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你大？」

比我大。

「還有個兄弟，是嗎？」

我點點頭。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樣，」莫里說。「我也有個弟弟。」

和你一樣，我說。

「他也來參加了你的畢業典禮，不是嗎？」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著十六年前我們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陽，藍色的畢業禮服，互相摟著對著傻瓜機鏡頭，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麼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聲了。「心裡在想什麼？」

沒什麼，我說。我把話題扯開了。

我確實有個弟弟，一個金髮褐眼、小我兩歲的弟弟。他長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個一頭黑髮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說他是陌生人放在我們家門口的。「總有一天，」我們說，「他們會來抱你回去的。」他聽了就哭，但我們還是這麼取笑他。

他像許多家庭裡最小的孩子一樣，受到寵愛，受到照顧，但內心卻受著折磨。他想成為一個演員，或一個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電視裡的人物，扮演各種角色，整天笑聲朗朗。我在學校是個好學生，他是調皮搗蛋鬼；我唯命是從，他常常違犯校規；我遠離毒品和酒精，他卻樣樣染指。高中畢業後不久他就去了歐洲，他嚮往那裡更加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裡最受寵愛的。當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誕不經的打扮回到家裡時，我總覺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於有如此大的差異，我相信我們一到成年就會有不同的命運安排。我一切都很順當，只有一件事是個心病。自從舅舅死後，我相信我也會像他一樣死去，會有一種突如其來的兇疾把我帶離這個世界。於是我發瘋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準備。我能聞到它的氣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劊子手那樣等待著它的到來。

我是對的。它果然來了。

但它沒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型別的癌：胰臟癌，很罕見的種類。於是，我們家裡這位金髮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療和放療。他的頭髮脫落了，臉瘦削得像具骷髏，原本該是我，我心裡想。但我弟弟並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個鬥士。孩提時候的他就從不服輸，我們在地下室裡扭打時，他會隔著鞋子咬我的腳，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於是他反擊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鬥爭，那兒有一種還處於試驗階段的藥，這種藥當時在美國買不到——現在也沒有。他為治療飛遍了整個歐洲。經過五年的治療，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這是好的訊息。壞的訊息是，我弟弟不讓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員呆在他的身邊。我們想方設法和他通電話，準備去看望他，可他卻拒我們於千里之外。他堅持說這種與疾病的抗爭只能由他獨自去進行。他會好幾個月不遞資訊。我們給錄音電話留的言常常是沒有回覆的。我既為沒能幫他而感到內疚，又對他剝奪了我們這一權力而感到怨恨。

於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報的。每次在我給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電話、聽到請留言的錄音時——他說的是西班牙語，另一個表明我們相距遙遠的顯證——我便掛上電話，更長時間地埋頭於工作。

也許這是莫里為何能吸引我的一個原因。他能給予我弟弟所不願給予的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這一切。

*

那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冬天，在郊外一個覆蓋著積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著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著我的肩膀，他的腳擱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塊上滑動。下山時我們加快了速度。

「汽車！」有人喊了一聲。

我們看見了那輛從左邊駛來的車。我們尖叫著想轉個方向，但滑板卻不聽使喚。司機按響了喇叭並踩了剎車。我們作出了孩子才有的舉動：從雪橇上跳了下來。穿著連帽滑雪衫的我們像兩根圓木一樣從冰冷、潮溼的雪地裡滾下去，心想我們就要撞上輪胎了。我們尖叫著「啊——」不停地翻滾，只覺得天地都在旋轉，臉嚇得通紅通紅。

接著，什麼也沒發生。我們停止了滾落，換了口氣，從臉上抹去溼漉漉的雪泥。車子已經駛遠了，司機對著我們在搖手指。我們平安了。雪橇一頭扎進了雪堆。夥伴們跑過來拍打著我們說，「直夠玄的，」「你們差點就沒命了。」

我對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們格外地親熱起來。這並不可怕，我們想，我們準備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戰。

指兩輛車並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邊，常屬違章停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