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佩爾哈哈大笑。

「我這麼醜還配自戀？」他說。

不一會，攝像機在客廳的壁爐前轉動起來，科佩爾身穿那件挺括的藍西裝，莫里則還是那件皺巴巴的灰毛衣。他不願為這次採訪而特意換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學是，死亡不應該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他不願為它塗脂抹粉。

由於莫里坐在輪椅上，攝像機一直拍不到他那兩條萎縮的腿。加上他的手還能動——莫里說話時總喜歡揮動雙手——因此他顯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闡述如何面對生命的終結。

「特德，」他說，「當這一切發生後，我問自己，‘我是像大多數人那樣退出生活舞臺呢，還是繼續生活下去？’我決定活下去——至少盡力去那麼做——像我希望的那樣活下去，帶著尊嚴、勇氣、幽默和平靜。

「有時早上醒來我會暗自流淚，哀嘆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時候。但這種心情不會持續很久。我起床後便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經能應付了。可我能繼續應付下去嗎？我不知道。但我願意為自己押這個寶。」

科佩爾看來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問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錯了名字，他很快糾正了自己。「我是說特德……」

「這句話引出了羞怯感，」科佩爾大笑著說。

兩人還談到了來世，談到了莫里對別人越來越多的依賴性。他現在吃、坐、移動都需要有人幫助。科佩爾問莫里，面對這種不知不覺在加劇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麼。

莫里遲疑了片刻。他問能不能在電視上談論這種事。

科佩爾說沒關係。

莫里直視著這位美國最著名的採訪記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這個節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節目開始時，特德·科佩爾在他華盛頓的工作臺後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語調說：

「誰是莫里·施瓦茨？為什麼你們這麼多人今晚要去關心他？」

幾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裡，我正隨意地調換著電視的頻道。我聽見了那句話——「誰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課。我走進莫里那間大辦公室，注意到沿牆而立的一排排書架。書架上疊放著有關社會學、哲學、宗教和心理學的書籍，看上去無以計數。硬木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地毯，窗戶對著校園的林陰道。課堂上只有十來個學生，正忙著翻筆記本和教學提綱。他們中大多數人穿著牛仔褲、大地鞋和格子襯衫。我暗自說，這麼個小班要逃課可沒那麼容易。也許我不該選這門課。

「米切爾？」莫里看著點名冊說。

我舉起了手。

「喜歡稱你米奇？還是米切爾？」

從來沒有一個老師這麼問過。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這個穿著黃色高領衫、綠色燈心絨褲、白髮覆蓋到前額的老頭。他在微笑。

米奇，我說。朋友們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說，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麼？

「我希望有一天你會把我當成你的朋友。」

羅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學的主要代表，宣揚禁慾主義和宿命論。

一種前掌比後掌厚、穿著舒適的方頭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