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行，謝謝。

是嗎？其實我並沒睡好，不過謝謝。你看上去也挺好。

這是剛才那個小姑娘擺的嗎？這兒，把巧克力埋在沙盤裡了。她幾歲？

比那時的我大一點。健壯多了。那些年裡，我飛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賀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會同爸爸一同回家來。只知道他的妻子是個縣長，在一個一夜火車之距的遙遠陌生的城鎮。只知道賀叔叔不露面的時候是去妻子那兒探親了。我媽早已不拿賀叔叔當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隻熱水袋繼續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發冷已深得原諒。他還是伸展雙腿從柵欄上一邁而過，直接把我的腦袋摟進懷裡，揉一陣。他身心中有那樣的快樂。

我必須先告訴你賀叔叔這個人。

我講過，他個子很大。他玩笑說那是乞來的百家飯催的。他腿上、腳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著我的手指，去碰過它們。他巨大的一隻手把我八歲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細的食指在外面，使勁而輕微地觸碰那浮雕般的傷痕，然後看著我半是恐怖半是噁心的滿足。他留一個清爽的髮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碴的下巴；哪裡都顯得堅定、快樂。

對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頁是寫他的：十八歲開始掃盲，二十歲成了小說家；他不識字時編的打油詩常常被刊在魯豫解放區的油印小報上。後來打油詩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里。我印象中的賀叔叔是個太陽。喝多酒他會講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軍的小兵還偷行軍乾糧給他仍在乞討的母親送去。他會忽然一口鄉音，眼神溫存哀婉。

賀叔叔一生中唯一親手動筆寫的小說《紫槐》就是他和母親的關係。我是這麼猜想。是個非常殘忍非常非常罪惡和優美的故事，我會在某一天好好給你講。

那個時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與爸爸低聲談話的賀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個舉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之中。

賀叔叔和爸爸經常那樣低聲交談。有時爸爸在絕望辯解時，賀叔叔會從他方正的衣袋裡抽出一疊紙，然後用手指戳點這處那處同爸爸說著。我後來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雜文，叫作《兒不嫌母醜》。「兒」與「母」的關係，喻指公民和政黨。「兒」可以接受醜陋的「母親」，但絕不容忍她的墮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漸空白，焦距徹底散開，希望徹底破滅。

我一生對我爸的同情都源於此刻。

我十一歲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賀叔叔究竟是怎樣一種朋友。

在賀叔叔同我爸熟識之前，他還在省委負責宣傳。一個有權力有名望因而顯得極其有力量的男人，也顯得性感，以我現在已有了情場世故的眼光去看。權力之一是審查每個作家的政治態度、政治言論。政治言論惡劣的，叫作右派。爸爸那篇《兒不嫌母醜》，儘管語氣溫良詼諧，但底蘊一目瞭然，那樣的敵意和殺傷力。危險的天賦，在我爸體內。加上爸爸的血統和背景，以及1948年問世於上海的嘲諷短劇。

你已經知道了，會有什麼前景。

叫作「反右傾」運動，舉國動員。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賀叔叔一手接過核審的。賀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種奇異的興趣。是有陳腐學究家譜的人與草莽秀才之間帶一點點獵奇的尊敬。

賀叔叔把那份置我爸於死地的案卷暫擱下來。擱在他抽屜底層，許多天不去開那抽屜。忘卻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個政治徒刑緩期而使我們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殘延。這殘延是痛苦的。盼望僥倖也等待誅滅，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菸的霧障中蹚來蹚去。一夜驚醒，見爸媽對坐在昏天黑地裡，結伴等待賀叔叔紅筆一揮，定個死活。再次醒來，見爸爸弓著腰，飛快抖動腕子在寫字。媽媽看著他寫，把早就冷掉的熱水袋貼在蒼黃的臉頰上。爸爸在給賀叔叔寫信，寫了幾十張又忽然決定不寫了，寫訖的也叫媽媽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燒。遙遙地傳來早班車的聲音，爸寫下一行字，請賀一騎有空來吃晚飯。就這樣回到我們那個開頭，那個晚宴。

我在想賀叔叔的首次登場。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銅像一樣的前額上。那時我並不知道誰來赴晚宴。不知道這個有名望、權力的三十歲男人正將他的影響滲進我們的日子，我們本來已有另一番註定的日子。我正寫正楷，不知道賀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來。走過辦公樓門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過電影宣傳牌樓，上面是蘇聯電影演員邦達爾丘克，一行大紅字：「紀念衛國戰爭勝利十五週年。」再走過一大堆爛蘆蓆，那是一條街的大字報欄給颱風颳倒，被堆放在這裡，下起雨大字報漚化開，周圍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紅墨的大小水窪，再往裡，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識分子」。巨大雕像矗立在凹字形辦公樓所形成的院子裡，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沒有陽光。有時看見嬌小的王琛白滿頭石膏屑，趴在腳手架上開山鑿石般朝雕像揮榔頭。都知道它是將要矗立於博物館門前的工、農、兵之中的，因此從來沒人認真注視它的進化。賀叔叔想必是站下來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嚇一大跳地叫道：「賀書記！」他才笑笑離開。王琛白想必是追著賀叔叔的背影問：「你看怎麼樣？賀書記。」

賀叔叔這時已快走到詩人彭曉夫曬著黴豆腐的家門口了。南側，是條小巷，兩邊屋簷疊上了邊緣，腳步聲是有迴音的。會在巷子裡碰上張帆，有人這樣告訴你。張帆是賀一騎書記的前任，在賀一騎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們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絲巾裹住面孔，頭上戴一頂藍呢子帽，突然把過巷者攔住，再把一根褲帶提住頸子說：「我是張帆。」

走出巷子有個天高地闊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當中有個井臺，正南正北猶如祭壇。蹲著坐著的是主婦或「阿姨」們，剝豆，淘米，捶打衣服。井臺是沒有井的，在我落生於這兒之前井就填了，築起水泥臺子，中間有四個自來水龍頭，於是就排起四條接水的隊伍。晚飯前這個時間，賀叔叔在繚亂的一排排晾衣繩之間快要迷失了。水分蒸發去了的淺色印花被單被風招搖起來，同色或異色補丁透露給你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家境。這些補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東西在這個時空裡會孤立。偶然見我媽媽拿一塊新布在嶄新的寢單上設計補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過了井臺，食堂那寶塔一樣雄偉的煙囪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裡，兩把煙凝成細小黑色的固體，落到院子的楊樹葉和柳樹葉上。細細的黑色飄降物也落積在大煙囪的自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字黑茸茸一層，那些字看上去像一百年多了。

賀叔叔就這樣走來的，左手擺動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還按在曾經佩帶過的左輪上。

我和賀叔叔在十來年後會了一次面。他講起頭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時十八歲，遠離父母，他也在類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誠，就是那一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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