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亡判決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達的。回想起來，莫里很早就預感到了這一凶兆。他是在終止跳舞的那一天預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個舞迷。音樂對他來說無關緊要，搖滾樂，爵士樂，布魯斯。他就是喜歡跳。他會閉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著自己的節奏移動腳步。他的舞姿並非總是那麼優美。但他不用擔心舞伴。他自己一個人跳。

他每個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廣場的那個教堂，為的是那場「免費舞會」。那裡有閃爍的燈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擠在大部分是學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運動褲，脖子上圍一條毛巾，不管奏的是什麼樂曲，他都能跟上節拍跳。他能和著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他扭動、旋轉著身體，像吃了興奮劑的指揮那樣揮動著手臂，直到背中心流下汗來。那裡沒人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是一位有著多年教學經驗、著有多部學術專著的教授。他們都以為他是一個老瘋子。

有一次，他帶去一盤探戈的音帶讓他們在擴音器裡放。然後他獨佔了舞池，像一個狂熱的拉丁舞迷扭開了。表演一結束，掌聲四起。他似乎能永遠這麼天真活潑下去。

但後來跳舞終止了。

他六十幾歲時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問題。有一次，當他沿著查爾斯河散步時，一陣涼風使他嗆得幾乎窒息。人們趕緊把他送進醫院，注射了腎上腺素。

幾年後，他走路也變得困難起來。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他無緣無故地跌倒了。另一個晚上，他從劇院的臺階上摔下來，把周圍的人群嚇了一跳。

「別圍住他，讓他呼吸新鮮空氣，」有人喊道。

他那時已經七十多了，因此人們一邊小聲議論著「老了」，一邊把他扶了起來。但對自己的身體比誰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對勁。這不僅是年齡的問題。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問題。他夢見自己死了。

他開始去醫院，找了不少大夫。他們檢查了他的血液，檢查了他的尿液，還給他做了腸鏡。最後，當什麼都沒有檢查出來時，有一個醫生要他做肌肉活組織檢查，從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塊活組織。反饋回來的實驗室的報告懷疑他有神經方面的疾病，於是莫里又進醫院作了一系列的檢查。其中有一項檢查是讓他坐在一張特殊的椅子上，醫生用電流震擊他——類似坐電椅——然後觀察他的神經反應。

「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核對，」醫生看著他的試驗結果說。

「為什麼？」莫里問。「是什麼病？」

「我們還無法肯定。你的節奏很慢。」

節奏慢？那是什麼意思？

最後，在1994年8月的一個異常悶熱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經科醫生的診所，醫生讓他們坐下，然後宣佈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als），即盧·格里克氏症，這是一種兇險、無情的神經系統疾病。

沒有治療的方法。

「我是怎麼得病的？」莫里問。

沒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麼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醫生說。非常遺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將近兩小時，耐心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當他們離去時，他給了他們一些有關als的資料：幾本小冊子，似乎他們是在開銀行賬戶。外面陽光朗照，人們忙著各自的事情。一位婦女急匆匆地往停車收費機裡投錢，另一個拎著食品雜貨走過。夏洛特的腦海裡翻騰著無數個念頭：我們還剩多少時間？我們該如何應付？我們該怎麼支付這筆醫藥費？

我的老教授則為他周圍的正常生活節奏而感到震驚。難道世界仍是那麼的無動於衷？難道沒人知道我的厄運？

然而地球並沒有停轉，它絲毫也沒在意。當莫里無力地拉開車門時，他覺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個深穴。

「現在該怎麼辦？」他尋思著。

就在他尋找答案時，疾病卻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地侵蝕著他。一天早晨，他把車子從車庫裡倒出來，因踩不住剎車而只好熄掉了引擎。從此他便告別了駕駛。

他經常絆倒，於是他買了根柺杖。從此他便告別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會游泳，但發現自己換衣服有了困難，於是他僱了個家庭護理工——一位名叫託尼的神學系學生——他幫莫里進出水池，幫他更換衣服。更衣室裡，人們裝著不去注視他。但他們還是看到了。從此他便告別了自己的隱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蘭代斯校園上他最後的一堂課。當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學校方面能夠理解。何必要在眾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裡。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沒有想到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