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隔壁的咖啡館裡有位很迷人的女服務員。後廚的本尼告訴我，她還沒有男朋友，她叫希克瑪，愛嗑消遣性藥物。她來那家咖啡店工作之前，我從不去那兒——一次都沒去過。但如今，每天早晨你都能看到我在桌邊坐著。喝點兒意式濃縮咖啡，和她聊上幾句。聊聊我在報紙上讀到的訊息，聊聊店裡坐著的人，聊聊小餅乾。有時候我甚至會成功把她逗笑。她笑了，對我有好處。好多次，我就要約她去看電影了。但看電影的邀請太直白了。看電影是前奏，下一步就是去餐館共進晚餐或約她飛去西奈度週末。很難編出天花亂墜的理由請她看電影，那就像在說：「我想泡你。」要是她沒興趣，回絕了，整件事只能尷尬收場。因此，我覺得請她去抽個大麻或許婉轉一點兒。她最多說：「我不抽。」我就趁勢調侃一番癮君子，然後若無其事地再叫一杯意式濃縮咖啡，聊點兒別的。
因為這個想法，我打電話給阿夫裡。我自高中時代以來認識的人裡，只有阿夫裡這麼一個老煙槍。我們最後一次聯絡還是在兩年多以前。撥號的時候我在腦海裡醞釀了幾句寒暄的話，搜腸刮肚地想說到大麻之前的開場白。但我正要開口問近況如何，他就說：「都被禁了。因為敘利亞問題，他們關閉了我們和黎巴嫩的邊境，和埃及的邊境也因為‘基地’組織關掉了。哥們兒，已經沒東西可抽了。我正急得跳腳呢。」我又問他生活其他方面是否順利，雖然我們都明白我對這些其實毫無興趣，他還是回答了我。他告訴我他女朋友懷孕了，他倆都想要這個孩子，但他女朋友的媽媽是個寡婦，施壓他們不僅要結婚，還得舉行宗教儀式——因為如果他女朋友的父親在世，他肯定也是這麼想的。要我說，就照辦唄，省得吵起來！你還能咋辦？找把鏟子把她父親挖出來問他？在阿夫裡絮絮叨叨的這會兒，我一直在設法寬慰他，告訴他這不算什麼大事。因為阿夫裡結婚時是否站在拉比面前宣誓，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大不了的。就算他決定永遠離開這個國家或去做變性手術，我也坦然接受。但對我而言，重要的是給希克瑪的大麻花苞。於是我丟擲這個問題：「夥計，還有人是有貨的，對吧？我不是為了過癮，是為了追姑娘。她對我來說很特別，我想讓她對我有個好印象。」「都禁啦，」阿夫裡再次說道，「我向你保證，我自己都和某些癮君子一樣，抽香料葉了。」「我可不能給她弄那種人工合成的垃圾貨，」我對他說，「不體面啊。」「我明白，」他在電話那頭咕咕噥噥，「我明白，但如今，大麻是真的沒有啊。」
兩天後的早上，阿夫裡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也許能搞到貨，但情況有些棘手。我對他說自己準備好出高價了。對我來說，這是一錘子買賣，很特殊，我需要的量不到一克。「不是‘價高’的問題，」他說，有點兒氣惱，「我是說很‘棘手’。四十分鐘後在查爾巴赫街四十六號見，我再細說。」
「棘手」可不是我現在想聽到的。我回憶高中時的情形，阿夫裡口中的「棘手的事」確實件件棘手。總而言之，我只想弄到一個大麻花苞，甚至只要一支菸卷，這樣就能和那個為我的笑話發笑的漂亮姑娘一起抽菸了。我現在沒有足夠的腦力應付犯罪團伙或住在查爾巴赫街上的什麼傢伙。阿夫裡在電話裡的語氣足以讓我神經緊繃，他還說了兩遍「棘手」。等我到了約定地點，他已經在等著了。他頭上還戴著騎小摩托時戴的頭盔。「那傢伙，」他站在臺階上氣喘吁吁地說，「我們現在要去找的，是個律師。我的朋友每週為他打掃房間，但她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拿到醫用大麻。他得了某種可怕的癌症——我不知道具體是哪個部位——他有處方，每月可以開四十克大麻，但他幾乎抽不了。我託朋友問他是否能讓一點出來，他說他願意談談，但堅持要我倆都去，我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給你打了電話。」「阿夫裡，」我對他說，「我問你要一顆大麻花苞，但我不想和一個素昧平生的律師做什麼毒品交易。」「不是交易，」阿夫裡對我說，「不過是有個人想要我倆順道去他的公寓談談。如果他向我們提的條件不怎麼樣，我們立馬走人，切斷聯絡。再說了，今天肯定不會交易。我身上一個新謝克爾都沒帶。最多就是把條件談妥。」
我還是感覺不妙。不是因為覺得會有危險，而是擔心場面會令人不愉快。我應付不來尷尬的局面。和不熟悉的人坐在陌生的房子裡，沉重的氣氛隱約顯現，那會讓我難受極了。「到了，」阿夫裡說，「上去吧，兩分鐘之後你假裝收到簡訊，不得不離開。別讓我一個人去。他說了兩個人都要現身。跟我一起進去，不然我一個人白痴似的出現，要不了一分鐘就得談崩。」情況依舊不對頭，但阿夫裡話說到這個份兒上，我再拒絕那就是十足的軟蛋了。
律師姓科爾曼，至少門上是這麼寫的。那人其實身體蠻好。他給我們各倒了一杯可樂，放了檸檬片，加了冰，好像我們是在酒店大堂。他的公寓也很不錯：明亮，氣息怡人。「你們看，」他說，「我一小時後要出庭。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民事訴訟，被撞的是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司機只判了入獄一年，現在我代表小姑娘的父母向他索賠兩百萬。他是個阿拉伯人，就是撞了小姑娘的那個，但家境很好。」「哇哦，」阿夫裡一副洞悉這位科爾曼話中含義的樣子，「但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另一件事。我們是蒂娜的朋友。我們這次來，是想找你談談大麻的事兒。」「我想談的也是大麻，」科爾曼不耐煩地說，「讓我把話說完，你們就會明白了。在這起案子裡，那位司機有很多家人會出庭表示支援。而去世的小姑娘那邊，除了她的父母，就再沒一個人到場了。而那對父母去了也只會埋頭坐著，一聲不吭。」阿夫裡點點頭，不說話了。他仍然不明就裡，但不想惹惱科爾曼。「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到庭旁聽，裝作受害人的親屬，攪點兒亂子。把動靜搞大，朝被告大叫，斥責他是兇手。可以哭叫、咒罵幾句，但不要扯上種族主義，就是說些‘你這混蛋’之類的話。簡要地說，他們應該感受到你們是在場的。必須讓他們明白，這座城市裡有人認為他被輕判了，佔了便宜。你們聽著可能覺得很傻，但這種事兒對法官影響極大。它會撼動法官，撼動陳舊、冰冷的法條裡的衛生球，喚起法官們去對抗這個真實的世界。」「那大麻怎麼說？」阿夫裡繼續爭取。「我馬上要說到這茬兒了，」科爾曼打斷他，「你們幫我出庭半小時，我給你們每人十克。如果你們折騰的動靜夠大，甚至可以每人十五克。你們看怎麼樣？」「我只要一克，」我對他說，「要不你賣一克給我，我們到此為止？之後，你和阿夫裡……」「賣？」科爾曼大笑，「為了錢嗎？我成什麼人了，毒販子？我最多就是給各路朋友一點兒，作為小禮物。」「那就送我一份禮物，」我乞求他，「不就是該死的一克大麻嗎！」「但我剛剛說什麼來著？」科爾曼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我可以給。但首先，你要向我證明你是一位真朋友。」
如果不是阿夫裡，我絕對不會同意，但他一刻不停地對我說，這是我們的好機會，再說我們又不是去幹什麼危險或犯法的活兒。吸食麻醉藥物是犯法的，但朝一個碾了小姑娘的人大叫不犯法——不僅不犯法，還恪守法規呢。「誰知道，」他說，「如果現場有攝像機，我們說不定還能上夜間新聞。」「但我們假裝受害者家屬這事兒怎麼說？」我繼續說，「我是說，女孩的父母知道我們不是親屬。」「他又沒讓我們自稱親屬，」阿夫裡為科爾曼分辯道，「他只是授意我們大叫。如果有人問起，我們就堅持說自己是讀了報紙上的訊息，真心想過來為女孩做點兒事的市民。」
我們的這番對話是在法院大堂裡進行的。即使外面陽光燦爛，法院內還是幽暗陰沉，聞起來有股汙水和黴菌混合的氣味。即使仍在爭論，阿夫裡和我彼此也早已心知肚明，我已經入夥了。如果不想摻和，我就不會坐在他的小摩托後座上一起來這兒了。「別擔心，」他對我說，「我喊起來一個頂倆。你什麼都不用做，就表現得像一位努力想讓我冷靜下來的朋友。讓他們覺得你和我是一起的就行。」阿夫裡讓我不必嚷嚷的原因，是有半數司機方的家人已經到了，正在大堂裡盯著我們。司機本人圓圓胖胖的，看上去年紀很小，他和每個剛到的人打招呼，吻他們，搞得這像一場婚禮。原告席上，科爾曼和另一個蓄鬍子的年輕律師身邊，坐著小姑娘的父母。他們的神色可不像是參加婚禮。他們看上去徹底垮了。那位母親大概五十歲或更年長一些，但身形瘦小，像只小小鳥兒。她一頭灰白短髮，表情非常神經質。那位父親則閤眼坐著。他時而睜一下眼，隨即又閉上。
訴訟開始，看起來我們到場的這次是一連串煩冗程式的收尾了，一切聽起來都有些專業，有些支離破碎。他們一直嘀嘀咕咕法條的不同章節。我試圖想象我們的女兒被車碾了，希克瑪和我坐在法庭上的畫面。我們心碎了，但相互支撐著，隨後她在我耳邊低語：「我要那個該死的兇手付出代價。」想象這些可不好玩，於是我停下來，轉而去想我倆在我的公寓裡，一邊抽大麻，一邊看著電視裡靜音播放的國家地理頻道動物紀錄片。突然，我們開始做愛，當她緊抱著親吻我時，我能感覺到她的胸緊抵著我的胸蹭……「你這狼心狗肺的傢伙！」阿夫裡在聽眾席的走廊裡跳起來，開始吼，「你還笑得出來？你殺了一個小姑娘。你穿著polo衫站在那裡，好像在乘船遊覽——他們應該讓你爛在監獄裡。」
司機的一些親屬開始朝我們這邊走來，我站起來，裝作安撫阿夫裡。實際上，我的確是在安撫阿夫裡。法官敲擊法槌，命令阿夫裡遵守法庭秩序。他說如果阿夫裡繼續叫囂，法警就要強制將他驅逐出庭，在當時看來，這個選項比和司機的一大家人搞互動要好過太多，他們中的一些人已湊到我眼前開始叫罵，並使勁兒推搡阿夫裡。
「恐怖分子！」阿夫裡尖叫道，「你該被判死刑。」我不知他為什麼這麼說。但有個一臉大鬍子的傢伙狠狠摑了他。我想要站到他和阿夫裡中間把他們分開，但被人用腦袋結結實實撞在臉上。法警把阿夫裡拖了出去。被拖出去的一路上，他吼出最後的呼聲：「你殺了一個小姑娘。你摧折了一支嬌嫩的花朵。他們真該殺了你女兒才好。」他這麼嚷嚷時，我人已經在地板上，四肢趴伏。鮮血從鼻子或額頭流下來，我一時說不清哪裡出血了。就在他說希望司機的女兒也被殺時，有人在我的肋骨上蹬了結結實實的一腳。
等我們一回到科爾曼家，他就開啟冰箱，遞給我一袋冰凍豌豆，讓我緊緊壓住傷口。無論對他還是對我，阿夫裡別的都不提，只是一個勁兒問大麻在哪兒。「你幹嗎提恐怖分子？」科爾曼問，「我特別告訴你別提他是阿拉伯人。」「‘恐怖分子’可不是反阿拉伯，」阿夫裡分辯道，「他是兇手。定居者裡也有恐怖分子。」科爾曼沒再說什麼，只是走進浴室，拿了兩個小塑膠袋出來。他遞了一袋給我，又扔了一袋給阿夫裡，後者哆哆嗦嗦的，差點沒接住。「每袋有二十克，」科爾曼一邊開門一邊對我說，「這袋豆子你也可以拿走。」
第二天早晨，在咖啡館，希克瑪問我的臉怎麼了。我告訴她出了點意外——我去拜訪一位已經成家的朋友，在客廳裡踩到他孩子的玩具，滑倒了。「我還以為你是讓某個姑娘給揍了。」希克瑪大笑著說，把意式濃縮咖啡遞給我。「有時也會那樣。」我勉強回給她一個笑容，「和我一起晃悠久了，你就會看到我被姑娘們、朋友們還有警覺的小貓咪打。我總是捱打，但從不打別人。」「你和我兄弟很像，」希克瑪又笑了起來，「那種挑起爭鬥最後又總是捱打的人。」我能感到尼龍袋裡的二十克大麻在我的大衣口袋裡沙沙作響。但我沒去理會，而是問她想不想去看那部飛船爆炸後，女宇航員和喬治·克魯尼一起滯留在外太空的新電影。她說她不想，並問我怎麼突然聊到這個。「沒什麼，」我坦承，「但聽說這部片子棒極了。是3d的，戴眼鏡看。你有興趣和我一起去看嗎？」
一陣靜默。我知道在這之後，自然會有「是」或「不」出現。可就在那時，一個畫面蹦回我的腦中。希克瑪在哭。我倆在法庭上，手握著手。我想換臺，或轉到其他畫面：只有我倆，在我破破爛爛的客廳沙發上激吻。我試了，失敗了。法庭上的那個畫面，我再也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