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步履不穩地走進教室，走進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於拿著柺杖，他手腳不利索地來到座位旁。他終於坐了下去，從鼻樑上取下眼鏡，望著一張張在一片死寂中注視著他的年輕的臉。

「我的朋友們，我想你們來這兒是為了上社會心理課的。這門課我已經教了二十年，這是我第一次想說，修這門課有點冒風險，因為我得了絕症。我也許活不到這個學期的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這是個麻煩而想放棄這門課，我完全能夠理解。」

他笑了。

從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點燃的蠟燭，它不斷熔化你的神經，使你的軀體變成一堆蠟。通常它從腿部開始，然後慢慢向上發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時，你就無法再站立起來。等你控制不了軀幹的肌肉時，你便無法坐直。最後，如果你還活著的話，你只能通過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則被禁錮在一個軟殼內。或許你還能眨眨眼睛，動動舌頭，就像科幻電影裡那個被冰凍在自己肉體內的怪物一樣。這段時間不會超過五年。

醫生估計莫里還有兩年的時間。

莫里知道還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卻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他頭頂懸著利劍、走出診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這樣枯竭下去直到消亡？還是不虛度剩下的時光？他問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將勇敢地去面對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為他最後的一門課程，作為他生活的主要課題。既然每個人都有一死，他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讓別人去研究。他可以成為一本人的教科書。研究我緩慢而耐心的死亡過程。觀察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從我這兒學到點什麼。

莫里將走過最後那座連線生與死的橋樑，並詮釋出這段旅程。

秋季學期過得很快。藥的劑量又增加了。理療已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護士去他家中幫助他活動日見萎縮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們像從井中抽水那樣上下屈展著他的腿。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舒緩他不時感到的肌肉僵硬。他還請了默唸師，在其指導下閉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漸漸化成一口氣，吸進吐出，吸進吐出。

一天，他拄著柺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後摔倒在馬路上。柺杖換成了學步車。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來去衛生間也使他不堪重負了。於是，莫里開始用一隻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時還得扶住自己，這就意味著必須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們大多數人會因此而感到難堪，尤其是到了莫里這樣的年齡。但莫里卻和我們不同。當熟悉的同事們來看望他時，他會對他們說，「聽著，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著瓶子嗎？你行嗎？」

通常他們都能這麼做，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他接待了越來越多的來訪者。他和一些討論小組的成員一起討論死亡，討論死亡的真正含義，討論各個社會階層是怎樣由於對它的無知而懼怕它。他對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他們真的想幫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來看望他，給他打電話，讓他分享他們遇到的難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樣，莫里是個出色的聽眾。

儘管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變化，但他的聲音仍是那麼有力，那麼吸引人，他的腦子仍在活躍地思維。他要證明一件事：來日無多和毫無價值不是同義詞。

新年乍來即去。雖然莫里對誰都沒說，可他知道1995年將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用上了輪椅，他在爭取時間對所有他愛的人說他想說的話。當布蘭代斯大學的一位同事因心臟病突然去世時，莫里去參加了他的葬禮。回來後他顯得很沮喪。

「太可惜了，」他說。「他們在葬禮上說得那麼好，可艾文再也聽不到了。」

莫里有了個念頭。他打了幾個電話，選好了日子。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幾個好友在家裡為他舉行了「活人葬禮」。每個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詞。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唸了一首詩：

「我親愛的表哥……

你那顆永不顯老的心

隨著時光的流逝，將變成一棵

稚嫩的紅杉……」

莫里隨著他們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話語都在那天說了。他這場「活人葬禮」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並沒有死。

事實上，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頁即將掀開。

源於哈萊姆區的一種黑人舞蹈，流行於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

盧·格里克是美國棒球運動員，患此症病故，後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