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忘了，我在這個男人面前隨時可以變回去，變成六歲。

等我洗了澡，邊梳理頭髮邊看電視的時候，賀叔叔回來了，手裡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說我曾經最沒出息的樣兒就是在那一分鐘火車站啃雞腿。那麼好看的農夫式的笑臉再次出現了！

我感到長久長久以來，我就是為這笑所照耀，為這束目光的沐浴所活著的。王琛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館門口，是1974年。我從各個角度看它，多麼平庸拙劣的產物，卻放射著理想。你喜不喜歡它有什麼要緊？你的不喜歡早就被否決了。

我脫口而出說道：賀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了。是長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實在說什麼。我穿著旅館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過。他天天穿的。他說別胡鬧，婚姻都是要湊合的。像你爸爸這樣不肯湊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說你呢。

他慘笑一下，重重地看著我。我說你要我湊合呀賀叔叔？我的手捻弄著浴衣的腰帶梢兒。真想看看那村姑一絲不掛的肉體。

他又說別胡鬧啦，婚姻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說，當時你怎麼不告訴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環城路旁的樹林裡。他明白我提醒他什麼：別又錯過了。

他一直看著我。捻弄腰帶的手，導火索在這手裡緊緊鬆鬆。他當然明白我是沒辦法的。我愛他。並且，到了能夠表述、給予它的時候。

愛不愛他不取決於我個人的好惡、情趣，取決於時代和理想。沒有這理想，或許他連英俊都沒有。理想給了我們成見、審美。他眉宇間的正氣、嘴唇的剛毅、前額的勝利和征服感，愈老，這些美的特徵愈顯著。他是九億中國農民優越長處的集合。然後經過過濾、打磨、拋光和精煉。

我怎麼可能不愛他？三十一年前他進入這個城市時騎著棗紅馬，浩蕩的部隊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載著他。一色的粗布軍衣，一色的破舊與不合體，卻令這城市耳目一新。夾道歡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學生。她們看著棗紅馬上的年輕軍官，看著他那銅像般的深色的光澤皮膚，那勝利者的眼睛。她們心目中自古襲承的公子哥兒式的男性美瞬間被糾正、更替了。再不是張生、梁山伯和賈寶玉，而是這個棗紅馬的馭手。這個膚色黝黑、骨節粗大、眉眼鮮明如民間剪紙的男子漢。「男子漢」的圖解就是他。她們著魔地看著他，有點怕。當她們發現他不僅是個指揮官而且是個著名小說家，她們更是愛慕得不可收拾。或許他無俊美可言，但她們認定這就是理想的俊美。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時我尚未出生，我卻是她們中的每一個人，愛這偶像，帶一點兒敬而遠之。我對他的愛生髮得那樣早，早於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來：拿走我吧，因為我生來就是等你來拿的。

我正視他，咬出這些字眼：我愛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對我怎樣。

他一語不發，伸過手來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邊，說，不許胡鬧，聽見嗎？

我把兩個胳膊肘架在膝頭。浴袍心形的領口在少婦胸前垂盪出相當的空隙，他若想看進去，他能夠。我不知他是否趁了這機會。我的嘴唇還在囁嚅，講從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樣戀他。

他仍說婚姻是沒有辦法的事。他說：你肯定知道我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維繫婚姻的。你該懂事了，不能胡思亂想。宋峻不錯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過過。他的手繞過我的脖子，在我另一側肩上輕輕拍哄。他說，你知道賀叔叔只能做你的賀叔叔。

我說：那個鄉下女孩呢？

他啞了一會說：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淚來。現在我回想，不知那淚是什麼意思。我嗆著滿嗓子的淚問：就不能愛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兒。見仍是止不住淚，便移到她對面，在她膝前跪下來。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戀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兒乖乖。或許我聽錯了，僅僅是希望他那樣叫，一聲比一聲鄉土氣：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車臥廂那夜的過失。

那過失。我從十一歲就知道這樣一個無懈可擊的人也會犯過失。從此以後我對這個可能犯過失的英雄著迷更甚。似乎在引誘他，以那份帶崇拜的愛，以帶謀圖的天真無邪。

他感動，聽我講一個小丫頭愛一個成年男人的無道理的故事。他看著這講故事的嘴唇，動作著的嘴唇：那些字句從這兒吐露時那器官的快感和滿足，如同一道美味被這器官咀嚼時的快感與滿足一樣。律師們和醫生們，在那些禁忌的詞句，那些私處和羞處的名詞從此器官經過，發射出去，理所當然地享用他們的特權把那些穢詞當最尋常詞彙吐露於公眾，那器官所經歷的快感與滿足，與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夠給予這器官滿足。它必須發射某些字眼。它不僅僅是口齒、嘴唇。

賀一騎——近六十歲的男人看著少婦面孔上的這個器官，在發射禁忌的詞語，在咀嚼膠姆糖那樣咀嚼「愛你」。他希望她別說了。他希望她說下去。直至嘴唇徹底不再是嘴唇，是純粹的生理器官。

沒有。他絕不來吻它。不吻她。他等她發洩完。

怎麼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輩，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他強悍，卻虛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毀我。他毀了我父親一生，而這一生又始終被納入他的保護、他的拯救、他的寬容。

不是敵人，我爸爸還不夠做他的敵人，沒有勢均力敵的平等。

而是我的敵人。我對他的愛和崇拜中，包括敵意。他甚至能感到這點。

現在他白髮蒼蒼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過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錯過彼此。少婦要比女孩易毀得多。

他漸漸離開我，起身，要去開燈。我不准他去，讓局面僵持在曖昧的昏暗中。這時有人敲門，一聽便知道是我爸爸。剛按亮的燈又被他神經質地按熄。門外門內都靜等、困惑。不能再開燈了，更不能開門。大家都僵持著，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門外喊：老賀，老賀！怎麼回事，剛才燈還亮！……我站起來，緊緊浴袍。

我爸爸在門外等。我、賀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個等邊三角。如同賀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與宋峻和其他我連名字也記不全的男子們。冥冥中總是一個三角，賀叔叔永固在那個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誰都不應負其責任。

我和他等著門外的父親走開。似乎一切只待他走開就會發生。他感覺到我爸爸是我和他關係和輩分的座標。

一定覺出什麼蹊蹺，我爸爸走走又回來，還在想那燈自燃自滅是怎麼了。他絕不會想到賀一騎也會金屋藏嬌。賀一騎一生沒被人捉住實實的把柄，對那個鄉村女子他從來不給你比捕風捉影更多的線索。我爸爸腦子裡閃過一萬個念頭也不會閃過如此場景：一個頭發披散、套著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賀一騎單獨鎖在房裡。他眼睜睜看著燈熄去。他斷斷不會想到賀一騎浴袍裡的女人是他女兒。

倘若這時門突然被開啟，我爸爸會失去他女兒，卻再不需負疚。那一耳光打對了，只不過早打了十多年。所有發生的都有邏輯和來由，只不過順序有些顛倒。

誰來開啟這門？

當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親合謀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賀叔叔。其實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樣闊步走過去，「譁」地將門敞開說：這丫頭在我這兒洗了個澡。他完全能這樣混過去，完全不驚動這個父親的疑心，假如他沒有那剎那的驚慌把燈熄掉。是什麼導致了他這個熄燈的動作？

多麼奧妙。

對於我的保護和愛惜。對他自己的保護和愛惜。多年來的那個企圖盤桓在他高尚的靈肉深處。我看著我多年來傾慕的這個男子，無意間迸出一個熄燈的小動作，一貫的高尚中迸出這一星點卑瑣和虛偽。再也動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門。

賀叔叔打了個狠狠的手勢，讓我和他進一步潛伏。

這是旅館服務員送開水的時間。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換上兩隻盛著鮮開水的暖瓶。向來不先敲門，當你聽見嘩啦啦一大串鑰匙聲響，人與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著。

三個人還是這樣站成個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務員突至，門被突然撞開，讓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釋。

我在這當口憶起了一個村姑。是在賀叔叔送我去火車站的路上。她同兩個年輕女人一塊兒，另外兩個揹著半歲的孩子。他們仨一同用那樣的眼睛看著我。就是女區委書記問我「你是誰」的那樣的眼睛。兩個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遲遲不放過我。我覺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這個女子並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徵那個女子。圓滾滾的肩膀，無拘束的乳房和腰身，總是微張的嘴，滾燙的臉色。她一定是這樣子，這形狀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務員也怠工。剩下的男女還不敢動。燈也不敢亮。他慢慢走過來。

鄉村女子敞開胸懷，反正燈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發現她很嫻熟。年輕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糧票，現在他接受她的償還。

什麼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僅僅要乞得一份薪俸。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車、醫療保險。每一個在電話中向你兜售某種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個按你門鈴來向你推行某種信仰或每一個在大馬路上發給你免費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試用一下新型洗髮露或者上來攔住你向你賠盡笑臉讓你救救遠在非洲的孩子。誰和誰不是乞與施的關係呢。賀叔叔覺得我在行乞，也覺得我在施捨。這乞丐的驕子，最是通曉其中的人情。

他並不是向我走來。他走過我，關上窗，小聲說他怕我著涼。太危險了，白浴衣裡面就是那個女乞丐。

這一時間，我愛他愛得只想死去了。愛從恨中騰空而起，帶著恨的力量。我願拿一切來換他的一個真切的擁抱和親吻。一切都不抵他那隻殘手的撫摸。我愛這個早就能毀我卻不願毀的男人。所有的意願和意志，都在這「不毀」中。

在那之後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愛。不久，我們恬淡地談起離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裡，怎樣也搜尋不出來。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體的哪個角落。

我仍是不時去賀叔叔那兒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層小樓。是待遇。又有了臥車。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談風雲或風月。我漸漸也是重要談客之一，在有人對金斯伯格或德庫寧起勁的時候，我會不男不女地指手畫腳、同人辯論，我會玩世不恭地笑。卻在某一刻，回首或抬頭，我發現賀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見我的指手畫腳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識至極的看。他只看見我的六歲、八歲、十一歲，最遲是瓜棚中的十八歲。只看見清氣逼人和不知何來的一點兒野蠻。他也就純情和年輕了。隔著許許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溫溫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這樣的表達了。

沒有，我爸爸病了一年，醫生勒令他停筆。

再拿起筆的時候，所有人似乎都對這部鉅著無精打采了。出版社總編、雜誌和報紙，包括我爸爸和賀叔叔，像是錯過了時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個年輕作家爆冷門的時代。都像當年賀一騎出版《紫槐》時那樣年輕。英氣勃發，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們了。

對於我爸爸和賀叔叔的這部重大合作，他們不斷挑剔，提出修改建議。它足夠我爸爸幹到死。越寫不完，我爸爸越是負疚，似乎是他延誤了賀一騎的再次成功。有時我和已成了我繼母的女生交換一個眼色：他坐在飯桌邊背誦他寫的一些自認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這些句子他已對我們誦過許多遍了。他已用盡了才華，只靠還願或還債的單純願望在拼湊字句。每一筆畫都生生被擠壓出來，偶爾擠壓出一兩個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們鼓舞自己，去繼續擠壓自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結。一寫八年，那一巴掌殘留在他人格上的汙漬，他只能這樣去揩。友情只能這樣存在下去，帶著深沉的破裂，帶著還清和不可能還清的債務。我爸爸盼望他和賀叔叔兩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卻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無恥。

也許很早很早，十一歲的我，在午夜的火車上，就有個秘密心願。它那麼秘密，連我自己都給它瞞住：若是賀叔叔在我這兒犯了罪過，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無意識，勾引這詞在中文中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裡它亦太單薄。最美的事物都不應單薄，都拌摻一點邪惡。否則美得不過癮。麥當娜的歌，海洛因。愛情也一樣，深度和力度是從愛的負面來的，是從愛的陰影中來的。我愛賀叔叔，因為我恨得無力了。

也許。

你可以這樣推測。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於你們所稱的「戀父情結」。

對舒茨？不恨。記得我講過，我不恨絕大多數人。誰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挾，撕毀推薦信，半強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愛。真的不恨。嚕嚕囌囌要我吃多種維生素，在日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這個老舒茨。他對我背地裡奔忙，欲離開他統治的亞洲語言系只是哀傷地一笑。我感謝他的誠實和勇敢，把和他已形成血肉聯絡的妻子一點點摘除。他和我並排躺在床上，覺得我剛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覺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種頂替。因為我從未那樣主動過。從不那樣，狠狠的。我冒出幾個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愛你」之類。可能還從我大睜的眼睛裡，他連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見。他懷疑到他從頭到尾在頂替，感謝他什麼也不問。婚姻本來是對愛情的頂替啊。

我又多佔你的時間了吧？

謝謝。它是舒茨送給我的情人節禮物。是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從舊貨店買的。逛舊貨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裡藏的故事！不過我主要為省錢。

他們不一樣。他們太年輕、太新，想舊些，反主流些。

謝謝。晚安。請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個方便，把就診改到明天？

沒什麼，我就想去湖邊走走。

公用電話。一個人。

沒關係，就是衝雨來的。

擔心我往湖裡跳？絕對不會。從我看了《讀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兩個人和一幫警察怎樣把那個爬到高速公路橋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勸下來之後，我覺得自殺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沒讀嗎？那個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為生日沒接到任何「生日快樂」的電話而做出自殺決定的，他懸在半空，悲痛地哭著說：連我的祖母都沒有打電話說「生日快樂」。很懸，自殺到一半被人勸住了。所以你別擔心，因為我開始想自殺究竟有多少莊嚴的成分，多少作態，多少出醜。

你也聽得見雨聲？是雨點砸在電話亭上的聲音。

我需要想一些問題。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還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騷擾開始的。告他對我不利，對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實。他手裡現在還握著一個講師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給我。把這個被幾十個人緊盯的空缺給我，他必將失人心，必將承受更大的聲譽和人格的損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犧牲應有價值，應有實在的等值的回報。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個人也沒有的雨天裡。

像任何地方一樣，系裡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遊艇上。

報上的統計數字：一個年薪三萬的職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競爭。另一個統計：平均十個女學生中，有三個或更多以隱瞞性騷擾而獲得高分數。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問到時出來個意外回答。學校在女學生和女教師中做性騷擾的統計。是替一家雜誌做的。

我不知我到時脫口會講出什麼。

那，明天見？

作者「嚴歌苓」的其他小說

《芳華》《陸犯焉識》《媽閣是座城》《金陵十三釵》《第九個寡婦》《綠血》《穗子物語》《小姨多鶴》《幸福來敲門》《非洲札記》《補玉山居》《白蛇》《扶桑》《寄居者》《花兒與少年》《波西米亞樓》《誰家有女初長成》《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也是亞當也是夏娃》《密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