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蓋普的母親珍妮·菲爾茲因為在電影院弄傷一名男子被捕。當時正值日本轟炸珍珠港不久，人們對軍人十分大度，因為忽然一下子人人皆兵，但珍妮·菲爾茲依然對男性的容忍度有限，對士兵尤其不能忍。她在電影院裡已經換了三次座位，但每一次那個兵都跟著換到離她更近的位置，迫使她坐到了長了黴斑的牆角，銀幕上播放的新聞片幾乎被愚蠢的柱子遮擋住，她決心這回再也不換座位了。誰知那個兵又換了一次座位，挨著她坐了下來。
珍妮那年22歲。一上大學就退了學，但她以優異的成績唸完了衛校，心滿意足地當了護士。她年輕健美，雙頰總是紅撲撲的，她有一頭光滑的深色頭髮，她母親說她走起路來有種男子氣（她走路會甩手臂），她的臀部平坦又結實，從背後看像個年輕男孩兒。珍妮覺得自己的胸部太大了，這張揚的胸部讓她顯得「容易上手」。
但她才不是那種女孩兒。實際上她之所以會退學，就是因為懷疑父母送她來衛斯理女子學院唸書，是為了讓她有機會和出身好的男人約會，最終嫁個好人家。這主意是她哥哥們出的，他們向父母保證沒人會覺得衛斯理的女孩兒放縱，那裡的學生婚姻成功率高。珍妮感到自己接受教育只是在拖時間，好像她其實只是一頭奶牛，等著被人人工授精。
她說要念英國文學，但當她發現同班同學只在乎怎樣巧妙又優雅地俘獲男人，就義無反顧地轉去學了護理。她覺得醫療護理知識馬上能派上用場，看不出念護理專業還能有什麼別的動機（後來珍妮在她著名的自傳裡寫道，在醫生面前搔首弄姿的護士多了去了，但那時她的護士生涯已經結束）。
她喜歡簡單不繁瑣的護士服，護士連衣裙的上衣讓她的胸部看上去平了一些。護士鞋走路舒服，和她快捷的步伐十分般配。她值夜班時還可以看書。她並不懷念年輕的男大學生們，要是不聽他們的，他們就不樂意不滿意；要是太遷就他們，他們又會搭架子擺出清高的嘴臉。在醫院裡她見到的多是軍人和打工仔，沒什麼大學生，相比之下他們更實誠，沒有自命不凡的期望。如果肯吃一點兒虧，他們起碼很感激再見到你。那時忽然人人都是士兵，個個像大學生那樣自視甚高。於是珍妮·菲爾茲不想再和男人有任何瓜葛。
「我母親，」蓋普寫過，「是一匹孤狼。」
菲爾茲家族靠鞋子發家，儘管菲爾茲夫人孃家是波士頓的威克斯家族，她嫁過來的時候帶來了一部分名下財產。不過，菲爾茲家族經營有方，多年前就從鞋廠搬出來了。他們住在新罕布夏海岸犬首海灣的一棟木瓦大宅子裡，珍妮無論早晚只要放假就會回家，主要是為了讓母親高興，她想向這位貴婦證明，雖然她如母親所說「去貧民窟裡當了護士」，卻並沒有因此沾染骯髒的講話習氣，道德也沒有因此敗壞。
珍妮常常在火車北站和哥哥們碰頭，再一起乘火車回家。所有菲爾茲家的人，都被交代要在波士頓開往緬因的火車上靠右坐，在從緬因到波士頓的回程火車上靠左坐。這是順了菲爾茲老爺的意思，雖然他也承認這一側風景最糟糕，不過他認為，所有菲爾茲的子孫，都必須看一看這髒亂的地方，正是在這裡發家，他們才有瞭如今優渥的生活。坐在離開波士頓的火車右側和回程火車的左側，會路過菲爾茲鞋業的黑弗里爾工廠區，還會路過巨型的廣告牌，一隻巨大的工鞋正穩步踩向人們。廣告牌高聳在鐵路上方，在鞋廠窗戶上投下無數個倒影。在這隻氣勢驚人踏步向前的鞋下面，是一行廣告語：
在廠裡，在田裡。
菲爾茲造福你的腳！
菲爾茲鞋業出過一個護士鞋系列。每次珍妮回家，菲爾茲老爺就送給她一雙。珍妮一準兒囤了一打。菲爾茲夫人堅持認為，珍妮從衛斯理退學等於自毀前途，所以她每次都會在女兒回家時準備禮物。菲爾茲夫人給過女兒一隻熱水瓶，起碼她是這麼告訴珍妮的，不過珍妮從沒拆開過包裝。她母親問：「親愛的，我給你的那隻熱水瓶還在嗎？」珍妮想了一分鐘，估計落在火車上了，要不就是扔了。她就說：「我可能弄丟了，媽媽，不過真的不要再給我了。」然後菲爾茲夫人把藏起來的一包禮物拿到女兒面前，還包著藥房包裝紙。菲爾茲夫人說：「求求你，珍妮，小心點兒。真的用起來，求求你。」
作為一名護士，珍妮一點兒也看不出有什麼必要用熱水瓶，她覺得熱水瓶不過是過時的感人的怪物件兒，頂多給人心理安慰。不過，她還是把母親給的一些禮物包裹帶回了她在波士頓仁慈醫院附近的小房間裡，然後收進壁櫥裡。那裡堆滿了沒拆封的護士鞋。
她感到跟家人疏遠，而且奇怪的是，明明小時候他們視她為掌上明珠，可到了某個時候，他們似乎就停止了對她的寵愛，開始轉而對她提出期待。就好像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孩子應該吸收愛吸收個夠，而在之後更漫長更嚴峻的人生階段，就應該還債了。但珍妮破壞了這個鏈條，離開衛斯理轉而追求護理這麼平常的職業，就等於拋下了家人。而他們好像沒別的法子似的，似乎只能拋下她。比如說，在菲爾茲一家的觀念裡，珍妮如果當醫生就得體多了，或者如果她繼續念大學然後嫁人也不錯。每次她見到哥哥和父母的時候，大家在彼此面前都很不自在。他們正處在那種越來越不理解對方的尷尬階段。
所謂家庭一定就是這樣的，珍妮·菲爾茲想。她覺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無論他們二十歲還是兩歲，她都會一樣愛他們，或許他們二十歲的時候反而更需要家人呢，珍妮想。兩歲的時候，哪裡需要什麼呢？在醫院裡，嬰兒都是最容易接待的病人。越是年長，需要的就越多，得到的愛卻反而更少了。
珍妮覺得，自己好像在一艘大船上長大，卻沒見過機艙，更別提了解了。她喜歡醫院把所有事都簡化成病人吃什麼、吃了對病情有沒有幫助、藥和食物放在了哪裡。小時候她從沒見過髒碗碟，有用人來清理飯桌，她一直以為，他們把碗碟都扔了（那時大人連廚房都不許她去）。很久以來，珍妮一直以為是送奶車每天清晨給他們送來當日的碗碟。牛奶瓶哐啷碰撞的聲音，很像用人們在大門緊閉的廚房裡刷洗碗碟的聲音。
珍妮·菲爾茲直到五歲，才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浴室。有一天早上她聞著父親的古龍香水摸去了那裡。她發現那裡有蒸汽淋浴套間，在1925年算時髦的，還有一隻私人馬桶座以及一排瓶瓶罐罐，和她母親用的那些不同。珍妮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家裡秘密藏了很多年的神秘男子的巢穴。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醫院裡，珍妮知道每樣東西該放在哪裡，也在學習絕大多數東西是從哪裡來的，這沒有任何神奇之處。而在犬首灣，珍妮還小的時候，家裡人就都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房門後面掛著自己的鏡子。醫院裡，隱私少，沒秘密。如果想要一面鏡子，得問護士要。
珍妮小的時候，被准許獨自探究的最神秘的東西，就是地窖，還有每逢週一就裝滿了蛤蜊的大陶罐。珍妮的母親，晚上在蛤蜊上撒上玉米粉，地窖裡有一根從海里接來的長水管，她每天早晨用新鮮海水沖洗它們。到週末的時候，這些蛤蜊就給養肥了，沙子也吐乾淨了，它們的肉肥大得溢位了殼，在鹽水裡耷拉著猥瑣的大脖子。星期五珍妮幫廚子篩選蛤蜊：碰它們的脖子，死了的不會縮排殼兒裡。
珍妮要來一本講蛤蜊的書。她讀了關於蛤蜊的方方面面：它們如何進食，如何繁衍，如何生長。蛤蜊是她完全瞭解的第一種生物，她瞭解蛤蜊的生命、性和死亡。在犬首灣，人類不那麼容易親近。而在醫院裡，珍妮·菲爾茲感覺自己得到了彌補，她發現跟蛤蜊比，人類並沒有更神秘，也沒有更迷人。
「我母親，」蓋普寫道，「不是那種擅長精細區分事物的人。」
她可能注意到，蛤蜊和人類之間的一個驚人區別在於：大部分人多少有點兒幽默感，但珍妮不是喜歡幽默的人。當時波士頓的護士中流傳著一個笑話，但珍妮·菲爾茲覺得一點兒也不好笑。笑話牽涉到波士頓的另外兩家醫院。珍妮所在的是波士頓仁慈醫院，簡稱為波士頓仁慈；有一家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簡稱為馬總；還有一家醫院是彼得·班·百翰，被稱為彼得·班。
笑話是這麼說的：
有一天，一個波士頓計程車司機被一名男子攔住了，這人瘸著腿走下馬路牙子朝車走過來，膝蓋幾乎要跌在馬路上了。男子的臉疼得發紫，不是脖子被勒住了就是在憋著氣，因此他說話困難。於是司機為他開門扶他上車，男子臉朝下在後座趴著，膝蓋蜷在胸前。
「醫院！醫院！」他叫道。
「彼得·班咯？」司機問。那家最近。
「比彎了還慘，」男子呻吟道，「我想莫利把它咬下來了。」
珍妮·菲爾茲很少覺得笑話好笑，這個尤其不好笑，珍妮不喜歡關於「彼得」的笑話，總是和這類事撇清。她見識過「彼得」惹的麻煩，孩子還不是最差的後果。她當然見過不想要孩子的人，她們聽到自己懷了孕總是很難過，她們不該被逼著要個孩子，珍妮想，儘管她主要是為她們生下的孩子難過。她也見過想要孩子的人，因為她們，珍妮也想生一個。珍妮想，有一天她會想要一個孩子，一個就好。不過麻煩的是她幾乎不想碰「彼得」，更不想和男人有任何接觸。
珍妮所見過的大部分「彼得」療法，都用在士兵身上。美軍在1943年之前，都還沒能受益於青黴素的發現，很多軍人直到1945年才用上青黴素。1942年初，波士頓仁慈醫院通常用磺胺和砷來治療「彼得」。用磺胺噻唑來治淋病，建議大量用水。在青黴素出現之前，他們用新胂凡納明來治療梅毒。珍妮·菲爾茲認為這象徵了性會帶來的後果：給人體中的化學反應注入砷，來清洗人們化學反應的惡果。
另一種「彼得」療法，只有當地的醫院才有，同樣需要大量使用流質。珍妮經常協助這種消毒法，因為患者在這種時候需要特別照料，實際上有時他們需要有人託著自己的生殖器。消毒過程很簡單，注射一百毫升的液體進生殖器，在尿道里迴圈一圈，不過每個經歷過這種療法的人都覺得有點兒疼。發明這個消毒法的人叫華倫泰，消毒器因此被稱為華倫泰沖洗器。在華倫泰醫生的沖洗器被改良之後很久，或早已被另一種沖洗器取代，波士頓仁慈醫院的護士們仍舊稱這種治療手法為華倫泰療法，珍妮·菲爾茲認為這是對情人的合適懲罰。
「我母親她，」蓋普寫道，「不是生性浪漫的人。」
電影院裡的那個兵第一次換座位企圖靠近她時，珍妮·菲爾茲想到華倫泰療法太適合這個人了。但她並沒有攜帶沖洗器，她的包塞不下那個大傢伙。再說，要用華倫泰消毒法也需要病人配合。她隨身帶著的是一柄手術刀，她從來手術刀不離身。不是她從手術室偷出來的，這刀的尖端有一道很深的缺口（準是掉到過地上或水槽裡），被醫院丟掉了，它已經不適合精細的工作了，不過珍妮又不是要做什麼精細活兒。
起初這刀劃破了她小包的絲綢口袋。不過她找來一箇舊體溫計套子，就像自來水筆的蓋子那樣，套住手術刀的刀片。那個兵挪到緊挨著她的座位，伸出整條手臂，擱在他們倆之間本應（古怪）共享的座位扶手上時，珍妮的手在包裡開啟了蓋住手術刀的體溫計套子。他修長的手越過扶手耷拉著，抽搐著好像馬在抖動著一側的馬背趕蒼蠅似的。珍妮一隻手握住包裡的手術刀，另一隻手把包緊緊按在白衣覆蓋的大腿上。她想象自己的白色護士服像神聖護盾般閃耀，出於某種變態的理由，她身邊的歹徒就是被她的聖光吸引。
「我母親她，」蓋普寫道，「終其一生都在提防搶包的和劫色的。」
在電影院裡，那個兵要的可不是她的包。他碰了碰她的膝蓋。珍妮清楚明白地開口喝止。她呵斥道：「把你的髒手拿開。」幾個觀眾轉過頭來。
「哦，得了吧。」那個兵呻吟道，手很快伸進她的制服裡面，他發現她的大腿緊緊併攏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整條胳膊——從肩膀到手腕，忽然像軟瓜一樣被剖開。珍妮的刀利落地割開他的徽章和襯衫，乾脆地割開他的皮肉，他手肘關節的骨頭露了出來。（「如果我真要殺他，」她後來跟警察說，「我就會割他的手腕。我是護士，知道人哪兒流血最要命。」）
那個兵尖叫起來。他站起來又倒了下去。他沒被割到的手揮向珍妮的頭，重擊她的耳朵，她的頭嗡嗡作響。她手握著手術刀撲向他，割下了他上唇一塊肉，形狀厚度類似大拇指。（「我當時沒想割破他的喉嚨，」她後來跟警察說，「我是要割掉他的鼻子，不過沒割中。」）
士兵大叫著在電影院走道摸爬逃跑，朝亮著燈的安全出口逃命。電影院裡有人驚恐地嗚咽起來。
珍妮在座位上擦乾淨手術刀，放回包裡，重新用體溫計套子蓋住刀刃，然後走向大廳。士兵的尖銳哭聲震耳欲聾，電影院經理隔著大廳的門對著黑暗中的觀眾叫道：「有沒有醫生啊？拜託！哪位是醫生？」
有人倒是護士，她過去想盡力幫點兒忙。士兵一看是她，立馬暈倒，真不是因為失血過多。珍妮知道面部傷口流起血來很嚇人，其實不打緊。他手臂上更深的傷口，才應該馬上處理，但是這人並不會因此流血而死。除了珍妮似乎沒人懂這一點，畢竟他流了那麼多血，而且她潔白的護士制服上還沾了那麼多血。他們很快意識到動手的就是她，電影院的雜役不讓她碰昏倒計程車兵，有人把她的包拿走了。這個瘋護士！砍人狂！珍妮·菲爾茲非常冷靜。她想只要等真正的執法人員來了就能明白來龍去脈。但警察對她也不太友善。
「你和這傢伙談戀愛很久了？」第一個警察在押她去分局的路上這麼問她。
後來另一個問她：「你怎麼知道他要攻擊你？他說他只是想認識你。」
「寶貝兒，那可是把惡毒的小兇器，」第三個警察對她說，「你不應該隨身帶著這種玩意兒，這可是給自己找麻煩。」
於是珍妮等著她哥哥們來把事說清楚。他們可是河對岸劍橋大學法學院的人。一個是法學院學生，一個是法學院老師。
「他們都認為，」蓋普寫道，「當律師有辱斯文，不過學習法律很崇高。」
他們的到來，並沒有給珍妮帶來太大安慰。
一個說：「母親可要傷透心了。」
「要是你還在衛斯理讀書就好了。」另一個說。
「女孩子一個人出門得保護好自己，」珍妮說，「還有比這更天經地義的事嗎？」
但她的一個哥哥問她，是否能證明和這個士兵沒有過瓜葛。
「咱們關起門來說，」另一個則小聲說，「你和這男人是不是交往很久了？」
終於事情都弄清了，因為警察調查出這名士兵來自紐約，在那裡有妻有子。他到波士頓來休假，他比誰都怕這件事傳到他妻子耳朵裡。所有人都同意要是那樣的話就糟了，對誰都不好，因此珍妮被釋放，沒有被告。珍妮吵著警察沒有把手術刀還給她，一個哥哥說：「看在上帝的份上，別鬧了，珍妮，你還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嘛。」
「不是我偷來的。」
「你應該交一些朋友。」一個哥哥說。「在衛斯理的朋友。」兩人一起重複道。
「謝謝你們接了我電話就趕過來。」
一個哥哥說：「家人不就應該這樣嗎？」
另一個說：「血濃於……」然後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因為珍妮的護士服滿是血汙，這個比喻有點兒尷尬。
「我是個好姑娘。」珍妮對他們說。
「珍妮，」年長些的哥哥開了口，他曾是珍妮最早的偶像，她崇拜他的智慧，覺得他做什麼都對，他神情嚴肅，「最好不要和已婚男子糾纏。」
「我們不會告訴母親的。」另一個說。
年長的哥哥又說：「更不會告訴父親！」他想示好，對珍妮擠了一下眼。這個怪異的表情讓他的臉都扭曲了，有那麼一瞬珍妮以為她最早的偶像得了面部痙攣。
在兩兄弟旁邊是一個貼著山姆大叔招貼的信箱。一個一身褐色的小兵正從山姆大叔的兩隻大手上爬下來。這個兵正要落腳在一張歐洲地圖上。招貼底部寫著一行字：「支援我們的小夥子！」珍妮的大哥看見她看著這張招貼。
「也不要和當兵的攪和在一起。」他補了一句，儘管再過幾個月他自己也會成為一名士兵，並且會成為一去不回的犧牲者一員，他會傷透母親的心，他生前說起這種行為來可是帶著不齒的口吻。
珍妮僅剩的另一個哥哥，將會在戰後很久揚帆出海時死於船難。他會在離犬首灣的住宅幾英里處溺水身亡。珍妮的母親說起他悲痛不已的妻子：「還那麼年輕漂亮，孩子也不是很討人厭。起碼還沒有開始討人厭，我肯定她得體地守一陣子寡以後，就能再找到一個人。」珍妮的哥哥溺亡快一年時，寡嫂最終找到珍妮商量。她問珍妮「得體的時間」有沒有到，到底可不可以開始「再找一個人」。她害怕得罪珍妮的母親，她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用服喪了。
「如果你不想服喪，又在為誰服喪呢？」珍妮在自傳裡寫道，「可憐的女人，要別人告訴她應該怎麼想。」
「我母親說這是她見過的最蠢的女人，」蓋普寫道，「而且她還唸了衛斯理。」
不過珍妮·菲爾茲和哥哥們道了晚安之後，在波士頓仁慈醫院附近的小公寓裡，卻因為太過困擾而無法好好生氣。而且她也渾身痠痛，耳朵被那個兵打得很疼，肩胛骨之間的肌肉也深深抽痛，讓她睡不著。她想道，肯定是被劇院雜工抓住時胳膊被扭到背後扭傷的。她想起用熱水瓶熱敷能緩解肌肉痠痛，於是起床開啟壁櫥拿出一個母親送的禮物盒。
那裡面原來不是熱水瓶，熱水瓶是她母親用來說她不便直呼其名的東西的代稱。包裝盒裡是一個陰部沖洗袋。珍妮的母親知道這是用來幹嗎的，珍妮也知道。珍妮在醫院幫助不少病人使用沖洗袋，不過在醫院它們大多不是被用來在性交之後防止懷孕的，而是一般被用作婦女保持衛生和治療性病的工具。對珍妮·菲爾茲來說，沖洗袋就是更大更溫和的華倫泰沖洗器。
珍妮拆開母親送的所有禮物盒，每一個裡面都有一隻沖洗袋。「求求你用一下吧，親愛的。」她母親曾經這麼求她。珍妮明白，她母親認為她的性生活頻繁而且不負責任，儘管母親是為了她好。毫無疑問，就像她母親說的，「自從離開衛斯理」。自從離開衛斯理，她母親就認為珍妮的婚前性行為非常頻繁（她母親會用這個說法）。
珍妮·菲爾茲爬回床上，把裝滿熱水的沖洗袋緊貼在肩胛骨之間。她希望沖洗袋上控制不讓水流下軟管的夾子能一滴不漏，不過保險起見她還是用手提著管子，有點兒像塑膠玫瑰念珠，她把袋子的噴嘴放進玻璃水杯。珍妮聽了一整晚沖洗袋漏水的聲響。
在這個思想汙濁的世界上，她想，你要麼是哪個人的妻子，要麼是哪個人的婊子，要麼就快要成為哪個人的妻子或婊子。如果你不屬於這兩個類別，每個人都會設法讓你覺得你不正常。但是，她想，我絲毫沒有不正常。
這段話，多年後，當然成了讓珍妮一舉成名的那本書的開頭。無論評論者的說法多粗俗，她的自傳據說很好地兼顧了文學價值和人氣。儘管蓋普聲稱他母親的作品的文學價值，只是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的產品目錄水準。
然而到底是誰讓珍妮變粗俗的？不是她學法律的哥哥們，不是電影院裡血濺她制服的男子，不是她母親的那些沖洗袋，雖然它們和珍妮最終被趕出原來的住處大有關係。她的房東太太（一個憂心忡忡的女人，不知出於什麼個人原因，懷疑每個女人都隨時會變成淫娃蕩婦）發現珍妮的小屋和浴室裡有九個沖洗袋。一定是心虛，在焦慮的房東太太看來，這表明珍妮比她還擔心被身邊人傳染。或者更壞的情況是，那麼多衝洗袋代表她真的極度需要衝洗，可以想見的沖洗原因引發了房東太太最糟糕的噩夢。
房東太太對她房間裡的12雙護士鞋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珍妮覺得整件事太荒謬了，以至於懶得抗議。而且她發現，自己對父母給的東西並沒有特別的意見。她搬走了。
但是這並沒有讓她變得粗俗。自從她的父母哥哥還有房東太太都認為她生活放蕩，卻無視她私底下究竟是怎樣的人，珍妮就認定了所有想證明清白的努力都沒有用，看起來不過是抵賴。她租了一間小公寓，母親又因此扔了一堆沖洗袋給她，父親又給了她一堆護士鞋。珍妮忽然瞭解了他們的心意，他們盤算著如果她要當放蕩的女人，起碼要講衛生、穿好鞋。
多少也由於戰爭，珍妮不會老想著父母怎麼錯看她，也沒空自怨自艾。珍妮不是對過去總是耿耿於懷的人。她是個好護士，而且越來越忙。很多護士都參了軍，但珍妮不想換制服，也不想去別的地方，她喜歡獨處，不想跟陌生人見面周旋。而且她覺得，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等級制度已經夠討人厭了，她猜戰地醫院的等級制度只會更惡劣。
別的不說，她首先就會想念醫院裡的那些嬰兒們。這才是為什麼那麼多人走了，而她卻留在波士頓仁慈醫院的真正原因。護士工作最能讓她發揮所長，她要照料這些母親和她們的孩子，一下子醫院裡有了很多沒有父親的孩子。父親們要麼不在，要麼死了，或是失蹤了。珍妮最想做的就是鼓勵這些母親。她其實是嫉妒她們。她覺得最理想的情況大概是：母親獨自一人帶著新生兒，孩子的爸爸在法國給炸上了天。年輕的母親和自己的孩子，兩人一起過漫長的人生。珍妮·菲爾茲想，不用和別人糾纏不清就有的孩子，簡直像是不需要男人就有了孩子。起碼，以後不需要採取「彼得」治療法。
當然了，這些母親對自己的遭遇，並不全都像珍妮預想的那樣快樂。她們大多都在悼念死去的男人，其他很多人則遭到遺棄，一些人仇恨孩子，其他很多人則希望孩子能有個父親，自己能有個丈夫。但珍妮鼓勵她們，讚美獨身，告訴她們獨身有多幸運。
她問她們：「你們難道不相信自己是好女人嗎？」大多數人都同意。
「你們的孩子漂亮嗎？」大多數人都這麼覺得。
「那孩子的爸爸呢？他是個怎樣的人？」一個渾蛋，很多人說。豬頭、粗人、騙子，一無是處、到處亂跑、到處睡的男人！不過他死了呀，一些人啜泣道。
「那麼你們一個人更好，不是嗎？」珍妮問。
有些人開始轉過念頭來像她一樣想，但珍妮在醫院的名聲卻因為她的善行受到了影響。醫院的政策總體來說並不鼓勵未婚媽媽。
「老聖母瑪麗·珍妮，」其他護士說，「不想輕鬆要個孩子，怎麼不跟上帝要一個？」
珍妮在自傳裡寫道：「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一個人住。因為這，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後來我想要個孩子，但不想為此和別人分享我的身體或人生。這也讓我被懷疑是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這也是讓她變粗俗的原因（她也因此得到靈感，給後來著名的自傳取名為《珍妮·菲爾茲自傳：性生活有問題的人》）。
珍妮·菲爾茲發現，比起努力帶著些隱私生活，讓別人震驚，更容易受人尊重。珍妮告訴其他護士，有天她要找個男人讓自己懷孕，只是這樣，沒別的。她不會考慮這男人要試幾次才會成功，她對她們說。當然了，她們迫不及待地講給了所有認識的人聽。很快就有幾個人來珍妮這裡毛遂自薦。她得趕快作決定：她可以退縮，羞恥於自己的秘密被捅了出去，或者她也可以厚起臉皮來。
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說他願意，條件是在三天週末裡起碼可以試上六回。珍妮對他說，他明顯缺乏自信，她想要一個更有掌控力的孩子。
一個麻醉師對珍妮說，他甚至肯出錢讓孩子讀完大學。但珍妮對他說，他的兩眼離得太近，牙齒又不齊，她是不會讓未來的孩子繼承這些缺陷的。
有個護士的男朋友對她最壞，他在醫院食堂忽然遞給她一牛奶杯的黏稠物，嚇了她一跳。
「是精液，」他對著杯子點點頭說，「一次的量，我不亂射。如果一個人只有一次機會，我就是你要找的男人。」珍妮舉起這噁心的杯子，冷靜地觀察杯中物。天曉得裡面盛的到底是什麼。那護士的男朋友笑著補充道，「這只是讓你有個概念，讓你知道我的能耐。這可是很多種子。」珍妮把這杯東西倒進了盆栽。
「我想要個孩子，」她說，「不是要開精子農場。」
珍妮知道這心願不容易達成。她學著接受別人的嘲笑，學著好聲好氣地應對。
於是人們認定珍妮·菲爾茲粗俗、太過離譜。這不過是個笑話，不過看起來珍妮鐵了心要這麼幹。要麼是因為她固執己見，為堅持而堅持，要麼更糟的情況是她真心想這樣做。她醫院的同事不能逗她笑，也不能把她搞上床。正如蓋普描述的那樣，她母親的兩難在於「她的同事覺得她自視清高。沒有誰的同事會喜歡這一點」。
因此他們想出一種強硬手段來對付珍妮·菲爾茲。這是員工集體的決定，當然是「為了她好」。他們決定不讓珍妮接觸嬰兒和母親。她滿腦子都是小孩兒，他們說，不准她靠近婦產科，不准她靠近育嬰房，因為她心太軟、腦筋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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