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從餐廳的窗戶射進來，照亮了房間裡的硬木地板。我們在那兒已經談了近兩個小時了。常有電話打來，莫里讓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電話來的人的名字記錄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記簿上：朋友，默唸師，討論小組，想為某本雜誌給他拍照的攝影師。顯然，我不是唯一有興趣訪問他的人——「夜線」節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還是對他有那麼多的朋友而感到驚訝，甚至還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學時那些圍著我轉的「哥們」，他們如今在哪裡呢？

「你知道，米奇，因為我是個快死的人，所以人們才對我感興趣。」

你一直是個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並不好，我心裡在想。

「原因在於，」他說，「人們把我視為一座橋樑。我不像以前那樣活著，但我又沒有死……我類似於……介於兩者之間。」

他咳嗽起來，隨後又恢復了笑容，「我已經踏上了最後的旅程——人們要我告訴他們該怎樣打點行裝。」

電話鈴又響了。

「莫里，你能接嗎？」康尼問。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說，「請他們待會兒再打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待我這麼熱情。我幾乎已經與十六年前離開了他的那個有出息的學生判若兩人。如果沒有「夜線」節目，莫里也許到死也不會再見到我。對此我沒有任何正兒八經的理由，除了人人現在都會找的藉口。我一心一意關心著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麼啦？我問自己。莫里尖細、嘶啞的嗓音又把我帶回到了大學時代。我那時視有錢為罪惡，襯衫加領帶在我眼裡簡直如同枷鎖，沒有自由、貌似充實的生活——騎著摩托、沐著清風，遊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巒——並不是有意義的生活。可我現在怎麼啦？

八十年代開始了。九十年代開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禿頂接踵而來。我是用許多夢想在換取數額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沒有意識到而已。

莫里卻又在談美妙的大學生活了，彷彿我只是過了一個長長的假期。

「你有沒有知心的朋友？」

「你為社群貢獻過什麼嗎？」

「你對自己心安理得嗎？」

「你想不想做一個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來，我的心緒被這些問題徹底攪亂了。我怎麼會變得這樣？我曾經發過誓，永遠不為錢而工作，我會參加和平隊，去美麗的理想樂園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僱同一個報社，進出同一家銀行，光顧同一家理髮店。我已經三十有七，比做學生那會更有能耐，整天泡在電腦、資料機和手機裡。我專門寫有關富有的運動員的文章，他們一般對我這樣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齡人中已不再顯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無領長袖衫或叼著沒有點燃的煙來作修飾。但我也不再有邊吃雞蛋色拉邊長談人生的機會。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實，然而，我在大部分時間裡仍感到不滿足。

我怎麼啦？

「教練，」我突然記起了這個綽號。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還是你的教練。」

他大笑著繼續吃他的東西，這頓飯他已經吃了四十分鐘。我在觀察他，他手的動作顯得有點笨拙，好像剛剛在開始學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顫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費很大的勁，然後再咀嚼好一陣子才嚥下去，有時食物還會從嘴角漏出來，於是他得放下手裡的東西，用餐巾紙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膚上佈滿了老人斑，而且鬆弛得像一根熬湯的雞骨頭上懸著的雞皮。

有一陣子，我們倆就這麼吃著東西。一個是患病的老者，一個是健康的年輕人，兩人一起承受著房間裡的寂靜。我覺得這是一種令人難堪的寂靜，然而感到難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開口說，「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著也同樣令人悲哀。所以許多來探訪我的人並不幸福。」

為什麼？

「唔，首先，我們的文化並不讓人覺得心安理得。我們在教授一些錯誤的東西。你需要十分的堅強才能說，如果這種文化沒有用，就別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數人都做不到。他們要比我——即使在這樣的處境裡——更不幸。

「我也許就要死去，但我周圍有愛我，關心我的人們。有多少人能有這個福份？」

他毫不自憐自哀的態度使我感到驚訝。莫里，一個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個再也不能去開門，不會自己擦乾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麼會對命運表現出如此的樂於接受？我望著他費勁地使用著叉子，好幾次都沒能叉起一塊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無法否認，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種神奇的寧靜，就像當年校園裡的清風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錶——習慣的驅使——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在想換一班飛機回去。這時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揮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會怎麼死嗎？」他問。

我揚起了眉毛。

「我會窒息而死。是的，由於我有哮喘，我的肺將無法抵禦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現在它已經侵蝕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會侵蝕到我的手臂和手。當它侵蝕到我的肺部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