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星期了！
都好嗎？
我想到要截止就診。一陣子，我覺得還不行，還是耿耿於懷。
挺好，謝謝！加州很美！時間太短了，一直忙著問路。
中間有個間斷。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裡。我講過這段嗎？
他回來了，黑瘦，更駝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談。在旅館的樓梯上就能聽見他打電話的嗓音，在電話上哈哈大笑。很不是個將功贖罪的態度。問他這四年在「五七」幹校怎麼過的，他一臉的「想不起來」，然後他說，過得去！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塊似的，如同他替賀叔叔寫書的四年，形成一個空白。
我們在旅館住到第二個月，隔壁的套間搬來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聲談笑，鄰居的門砰地開啟了。我看見一個粗壯的女人站在我們的門口。她門也沒敲，擰了門把就進來。我爸爸的笑馬上被堵塞。我也頓住閱讀，看著她。這女人的臉在我記憶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體做了半個歡迎姿勢。於是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點像躲揍。
女人在離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對他說：噢，是你啊！音調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著女人的方臉寬額，牙齒給煙燻得微黃，眉毛細淡，褪色褪成灰黃兩彎，在憤怒和衝動時拱成兩條微紅的肉稜。她穿一身鐵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鋼筆。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潑在我爸爸寫到一半的稿紙上。我爸爸看著，什麼抗議也沒有。她邊動作邊說：老賀沒聽錯！昨晚上樓他就聽出你來了。還整不整他？還上臺去劃清界限，打個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親徹底記起了這位女縣長。後來我們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區副書記。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賀叔叔從瓜棚里弄回城裡。說是要長期治病。省城到處有這類沒名分的前首長、前作家、前著名演員。他們都暫棲某隅，遞狀子，申訴，等候「落實政策」。就是復職，恢復名譽。
我爸爸看著泡了一夜的茶成了烏紅的汁在稿面上汪著，縱橫流淌著，墨跡漂浮起來，字句融開了。他有一瞬間想把那成就一半的電影劇本撈出來，但他估計女書記看著這番決堤和毀壞會心裡好過，手就那樣猛一提，又空著放下。反正毀的都毀了。
我也沒有勸阻的意思。動也不想動。我爸爸需要這一下子，他從此真的就完成了負疚的苦旅。這一下子可以償清他的債務了。
我不動，也因為她是賀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見過她兩三面，還是多年前。只記得她很嚴峻地同藝術家協會的人照面、點頭。她的表情告訴你：所有叫作藝術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閒情逸致甚至閒散無聊的。
她一隻手架在腰上，兩根眉毛還是兩條紅紅的肉稜。她說，你曉不曉得，沒有賀一騎你早就是「敵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談話，你知道嗎？憑你這種家庭成分、本人表現，你反黨言論夠裝三本長篇小說了！不是賀一騎救你，你八個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嗎？狗還有良心哩！女書記嘴裡一個詞啞在那兒，是集市上，或街巷裡女人的詞兒。她及時讓它啞在舌尖上，牙齒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狀軋壓出來。
我爸爸問：老賀現在怎麼樣？
我看得出他問完就後悔了。他總是留心賀一騎的各種訊息。賀一騎在流放時期的履歷，我爸爸蒐集的那份最詳盡完整。這樣一問，女書記主持公道的情緒全被刺激起來。
她說：他怎麼樣？！她被冷笑弄得寒噤連串，意思告訴我爸爸：你也配問？！她眉毛上的血氣迅速順鼻樑下移，鼻子全紅起來。形狀不錯的大眼睛汪起淚，又說，他一身的病，又殘廢了——他怎麼樣？！十三歲參加革命，扔下討飯棍就扛槍打日本！末了給你這種人整！你這種人跟他「反戈」、「劃清」！讓大家看你跟他賀一騎沒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誰敢和他有瓜葛？有權有勢，才有交情兩個字！看他給人踩在腳底下，你趕緊也去踩，踩得比哪個都狠！你不踩，怕人家來踩你。末了怎麼樣，該怎麼踩你還怎麼踩你！就你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孫子，你代他寫書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賀一騎還是賀一騎！
她把自己說得越來越憤怒，也越來越精神。她一邊激昂陳詞，一邊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廳裡走動。碰到牆，又走回來，眼睛只看著她自己手指狠狠點的那個方位。那個方位就在她腳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罵她腳邊的一條狗。她就這樣在區委副書記的辦公室裡佈置政治學習，批評計劃生育做得不徹底。她也是這樣同賀叔叔吵嘴、教育兒子。她從這頭到那頭在我們父女眼前遊行示威，我們倆緊抿嘴唇，歪著雙腳站成個一模一樣的受罪和無奈的姿勢。
門口出現一個人。北方口音說：你在這幹什麼？！
是的。賀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裝，從來沒見過他褲子上有那樣的褲線，刀刃一樣。他似乎偶然發現妻子身後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裡瞬息的混亂。他臉上消失許久的酒窩出現了，接著，開放出很大一個笑容。他一聲不響地奔進房裡，穿過他的女區委書記，到達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達時才最後完成。
賀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卻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過程。
「嘿，你這傢伙也住這兒！」
賀叔叔就這麼歡叫的。他沒有把手伸給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頭。那殘缺的中指，就這樣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後來我問過賀叔叔，那前前後後是不是一場戲——他和他妻子。他否認。說他的確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裡，他也在頭天住進旅館時聽見我爸爸的嗓門了，他卻不願緩和。緩和了也會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聽著妻子的演講，本不願干涉，聽她太過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見我爸爸，突然什麼都過去了。他看見我爸爸眼裡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們被磨礪得粗黑的臉，竟像孩子一樣紅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驚懼，微微縮著脖子。
女書記停在半路，看這兩個四十八九的漢子怎麼可以如此稀裡糊塗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對這局勢的評估。她忽然發現她不熟識我。女書記眯起大眼睛來看這二十來歲的女子。那種對一切外表美好的東西的固有輕視。她看這年輕女子的白襯衫束在墨綠底子帶白雛菊的裙子裡。裙子鋪張開寬大的下襬。她心裡對我的公然打扮驚奇也鄙薄極了。她想知道如此膽大的年輕女子是誰。居然不去看兩個男人的好戲正演下去，她直衝我來了。
她問：你是誰啊？
她的邏輯重音放在「你」上：從下滑再上挑的第三聲，鼻音為主，舌頭緊擠上顎，造成口腔狹窄，使鼻音形成了強烈張力。它本身就充滿懷疑和排斥。
你試試，這個中國字：你——
這套動作由鼻腔送出的氣流和聲音鑄壓成這樣一個形狀：你——
妙不妙？整個口腔器官的動作已具有大量潛語。
我懷疑「你」在我們的語言中，從最初最初，在先語言階段，它就是用來指控的。它指出「你」是異類，是「我」的對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對「我」的敵意。「我」在稱呼「你」時，是在接受你的敵意。在我們中國的古老戲劇舞臺上，常見一個角色伸出兩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著另一個角色說：「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詞沒有了。因為不必要了。這個「你」所具有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譴責、排斥以及對於「你」所含的一切異己性的感嘆，絕不是下面的詞可以表達的。沒有更準確更豐滿的詞填入那個省略。
因此，當賀叔叔的女書記說「你是誰啊」的時候，她不是真想知道這個「誰」。她當然知道我是誰。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親的臉容和神態，看一看我們時而出現的一模一樣的痛苦站姿，就一目瞭然了。她只想讓我聽見這個「你」，因此她把發音過程讓我聽見（看見）了。它很完滿。它是發言，不是提問。它本身是個疑問到解答的起承轉合。
我正從衣櫃裡取毛衣，胳膊下夾了兩本書，準備出去，讓兩個中年男人少些顧慮地表現他們的悲喜交集，表現破裂後重逢所特有的誇張。讓他們去談他們曾經的下棋、打獵和酒肉，小心避開誰欠誰的追究。墨綠底色開滿白雛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離時十分招展。女書記在此當口問我：「你是誰啊？」
她手背在身後，榆樹葉兒形狀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敵意，說：你不認識我啦？
然後我轉向我爸爸和賀叔叔，告辭。兩個男人為他們意外中失而復得的友情正動心扉，眼睛溫存地看看我，請我自便。我裝著對所有因果毫不感興趣。賀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還沒開始。
他對妻子說：你不認識了吧？你第一次見她時她才這麼點兒。他叫我陪女書記出去逛逛，一些改賣大眾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復。
女書記當然不會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態度。她必須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沒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著我走到樓梯口，似乎剛剛醒悟，說，哦，是你呀！
貌似圓場，其實她早就確認了與我的對立。這對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懷疑她看出我與她最具體的對立點在哪裡。一種氣息，或說影響，是從她丈夫那兒來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無痕。不可能否認：那個眼看我成長、參與了我的成長的男人。幾乎每天在我頭髮上揉一揉，每天拍撫我臉頰，每天把目光投向我體內體外任何變化的那個男人，他的影響，他對我整一節子生命的參與不會不透露出來給他的妻子。她猜測，有份更內在的親密在我和他之間。他對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點，就足夠她去猜測。女人是很生物的，從本能上來說。那樣不可言狀的交流，她不可名狀地意識到了。他與我的接近，他對我投來的每一束心愛和關切的目光都關係到我的成形。內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於他給予的不尋常的欣賞而形成的。她意識到了，她卻無法說。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覺識破了。
我們就那樣站在樓梯口，交換最基本、最淺表的介紹語。我站在低兩級的臺階上，讓她保持領導勢態。
你在上大學？
是，師大。
你插過隊？
插過，在公社小學教過書。公社就推薦我上師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錯。
她打量我的裝束。你這副德行他們也推薦你上大學？不是隻推薦優秀知識青年嗎？他們可真瞎了眼。你還不知用了什麼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裡大致說些什麼。她教育我要對我爸爸的可恥行為有所認識，她一個手仍背在身後，另一個手一下一下狠點她腳邊的一個目標，說：這就是你父親的根子，資產階級的意志薄弱加上機會主義。見風使舵。撈政治資本不惜出賣同志。
我想，她這些詞彙可以對任何人而言，不只是我爸爸。因為它們的抽象性，那種陳詞濫調的政治性，就弄得它們越來越不沾我爸爸的邊兒。她的憤慨和批判充滿集體感，因此她憤慨的物件也可以是非具體、非個性的。她唯一沒說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臺表演那一記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的薄弱處。
我聽她講下去，保持一箇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覺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膚奇特地細膩，卻無水分，嘴唇又紅又潤，由它們本身的運動所致。她讓我千萬要抵制我父親的影響。還年輕，還有希望。
我看著這具女體，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裡終結的？從那嘴唇上。甚至還沒有終結，頑固和絕望形成它的色澤。也一定是打這裡起頭。賀叔叔的嘴唇知道它們早先多汁。還是不錯的。這副嘴唇也曾啟開，無詞在它們中間。多可貴的無詞的嘴唇！它們也會迎奉，也會是盈滿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時刻，它們僅是享受的感官。年輕的賀叔叔一定不知道，它們將會像此刻這樣運動，從它們中間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樣語言；它們會發行出如此的鉛印字句。年輕的賀叔叔只顧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這副嘴唇上，揉搓它們，品嚐它們，幾十年前，它們滋味不錯。
我微笑著，看著賀叔叔許多年前吻過的嘴唇。為之頭暈眼花過的。
我是說真正的吻，恨不能把一個人的肉體和心靈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這樣一件事，叫吻。
對女書記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時辯護幾句。我說，他為這件事好痛苦。我又說，他並不是平白無故啊，他為別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說，她聽。我的語氣是冷靜的，有距離的。我正對著她的面孔說，四年哪——你想想——一個作家能有幾個那樣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會，然後就錯過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說，那四年我爸爸等於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說什麼。她覺得我身上有一絲我爸爸的怪誕，她得諒解。
我語氣的距離和輕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溫和的敵意，儘管敵意卻風度良好。她叫我說下去。
我說，我爸爸那樣做是不對的。不過不是那種政治上的下作：僅僅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變。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應是兩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動一下，紅了，說：正直？
我忘了介紹，她臉的基本色調始終是紅的。
我說我認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記有正義的東西在裡面。
她又說，正義？！她哼哼兩聲，大概是那種屬於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你父親可能會被看成一個正直的人。他可以隱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給了所有人一個大舞臺，誰都以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臺上，臺下沒觀眾。結果這些人不知道，總有人在當觀眾。演過頭的人，像你父親，就回不到原來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來你把它看成一個大舞臺。你我現在的對臺戲無疑是被容括在大舞臺上了。這相當敗興。我一下子沒了角色感。隨她的便去說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與賀叔叔的肌膚之親，是許久前的事了。賀叔叔被送進監獄的時候，你不也送進去一份離婚報告逼迫他簽字嗎？僅僅因為當時沒人做主，最後的批准才沒有達成。賀叔叔在瓜棚的幾年裡，沒有親友去看過他，你也在那個不探望他的人群裡啊。
我道聲再見轉身向樓下跑去。讓女書記去獨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謝幕。
到了院子裡。
進入了秋天。菊花裝幀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與立體的兩種空間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虛和實的質感。我們那時的生活裡常有這樣的拼合：一條大船是繪製的、平面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則是石膏像，立體的；或者，整個畫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臉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軍裝上的領章和帽徽是鮮紅的，絲絨或某種閃光質料。這樣的拼合讓我感到自己所在的這個時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夾著書，卻不想讀。
這才有空來好好看一看闊別四年的賀叔叔。剛才進入我視覺的，我並沒有來得及看見。去一個區域性一個區域性地看，一條皺紋一條皺紋地欣賞，一個神態一個神態地品味。現在，可以了，獨自坐在木椅上。風把碎塊的陽光吹到我滿裙子的白雛菊上、我臉上和頭髮上。窗就在二樓那排窗子中間。我開始細看剛才那個印象。從賀叔叔突然出現在女書記身後開始。他帶訓斥和嫌惡的語氣，說你在這幹什麼……讓它再來一次，就從他一頭白髮開始，他消瘦的身板，肩還是寬的，胸膛還沒薄去。四年的搬運西瓜，拉板車。
之後我看見他的微小至極的一個動作，把那隻沒了中指的手掩飾起來。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該怎樣還怎樣，以他自己對那殘缺的否認和忽視來感染別人。把殘缺從自己和別人的知覺中抹去。他不少什麼，磨難沒讓他缺掉什麼。磨難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樣真情地撲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難。抹去反目和背叛，讓他倆分別的那些年也不算數。又一個勾銷。賀叔叔那雙離得過近的眉頭，此刻開啟了。
太盛大了，兩個軍團的會師。此前他們在混戰中誤傷了對方，終於跨過硝煙沉寂的戰地，遍體鱗傷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點溼澀，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藥。我膝上放著未觸動的書。他們在二樓的視窗裡。我眼神盯著一叢矢車菊，繼續去看闊別後的賀叔叔。把他從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剛才一股腦兒進入我眼睛和最新鮮的記憶的他，我現在可以放大、重複。看他一條條蝕進皮膚的皺紋，銀色的一層鬍鬚碴子；中山裝的領口稍緊，在他轉頸子向他妻子介紹我時扯動了寬鬆的皮膚。他有副秋收後成熟的臉色。是在斥責了女書記之後他認定那就是我。但他什麼也沒洩露，只說：好多年沒見這小夥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讓他混過去了。重複地看，讓我喜歡起他正往壞處走的形象來。
不是被迫性失憶。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見的是一個男人，他生怕給十八歲的女孩耍弄了。十八歲，她滿心都是妄為，每個眼鋒都發出奉獻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車走了後就很少想什麼，全沒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後看到我的裝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聲：賀叔叔。這年輕女人那麼成熟和久經沙場。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對答和交流統統變成了我的成本，投資於從此往後的真實情場。而那小女孩最初是從他那裡開的竅。
我松懶地坐在那兒，眼睛半閉，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燈亮了。二樓的窗子內越來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菸缸抽成尖尖一個堆，兩人輕聲談到了何處。我媽媽已從文化館下班回來了，揹著裝滿業餘文藝活動的老相機。她進了旅館的院子就看見她女兒在那兒無邊際地發呆。她清脆地叫著我，走近來。
我媽媽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發胖，是一種不同的胖法。手裡那把自動陽傘也是祖母的遺物。祖母的年代，用自動傘是個頗大的噱頭。那真是一把細巧玩意兒，深藍羊皮的彎柄，細極了，明顯是排除了那些不夠細巧的手指頭對它的把握。我媽媽曾經同它搭配得還算準確，現在就很勉強了。她變粗許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彎曲上，捏得吃力也總不得要領似的。傘面也精細，寶石藍上一根根桃紅、鵝黃、銀白的細線條，一環環推出某種頻率。非常好看，這個城市大馬路上卻沒一個人合適撐它。它會成任何人身上一個不搭調的細節。我們都習慣對美麗和細緻一眼帶過了。那場消滅個性消滅細緻的革命過後，讓我在這個秋天的傍晚，看見了祖母多年前有過的那個美好晴天。
我輕淡地講起賀叔叔和我爸爸怎樣見了面。我媽媽面色馬上變了，問道：賀一騎啊？！
我笑笑說：還有別的賀叔叔？
她擔憂地看我一會兒，又去看一塊兒地面。我告訴她：兩人很友善，完全像沒有那回事一樣。她點點頭，被迫接受某種信仰似的，擔憂卻是重了。她問我賀叔叔的妻子是否也來了，我說是的。我說她是不作數的。
我媽媽陪我一塊兒坐下來，交抱雙臂抵抗秋涼。不知他們會談多久。這對於他們，對於我們，太盛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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