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篇紀實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裡，我們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講的是歙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通過幾個平民的視角，見證了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我們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從中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某一個維度。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但恰恰從這些「小」中，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大」的意義。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顯微鏡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

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了嗎？》的兩位作者時說：「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也做到了。」我對這句話心有慼慼焉，因此也效仿先賢，在這幾篇文章裡，儘量不去下什麼結論，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專業學者。

在研讀這些資料時，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比如說，明代採用兩京制，南京同樣設有六部，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在絲絹案初稿裡，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比如說，在《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裡，我算錯了一位縣令的年齡，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了計算錯誤。

要搞清這些問題，確保細節無誤，你別無選擇，只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

這些論文旁徵博引，推論嚴謹，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論文，都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許多篇論文彙總起來，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獨特的創見。讓你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在研讀過程中，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彼此支援、借鑑與啟發，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環環相扣，眾人拾柴，最終堆起了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

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豔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了。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學術與大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彼此不通，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只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分享給大眾。

所以這本書的誕生，首先要歸功於這些可敬的學者。

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中，我參考最多的是秦慶濤、章亞鵬、李義瓊、廖華生幾位老師的研究專著。其中秦慶濤將《絲絹全書》全書做了點校註釋，是整篇文章的基礎；章亞鵬、李義瓊兩位把徽州絲絹案放到整個明代稅收史中去，並從財政學角度進行了深入解析；廖華生從更宏觀的視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層政治生態。

其中李義瓊老師還花了寶貴時間，幫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嚴謹或疏漏之處。她是這樣說的：「希望你能用妙筆，寫出更加豐富的故事來，給大眾普及極富故事性的歷史知識，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這，也是我的心願。」

廖華生老師更是提供給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學生佘偉先生點校了婺源《保龍全書》這本基礎史料，這才有了後續的《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一文。

在撰寫《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時，特別要感謝的是社科院的阿風老師。他不僅提供給我一系列基本材料，還與我討論很久，使我獲益匪淺。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參考書是《後湖志》，這要歸功於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將深藏故紙堆中的《後湖志》整理點校出來，實在令人欽佩。《後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質量差，裡面還有大量俗字、錯字、漏字，逐一校對是件極辛苦的工作。像這種冷門史料，即使校對出來，也鮮有人問津，做這件事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吳老先生在導讀裡如此說道：「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錢財，只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麼，只要有益於世，便於願足矣。」

除去他們之外，我還參考了海量的論文，篇幅所限，不能盡列。總之，我只是站在學者們的肩上，沒有他們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思考，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