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厄沒有接話。
「看來我打擾您了，」朗貝爾又說道，「我只是想問問您，能否給我開一份證明，確診我沒有感染上這種可惡的病症。我認為這也許能幫上我的忙。」
裡厄點了點頭，他接住跌向他兩腿間的一個小男孩，輕輕扶他站穩。二人接著往前走，到了閱兵場。一圈兒榕樹和棕櫚樹，垂下的樹枝紋絲不動，掛滿了灰塵，一片暗灰色；圍在中央的一尊共和國雕像，也灰頭土臉，髒兮兮的。二人在雕像下站住。裡厄一隻接著一隻跺著腳，要震掉蒙在鞋面上的一層白灰。他瞧了瞧朗貝爾，只見記者戴的氈帽略微滑向腦後，扎著領帶的襯衣釦子都解開了，臉上的鬍子沒有刮乾淨，一副執拗而賭氣的神情。
「您要相信，您的心情我理解，」裡厄最後說道，「不過，您講的理由沒有什麼說服力。我不能給您開這份證明，因為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您是否感染上這種病症，還因為，即使您還沒有感染上，我也無法證明您出了我的診所，直到您走進省政府這段時間，就不會受到感染。況且，即使……」
「況且，即使？」朗貝爾問道。
「況且，即使我給您開了這份證明，您也未必用得上。」
「為什麼？」
「就因為在這座城市裡，像您這種情況的有數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們出城。」「如果他們本身沒有感染上鼠疫呢？」「這種理由不充分。我知道，這場變故很荒謬，但是涉及我們所有人。那就得既來之，則安之。」「可我又不是這兒的人！」「唉，從現在開始，您同大家一樣，就是這裡的人了。」對方不免惱火了——「這是個人道問題，我敢向您發誓。也許您還體會不了，兩個情投意合的人就這樣分離意味著什麼。」
裡厄沒有立即應聲。繼而，他說自認為體會到了。他竭盡全力渴望朗貝爾同他的妻子團圓，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還有政令和法律，還有鼠疫，他的職責所在。要做他應做的事情。
「不對，」朗貝爾痛楚地說道，「您理解不了。您滿口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大夫抬起雙眼，望著共和國雕像，說他並不知道自己講的是不是大道理，但他講的是明顯的事實，這兩者不見得非是一碼事兒。記者正了正他的領帶。
「這麼說，我就得另做打算了吧？瞧著吧，」他帶著一種挑戰的口吻又說道，「我一定得離開這座城市。」大夫說他仍能理解，但是這就與他無關了。「噯！這事同您有關係，」朗貝爾突然嚷起來，「我來找您，就因為在這些決策中，您起了很大作用。於是我就想到，您促成的決定，至少您可以破一次例吧。可是您什麼也聽不進去。您不考慮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分離的人。」
裡厄承認，在一定意義上，的確如此，當時他不願意考慮這些。「唔！我明白了，」朗貝爾說道，「您要說公共服務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個人幸福構成的。」
「好了，」大夫彷彿思想溜了號，回過神來說道，「見仁見智，不必判斷孰是孰非。真的，您不該發火。假如您能擺脫這種困境，我會由衷地感到高興。只是有些事情，職責不允許我去做。」
對方不耐煩地點了點頭。
「是啊，我不該發火。我這樣也耽誤了您好多時間。」
裡厄請他不要記恨，今後會把活動的情況告訴他。肯定在某一方面，他們能夠走到一起。突然間，朗貝爾顯得困惑了。
「這一點我相信，」他沉吟一下，又說道，「我相信都是不由自主的，也不管您對我說的這些話。」
他遲疑了一下：
「不過，我不能贊同您的做法。」
他往前額拉了拉氈帽，快步走開了。裡厄看著他走進讓·塔魯所住的旅館。
望了一會兒，大夫搖了搖頭。這個記者這麼急切地追求幸福，自有他的道理。然而，朗貝爾指責他，有他的道理嗎？「您生活在抽象概念中。」在他的醫院裡，鼠疫的「胃口」倍增，平均每週要奪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醫院裡度過的這些日子，難道真是抽象概念嗎？固然，在災難中，確實有抽象和不現實的成分。可是，當抽象概念開始要你命的時候，勢必就得認真對付這種抽象概念了。而裡厄僅僅知道，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譬如說，他所負責的這所附屬醫院（這種醫院已有三所），領導起來就不容易。診室對面的一間屋子，已改成了患者接收室。室內挖了一個盛滿消毒水的池子，池子正中用磚砌起來一座小平臺。患者先被抬到平臺上，全身迅速脫光，衣服全投進池子裡。患者全身洗淨擦乾，換上醫院的粗布襯衫，再送到裡厄的診室治療，然後才住進病房。一所學校的防雨操場也不得不利用起來，總共能容納五百張病床，現在幾乎全住滿了。每天上午，裡厄親自主持接納病人入院，給病人接種疫苗，切除腹股溝淋巴結腫塊，再核實一遍入院病人的統計數字，下午再回來診治患者。直到晚上，他才能出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了。昨天夜裡，母親將兒媳的電報交給裡厄時，她發現做大夫的兒子雙手發抖。
「是的，」裡厄說道，「不過，堅持下去，我就不會這麼緊張了。」
裡厄身體健壯，能吃苦耐勞。其實，他還沒有感到疲倦。不過，有些頭痛的事，例如出診，就變得讓他難以忍受了。確診疫病發燒，就意味著必須儘快移走病人。於是，確實就開始了抽象的難題，因為患者家屬知道，只有等痊癒或者死掉，才能再見面了。「行行好吧，大夫！」洛雷太太央求道。她就是塔魯下榻的那家旅館清掃女工的母親。這話是什麼意思？他當然有憐憫之心。可是，這樣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必須打電話。很快就傳來救護車的鈴聲。起初，鄰居們還開啟窗戶瞧一瞧。後來，他們就急急忙忙關上窗戶了。於是，就開始了抗爭，哭天抹淚，勸說，總之進入抽象環節。這些人家因高燒和焦慮而成為火藥庫，上演了一幕幕瘋狂的場面。最終病人還是被拉走。裡厄這才可以離去。
最初幾次，裡厄只是打電話通知，不等救護車開到，就奔向別的病人家。可是大夫一走，家人就關上房門，他們寧肯同鼠疫相廝守，也不願和患病的親人分離，現在已經知道分離的結果是什麼了。喊叫，勒令，警察介入，接著動用武力，破門擄走病人。在頭幾周裡，裡厄只好留下來，一直等到救護車開到。後來，每位醫生出診時，就由一名志願督察陪同，裡厄就得以從一個患者家庭趕到另一個患者家庭。但是，最初那段時間，每天晚上都像今天晚上這樣，他走進洛雷太太的家門，只見小套間裝飾著扇子和假花。患者的母親接待他，強顏一笑對他說道：
「但願不是大家談論的那種高燒。」
裡厄掀起被子和襯衫，默默觀察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紅斑。那是腫大的淋巴結。母親看著兩腿之間的情景，不由得驚叫起來。天天晚上如此，母親面對子女腹部呈現的所有致命的症狀，無不失魂落魄，大聲呼號；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裡厄的胳臂，徒費多少唇舌，接連許諾，接連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護車的叮噹鈴聲引起歇斯底里的發作，而這種發作跟所有痛苦一樣，全都於事無補。天天晚上總這樣千篇一律，經過這段長時間的出診之後，裡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只能面對長長的一連串無休無止地更新的相同場景。不錯，鼠疫，作為抽象概念，實在單調得很。發生變化的也許只有一件事物，那就是裡厄本身。那天傍晚，在共和國雕像腳下，裡厄就有了這種感覺，他一直望著朗貝爾走進去的旅館的正門，心裡僅僅意識到艱難的冷漠開始充塞他的頭腦。
在這過勞的幾周之後，在這全城人擁上街頭兜圈子的所有暮晚之後，裡厄方始憬悟，他無須再抵禦憐憫之心了。當憐憫成為無用之物時，大家就都鄙棄了。大夫在這些疲憊不堪的日子裡，在這顆慢慢封閉的心靈的感受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自己的任務會因此而輕鬆些。這就是為什麼他很欣慰。母親等到凌晨兩點鐘才見他回家，裡厄用茫然的目光注視著她，她心裡不禁難過，而她嘆息的，恰恰是裡厄當時可能收到的唯一寬慰。要同抽象概念做鬥爭，就必須有幾分樣子。
但是，這怎麼可能觸動朗貝爾呢？對朗貝爾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與他的幸福相對立的東西。裡厄也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位記者並沒有錯。但是他同樣知道，抽象概念有時比幸福更為強勢，在這種時候，也僅僅在這種時候，就一定得予以重視。這正是要在朗貝爾身上所發生的情況，後來朗貝爾也向他交了心，他才得以瞭解詳情。裡厄就是這樣，在一個新的層面上，關注著每個人的幸福與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間沉悶的鬥爭，而正是這種鬥爭，在這個漫長的時期，構成了我們城市的全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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