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3月，一輛小客車帶著美國廣播公司「夜線」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爾駛到了馬薩諸塞州西紐頓的莫里家外面覆蓋著積雪的路緣上。

莫里現在整天坐著輪椅，他已經習慣了讓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樣從輪椅上搬到床上，從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東西的時候也會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難的事。他的兩腿已經死了，再也無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喪。相反，他的思維比以前更加活躍。他把自己的思想隨手寫在黃拍紙簿、信封、資料夾或廢紙上。他片言隻語地寫下了自己在死亡的陰影下對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現實」；「承認過去，不要否認它或拋棄它」；「學會原諒自己和原諒別人」；「生活中永遠別說太遲了」。

沒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條這樣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們談論起它們。布蘭代斯大學一位名叫毛裡·斯坦因的教授深深地被這些話語所感動，於是就把它們寄給了《波士頓環球》雜誌的一名記者，後者寫了一篇長長的報道，標題是：

b教授的最後一門課：他的死亡/b

這篇文章被「夜線」節目的製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華盛頓的科佩爾手裡。

「讀讀這篇東西，」製作人對他說。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是：攝製人員來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爾的小客車停在了莫里家的門口。

莫里的幾個朋友和家人一起等著見科佩爾，當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進屋子，他們都興奮地騷動起來——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著輪椅上前，揚起眉毛，用他尖細、富有音調的話語聲打斷了眼前的喧鬧。

「特德，在我同意進行這次採訪之前，我得對你作些考查。」

一陣令人尷尬的沉寂之後，兩個人進了莫里的書房。

「我說，」門外有一個朋友說，「希望特德不會使莫里太難堪。」

「我希望莫里別使特德太難堪，」另一個說。

書房裡，莫里示意科佩爾坐下。他兩手交叉著擱在腿上，對科佩爾笑笑。

「你最關心的是什麼？」莫里問。

「最關心的？」

科佩爾端詳著眼前這位老人。「好吧，」他謹慎地說，他談起了他的孩子，他們是他最關心的，不是嗎？

「很好，」莫里說。「現在談談你的信仰。」

科佩爾覺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個只相見了幾分鐘的人談論這種話題。」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從眼鏡的後面盯著對方說。「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科佩爾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對他很有影響的馬可·奧勒利烏斯的話。

莫里點點頭。

「現在讓我來問你幾個問題，」科佩爾說，「你看過我的節目嗎？」

莫里聳聳肩。「大概看過兩次。」

「就兩次？」

「別感到不好受。‘奧普拉’我也只看過一次。」

「唔，那兩次你看了我的節目，有什麼感想？」

莫里有些遲疑。「說真話？」

「是的。」

「我覺得你是個自戀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