，帶著一種決鬥者的不可戰勝感。走起路來像只貓，總是無聲無息的。在任何一個房間，他都會像貓一樣，把每個角落變成他舒適溫暖的休憩地，好像他自己本身就能夠釋放熱量，釋放樂趣一樣。即使是你家的房子被燒成一堆廢墟，還在冒著白煙，只要伯克利走過來和你坐在上面，他就會像一隻貓一樣，讓你感覺你們正坐在一個經過精心挑選過的角落裡。每當他放鬆下來，你就會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很像年老的貓發出的聲音。他一旦生病，就不可能僅僅是「難過」或「痛苦」這麼簡單，而是像貓生病一樣，特別嚇人，特別讓人擔心。他做事極沒有原則，腦袋裡卻有很多偏見，這一點和貓也非常相似。

如果伯克利是斯圖亞特王朝的騎士，那丹尼斯就是一個生活在更早時代的英國人，比如伊麗莎白女王時期。他會和菲利普先生sup/sup或弗蘭西斯·德雷克sup/sup一起手挽著手散步。那時的人們一定會很友善很親切地對待他，因為他總是讓他們想起那個古老的城市——雅典，這是他們夢中嚮往的地方，他們常常在文學作品中描繪它。在19世紀以前的任何文明時代裡，他都能夠自在隨意地生活，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再加上他不僅是運動健將和冒險家，也是音樂家，而且對藝術還有著狂熱的喜愛，他一定能在所有時代裡嶄露頭角、引人矚目。但在我們的時代裡，雖然他表現出色，出盡風頭，但總感覺無論他走到哪裡，他都與那兒格格不入。留在英國的朋友們一直都想讓他回國，甚至還為他制定了在英國的職業發展計劃，但最後他還是留在了非洲。

土著人本能地喜歡他——伯克利，以及類似的白人，而且對他們也很忠誠。看到他們，我就會想，與我們這些生活在工業時代的人相比，或許古代的白人能夠更加理解和同情有色人種。其實，在第一臺蒸汽機車被髮明出來之後，世界上的各族人民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且之後就再也沒有相遇過。

伯克利有一位年輕的索馬利亞僕人，名字叫賈馬。有一段時間，他所在的部落和法拉的部落之間爆發了戰爭，這給我和伯克利的友誼也蒙上了一層陰影。每當我和他一起吃飯時，在我們旁邊站著的兩人就會向對方投去黑暗深邃的沙漠眼神。如果你熟悉索馬利亞人的部落情結，你就會知道，這種眼神是一種多麼可怕的凶兆。那天直到夜深了，我和伯克利還在討論，如果明天早上出門發現法拉和賈馬渾身冰冷躺在地上，胸口插著匕首，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這兩個人似乎並不害怕這種結局，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之所以忍著沒有大開殺戒，毀掉一切，完全是因為他們對我和伯克利的愛。

伯克利對我說：「今天晚上我改變了主意不去埃爾多雷特。這件事我一直沒敢告訴賈馬，因為他的年輕愛人就住在那兒。我怕一旦告訴他，他對我就會硬起心來，然後不管我的衣服洗沒洗，整理沒整理，就直接跑出去殺了法拉。」

不過，賈馬是永遠都不會對伯克利鐵硬起心來的，他已經跟著他很久了，伯克利也總和我談起他。有一次，伯克利和他爭吵起來，賈馬堅持自己是對的。伯克利發起脾氣，扇了賈馬一巴掌。「但是親愛的，你知道嗎？」伯克利告訴我，「就在同時，他也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那後來呢？」我問他。

「哦，後來還好，」伯克利很小心地說，又加了一句，「應該是還算湊合。他畢竟才比我小二十歲。」

這件小事過後，主僕二人對對方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面對自己的主人，索馬利亞僕人總是很安靜，帶著一種輕微的屈尊感。賈馬對伯克利也是如此。伯克利去世之後，賈馬不想在肯亞繼續生活，就回索馬利亞蘭了。

伯克利狂烈地熱愛著大海，但這種愛永遠都沒有被滿足過。他最大的夢想是和我一起賺足錢，然後買一艘阿拉伯帆船，到拉姆島、蒙巴薩島和桑給巴爾島上去做生意。後來，我們一切都計劃好了，甚至連船員都安排好了，但我們的錢卻一直湊不夠。

每當伯克利感到很累很不舒服的時候，他就會想念大海。他常常哀嘆自己一輩子哪兒都去過了，就是沒有去大海上航行過，他說自己真是太傻太蠢了，接著就會說出一連串的髒話。有一次，我馬上要啟程去歐洲了，他卻又掉入了這種情緒中。為了讓他開心，我計劃把船上右舷和左舷的燈籠帶回來，掛在房子的大門口。我把這個計劃告訴了他。

他說：「好呀，真是太好了。那這棟房子就會像一艘船了。但一定要出過海的船上的燈籠才成。」

於是，到了哥本哈根之後，我在一條老運河邊的水手商店裡買了一對又大又重的燈籠。這對燈籠曾在波羅的海上航行了很多年。回到非洲後，我們在大門口一邊掛了一盞，而且讓它們都面朝著東方。我們對這個方位很滿意，覺得這樣掛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如果這麼掛，地球在太空中沿著軌道向前執行時就不會和這對燈籠撞在一起了。這對燈籠極大地滿足了伯克利的心。他常常在很晚的時候開著車子，一路狂飆來到我家。只要燈籠一亮，他在車道上就會慢下來。在夜空中，兩隻燈籠就像兩個小小的、一紅一綠的星星。而伯克利，則任由它們沉入自己心靈的深處，把他帶回到古老的圖畫中，去緬懷往日的航海事業。這讓他感覺自己正在向黑色海面上的一艘船靠近。我們用燈籠為他做了一個訊號系統：調換它們的位置，或取下來一隻。如此一來，當他還在林中行駛的時候，就能知道女主人是什麼心情，或者有什麼樣的飯菜在等著他。

伯克利和他的兄弟加爾佈雷斯·科爾，以及他的妹夫德拉米爾勳爵一樣，都是殖民地最早的一批拓荒者。當年，馬賽人還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他是他們的好朋友。所以說，早在歐洲文明在這裡站穩腳跟之前，在馬賽人還在美麗的北方居住的時候，伯克利就認識他們了。在他的內心深處，歐洲文明是這個世界上最噁心的東西。他可以用馬賽語和他們聊往昔的歲月。每當伯克利來到農場，河對岸的馬賽人就會過來看望他。老酋長們會坐著把生活中的一些麻煩事告訴他，而他會給他們講笑話，常常逗得他們哈哈大笑，就好像是硬邦邦的石頭笑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