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會兒他八歲。一封電報從醫院發來，由於他父親——一個來自白俄羅斯的移民——不懂英語，只能由莫里來向大家宣佈這個訊息。他像站在班級前面的學生那樣宣讀了他母親的死亡通知書。「我們遺憾地通知您……」他讀道。

葬禮的那天早上，莫里的親友們從位於曼哈頓貧困的下東區的經濟公寓樓的臺階上走下來。男人們穿著黑西服，女人們戴上了面紗。附近的孩子們正在去上學。當他們經過時，莫里低下了頭，他不想讓同學看見他那個樣子。他的一個姨媽，一個很壯實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沒了母親你可怎麼辦呀？你將來會怎麼樣噢！」

莫里失聲痛哭起來。他的同學趕緊跑開了。

葬禮上，莫里看著他們將土鏟在母親的墳上。他竭力回憶著母親在世時家庭所擁有的那份溫馨。她患病前一直經營著一家糖果店，患病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窗前度過的，不是躺著就是坐著，顯得十分虛弱。有時她會大聲喚兒子給她拿藥，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裝沒聽見。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會被驅走的。

你還能讓一個孩子如何去面對死亡？

莫里的父親——人人都叫他查理——是為了逃避兵役而來美國的。他乾的是皮毛業，但時常要失業。他沒受過什麼教育，不會說英語，所以一直很貧窮，家裡大部分時間是靠救濟度日的。他們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後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壓抑。他們沒有一件奢侈品。沒有汽車。為了掙錢，莫里和他弟弟大衛有時去替別人擦洗門廊的石階，以換取一個五美分的硬幣。

他們的母親死後，兄弟倆被送到了康涅狄格州森林裡的一家小旅館，那兒好幾個家庭住在一塊，共用一間大的臥室和廚房。親戚們認為，那裡的新鮮空氣對孩子們會有好處的。莫里和大衛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綠色世界，他們在野外盡情地玩耍。一天吃過晚飯，他們外出散步時天下起了雨。他們沒有回家，而在雨裡折騰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後一骨碌爬了起來。

「快，」他對弟弟說，「起床。」

「我起不來。」

「你說什麼？」

大衛顯得很害怕。「我不能……動了。」

他得了小兒麻痺症。

當然，淋雨並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這個年齡的孩子是不會知道的。有很長一段時間——看著弟弟去一個專門的診所治療，兩腳不得不戴上護套以致留下了跛腳的後遺症——莫里一直在自責。

於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猶太教堂——獨自一人去，因為他父親不是個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長袍、身子不停晃動的人中間，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親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鐵下面叫賣雜誌，把掙來的錢交給家裡買吃的。

晚上，他瞧著父親默默地吃著東西，企盼有——但從未得到過——一點感情的交流和關心。

九歲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和負擔。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補償：他的繼母伊娃。她是個矮小的羅馬尼亞移民，長得很普通，一頭棕色的鬈髮，有著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樣的熱情溫暖了這個本來顯得抑鬱的家。當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語時，她會滔滔不絕，晚上她給孩子們唱歌。她柔和的聲音、傳授的知識和堅強的性格撫平了莫里受傷的心靈。他弟弟戴著護套從診所回來後，他倆同睡在廚房的一張摺疊床上，伊娃會來吻他們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樣翹首等待著她的吻，他內心深處感到又有了母親。

然而，他們仍沒有逃離貧窮。他們現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區，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紅磚樓房裡的一套單間，緊靠著一個義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兒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滾球。由於經濟的蕭條，莫里的父親在皮毛業更難找到工作。有時，當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時，伊娃拿來的僅僅是麵包。

「還有什麼？」大衛會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