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過舒茨，他說他逮著自己幾次了。大聲罵自己，也勸自己。

不罵，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現在去拿信還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藥？

帶來了。這是我常吃的兩種。

會上癮？生活裡癮多了，這個也不算什麼。

試過。兩週，一點五毫克的。

就是自殺念頭迫切的時候。

還會有的。和心情好壞沒有直接關係。自殺在我的基因裡。

我祖父的心情並不壞。心情壞多是自我衝突。我祖父是統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衝突。我爸爸，滿心都是衝突，他的笑都是衝突出來的，但他不會放棄。自我與超我與本能構成的三角衝突，使他得到不斷調整和補充。一次次的充電和減壓，這是我爸爸。

非常簡單。一次我在巴黎的奧賽博物館裡，站在羅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個念頭襲來：自殺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羅丹了。世界在你到來前已規定好所有你必須崇拜的東西。沒有選擇。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須愛拉赫曼尼諾夫，愛肖洛霍夫、列維坦、毛澤東、國家、名譽、父母。必須愛，不然不安全。現在我必須愛和崇拜羅丹、莫奈、米羅、夏加爾。我不加選擇地崇拜、愛，因為文明和進步就包含絕大多數人吃力的跟隨。在非常偏僻的美國小鎮，你還能看見莫奈的複製品。雖然是被動的，畢竟也是崇拜的表態。輪不上你來懷疑的，你一生下來，貝多芬已經同喜馬拉雅山一樣，把你籠罩在偉大的陰影中。自殺，你便跳出了這個安排。

已經給你規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殺是挪出這種慣性。

博物館大門前那銅塑的工農兵是正面形象，還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補入工農兵行列的「革命知識分子」。

還有賀叔叔……我在想，從哪兒接下去。

對，火車。去祖母家的火車上。

我那時身高一米五五，體重七十五斤。十一歲的女孩，長得稍猛了些。

其實這個歲數的女孩都有一點兒厭世。倔強？她們總是有一頭乾燥的頭髮……我像是沒有足夠的準備來講這件事。

謝謝。

那我告訴你那之後的事吧：

火車在一個悶熱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種甜蜜和不穩的情緒在這世界上。我什麼也沒表示，把頭髮編結好，看著賀叔叔笑一下，什麼也沒說。也許我說了一句：車為什麼在夜裡停那麼久呢？

賀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緊他，別讓擁擠的人群擠散。他溫熱的大手帶著適度的潮溼擱在我肩上，擋開站臺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體的生理氣味，他也想替我擋開。就要出貴賓室了，他愣住，轉臉對我說，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丟在火車上了。

他往回走幾步，又走回來，額頭和脖子上頓時油亮起來，淺藍襯衫的腋處一邊出現一個月牙形的汗漬。喚過來一個女服務員，讓她跑步去火車上把那公文包截下來。服務員很快回來了，說火車剛離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會被送回來。賀叔叔嗓音重了，說：那怎麼行？開會的發言稿還在裡面，還有一個德國萊卡照相機！

後來我知道，裡面還有一個筆記本，記著紐扣大的字跡，是賀叔叔想到的情節和細節，需要口授給我爸爸寫進那部長篇小說的。其中一些詞彙只有他自己識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發明了一半的字。筆記本封面裡夾著他妻子和兒子的照片，是小城裡的照相館以水彩上色上得過火了的那種。

又在貴賓室交涉一會兒，沒有更好的結果。賀叔叔看著我笑笑，說：小夥子，好在沒把你這件大行李丟了！

我跟著他走到車站外。炎熱裡一些穿破棉襖的乞丐灰暗地晃來晃去，滿地縱橫著彎彎曲曲的汙水，看去可疑。而就在這些汙水之上，數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餿了的西瓜瓤氣味在空氣中冒著泡兒，釀著什麼。上海1963年盛夏的一個早晨，白晝來得遲些。

我們邁過一些橫豎的人體，都是艱難地睡著卻絕不甘心醒來的人們。

賀叔叔讓我等著，他去尋找大會派來接他的車。

我等著，忽然出現一個想法：在這個車站，偶爾有父母讓孩子們等著，他們永遠不再回來，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瞭如此的割捨和擺脫。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遺棄其實早已開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覺，都不妨礙一個預謀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緊靠腳放好，望著賀叔叔消失的方向；他離去時在人堆裡開出的路，已經又癒合。這個車站上，偶爾有個絕望地翹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時候對大人們比對自己信賴得多。你聽見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愛，或喝酒吃東西，第二天早上，你仔細在父母臉上找一個證據，找半夜那件不尋常的事的證據。可你沒有找到，因此你認為你不過做了個夢。你為這個夢會愧怍。十一歲的女孩，因為自己秘密的一些嚮往而發生了夢魘。她為火車之夜的夢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紗的單調衣裙和因發育而微微疼痛的身體之間黏稠起來。

我稍稍向左邊走一點，想看清人們是怎麼了。人漸漸往那裡聚攏，如同大群的螞蟻要合力搬弄什麼。

是一個女乞丐。坐在一隻木盆裡，懷裡抱一個不出聲亦不動的嬰兒。女乞丐不會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長出一輪去。骯髒掩蓋了她的青春。她渾身只有那個露出的乳房是乾淨的。不是全部，只是嬰兒的嘴和臉常常觸碰廝磨的那一帶異常潔白。那是個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裡的那些，存在得毫無目的。它從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卻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後陡峭起來，形成它最壯闊的主峰。峰巔使皮膚繃得很緊，繃得薄極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網一樣柔細而不確定，處女時期形成的褐色圓暈此時膨脹得出現了危機。乳頭已被嬰兒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狀，碩大一顆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別無選擇，非得去看那個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見賀叔叔也在人群裡。他是一路找我找到這人群裡來的。他闖入時只感到人群靜得驚心動魄，同時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麗故事。他一眼就看明白盛著女乞丐的木盆是什麼木料。那是一隻桃木浴盆，做出鄉村豪紳家的少奶奶氣質。它被用了七八十年了，經常被桐油細細油過，盆發著暗暗如肉體的潤澤。女乞丐抱著嬰兒，從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來。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

人群裡的誰在負責傳播這個故事，人們聽著，呢喃欷歔地贊同。反正賀叔叔走到最裡面時已求索到故事頭尾。故事是沒有得到女乞丐校對的，尤其那有關她的豪紳背景，那個被槍決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為零的祖產。故事說她嫁不出去，沒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結束在木盆的價錢上，她的唯一嫁妝，價錢是三十五斤糧票。

糧票。和這兒的減價券完全兩碼事。糧票是你存活的許可。它限定每個人的佔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慾，限定人的居住範圍和活動半徑。必須得到上海市當局發的每月二十八斤糧票，一個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產，有錢，但你可以照樣捱餓；沒有糧票，一切物質對你的肌體都是無機的。因此沒人買得起這隻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著一條半人命。

看上去多汁的乳房其實已經乾涸，嬰兒正在遺棄它，從沉睡直接進入昏迷。

我猛見賀叔叔站在我對面時，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個山芋麵餅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祟地消失了。把憐憫攤開在眾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這樣露著一個乳房的女乞丐，憐愛和那個乳房便有了種聯絡。

我的目光始終不離開這隻乳房。我幾乎忘記它從哪兒來，它和眼前的圖景有哪種關聯，卻是一陣為它而生髮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對當時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麼東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體驗它被我自己的身體負承起來的分量，一種偉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體驗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滿足。

女乞丐不自覺地向前送著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後仰的彎曲。那不自覺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來這個形象蝕在我的記憶裡，越來越深。十一歲是不該去對女乞丐的乳房發生崇拜和驚羨的。賀叔叔看見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聲。我看看他，從他擔憂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謬的。我們同時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個感覺在我心裡悸動一下：賀叔叔的手托住這乳房。就是那隻走起路來不甩動的手，它之所以不用動是因為它有一個使命；手和這隻乳房，它們有個秘密的關係。

賀叔叔又叫我一聲，皺起眉，露出父親式的焦灼。他說，你可把人找苦了小夥子！他走過小小的空場地，走過木盆和山芋餅，一時間把人們視線的瞄準弄亂了。他拉起我一條手臂，說：有什麼好看的，車在那邊等咱們呢！彷彿他自己也沒意料到的一個動作，他隨便從口袋掏出一個小紙票兒，投在那隻木盆裡。兩張二十斤的糧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後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賀叔叔沒理她，臉上有淺度的噁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聽到了。他不想那麼公然地做她「大哥」。本來那點兒不經意的梯己，全讓她賣弄出去。他還怕她會叫著叫著上來拉他，獻出一隻美麗的潔白乳房。我想賀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見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入。一邊看一邊從貼身口袋掏出所有糧票。兩張小紙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團著，在指縫間捻揉，心病似的愈結愈緊。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婦人，似乎有一絲私情是他不願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曖昧的私情，他們正受折磨，卻不能承認。

賀叔叔拉著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車裡。我一直找不著賀叔叔的眼睛，車內是暗的。我叫了他一聲，他迴轉臉表示答應我，可我仍攏不著他的眼睛。按說是哀哀的，按說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個人不給你看到他眼睛的時候，不管他怎樣把整個面容給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幾年後那些批鬥會上，賀叔叔罪人一樣由衷地低下頭，人們把他的頭髮向後扯起，想讓臺下所有喊「打倒賀一騎」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們看見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卻看不見他的眼睛。那個時刻，只有一霎，十五歲的我看見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個人看見了，是他給我看的。他只給我一個人看那裡面的委屈、狂怒，那令他瘋癲的自尊的劇痛。他只允許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紅衛兵。

不是壞人，就是和我當時的年齡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來歲。

參加過，後來退出了。我發現一篇很長的批評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個字，就退出了。重複性太高，多枯燥。

離開火車站以後，我沒有再見賀叔叔，直到秋天。他還是照原樣揉揉我的頭髮。我們還像原先那樣親熟。整個的來往中，卻有了一截省略。

我從來不能確定那一夜存在過。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擺設好了，在快入夜的時候，說他有三五句話必須和我談。我們都被系裡那臺愚蠢的老影印機延誤到那個鐘點。十一點，四百頁書稿訂成冊。就是他和我合作了兩年的那本書，《中國當代文學語言的非流通性》。

沒有告訴過你嗎？

沒關係，你需要記的事太多了。

在專注於這本書寫作的時間內，我和舒茨成了我倆私人關係的局外人。他不甘心這樣，有時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為什麼。我以為最希望的就是這樣相安無事，偶然約會，許多事情不去深究。這好像應該是七十歲的男人和四十五歲的女人之間最明智的關係。你知道他妻子還在挽救他們的婚姻。有次來了箇中國運動員的參觀訪問團，酒會上挽臂走進來的老夫婦，就是舒茨和他妻子。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個盤起灰色髮辮的女人。她有著和丈夫一模一樣的顧盼和微笑，一模一樣的端盤子、持餐具的手勢，完全相仿的方式扮個鬼臉。她同舒茨被同一種生態環境演化，成了絕好的一副對稱體。長久的廝磨和摸索，兩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樣一點點淘汰誤差，一點點拼對如整體。非得怎樣甘願被埋沒的女子，才能與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給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圖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無，卻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給予精確補救。她輕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葉，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隻紙杯，替他換一塊乾淨餐巾，自如與協調，幾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糾正。他們完全不知道那種滑稽的一體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調解處，已有一年了。

一個女人已經溶解在他生命裡，他怎麼會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達爾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達爾文那裡，是甜美的。在舒茨那裡，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決定它是苦的。

對，是我出現的那一天。他這樣說的。

我們的面談延長了三小時，就是那一天。

我對他，相當好感。兩個星期後，他第一次請我吃午飯，後來是晚飯。後來晚飯桌上有了蠟燭。燭光使我們的臉容和神態意味深長起來。

不愛他。但這份不愛不是時時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愛。偶然地，我會刺激一種親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們不相愛」這個現即時，我對他忽然愛戀起來。

這樣，我們裝訂完了三十本書稿。忘了告訴你，這是他的辦公室，窗外有湖，湖上來的風帶形狀帶稜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電腦擱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餘光能納入一點湖色；或者說，湖色太亮時，便會入侵他的眼睛。寫字檯很大，拐個彎，是系主任該有的那種凌駕之勢。它的對面有兩個沙發，給來談自己各種麻煩的系裡的教授坐的，還有我這類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塊幹了的三明治，給兩排牙齒軋成一個凹形，如同牙醫拓下的牙齒模型。清掃工推著車，一層樓一層樓地逼近。舒茨拿出酒來。

我說：真驚訝，你還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說學校只是處處貼「不許抽菸」的警語。他說不僅準備了酒，他還去理了發。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們的合作將有個成果。他誤認為我話裡有話，眼睛中的灰色變得湛藍。我看著他年輕起來的臉，皺紋和白髮都成了一種偽裝。他晃著酒杯，深紅液體一圈圈上升，就要從杯沿出來了，他停住，鼻尖湊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個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還是湊興的。

他說你以後會喝酒的。

不，不緊張。

可能有一點緊張，因為我急於知道事情在往哪裡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談起歌劇來，談兩個星期前看的那場《阿依達》，一些樂句開始出現在他的話裡。他說起它在大都會首演時，露絲·班姆頓sup/sup的輝煌。我爸爸那麼狂愛音樂。在他十四歲時，主管音樂教育的神甫對他說，孩子，放棄吧，你耳朵的音準很壞。從此人們見他狠狠顫動腮幫，那是他在內心奏樂，在內心奏得驚天動地。他在我媽媽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們的耳朵，常會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來大半個旋律。那是他內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納。

他結束了第三杯酒。電梯上升的聲音響了許多。

我心裡敬重這個人，感激他為我而與妻子去婚姻調解處。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毀掉他的生態平衡。他是那種學者：可以把別人原創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並不去原創。他是以別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對一切無所求時悄悄上升，成為愛。在他和我為一個概念爭執的時候，或許，在許多人在場時他淡淡地隔著人叢向我一頷首。有一種骨血親情才有的淡泊。我在類似的時刻會意識到我們之間頗美好的內心往來。我總是在系裡每週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會上，遠遠地，讓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樓的學生教師撤光了，清潔工推著工具車一層樓一層樓地上來，我竟讓舒茨找見了我的眼睛並讓他許久地掌握著它們。這是無意中闖下的禍。根本不應該接過酒杯。在他開啟腳邊的櫃門，一摞檔案坍塌出來，他的手取出這瓶1988年的紅葡萄酒的當口，就該道個別。

倒不是特別怕闖禍的後果。車窗把小站上的燈光甩入，田野裡稻子成熟的味道從窗縫進入。我倒不特別怕，也不懂該怕什麼。我們恐懼著我們所向往的。我們不是怕刀，是怕我們心底下以刀去傷人或自傷的秘密嚮往。恐高症不是恐高，是恐懼我們天生具有而從不被認識的墮落慾望，或讓別人去墮落的慾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澗裡投一塊石頭，聽著那墜落的經過，最終聽見一個象徵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墜進湍急的澗溪。你感到釋然和緩解。不知哪兒來的一陣興奮、一股壓力，讓我急於知道事情會不會被惹大。我見車窗外的白光浪濤一樣打在他臉上。那是我信賴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愛慕他，這不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可以選擇的。

燈光把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床。一個人經過死亡的形狀塑出來了。我推託。酒杯很懸地在我們的掙扎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跡。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徵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我穿著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鉤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我急匆匆地走過處處有菸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態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著我的名字追來，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車輪子轟轟地碾過地毯，小夥子哼著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這個一百多年曆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門開啟得特別慢，這樣「唰——」一下。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迷亂的巨大場地，堆著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桌椅。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按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了——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不全。我畫得很糟。

露絲·班姆頓：美國著名女歌劇演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第一個在《阿依達》中扮演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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