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莫里上廁所的空檔，我隨手翻開了放在輪椅旁邊的《波士頓時報》。有一則報道說，在一個森林小鎮，兩個十幾歲的女孩折磨死了一個把她們當作朋友的七十三歲的男子，然後在他的活動房裡舉行了聚會並向眾人展示了屍體。另一條新聞是關於即將要開庭審理的一個案子：一個演員殺死了一個同性戀者，原因是後者在電視上說他非常喜歡他。

我放下了報紙。莫里被推了回來——臉上仍堆著笑容——康尼準備把他從輪椅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來嗎？我問。

一時誰都沒言語，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自告奮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說，「你能教他怎麼做嗎？」

「行，」康尼說。

照著她的話，我探過身去將前臂插進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這邊拖，就像拖一根圓木那樣。然後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來。通常，當你把一個人提起來時，對方會緊緊抓住你，但莫里卻做不到。他幾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覺到他的頭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顛一顛的，他的身體猶如一個溼麵糰緊貼在我的身上。

「哼——」他輕輕地呻吟起來。

我抱著你，我抱著你，我說。

就這麼託著他的時候，我產生了一種無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覺到了他日趨枯竭的軀體內的死亡種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頭放上枕頭的一瞬間，我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必須做些什麼。

*

1978年我在上大學三年級，那時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電影成了風靡一時的文化時尚。我們在布蘭代斯開設了一門很特別的社會問題研究課，莫里稱它為「小組療程」。我們每星期都要討論小組成員互相接觸的方式，觀察他們對憤怒、妒忌或關心等心理行為的反應。我們都成了人類實驗鼠。常常有人在最後流下了淚。我把它稱作是「多愁善感」課。莫里說我的感情應該更開放些。

那天，莫里讓我們作了一次實驗。我們站成前後兩排，前排的人背對著後排的人。隨後，他讓前排的人向後倒去，由後排的同學將他們扶住。許多人都覺得不自在，稍稍往後倒幾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後，有一個同學，一個老是穿一件寬大的白色運動衫、長得瘦小文靜的女孩把雙手合在胸前，閉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後倒去，那架勢真像立頓紅茶廣告裡的那位掉進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間，我肯定她會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檔的那位同學一把抓住了她的頭和肩膀，毛手毛腳地把她扶了起來。

「哇！」好幾個同學喊道。有的還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對那個女孩說，「你閉上了眼睛，那就是區別。有時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見的，你還得相信你所感覺的。如果你想讓別人信任你，你首先應該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後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