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這個詞，剛才第一次說出來。記述到這裡，暫且不提站在窗前的貝爾納·裡厄，先讓敘述者解析一下，裡厄大夫何以游移不決，又深感意外，他對事態的反應程度雖有差異，卻跟我們大多數同胞的反應一樣。的確，天災人禍是常見之事，不過，當災難臨頭之際，世人還很難相信。人世間流行過多少次瘟疫，不下於頻仍的戰爭。然而，無論鬧瘟疫還是爆發戰爭，總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裡厄大夫跟我們的同胞一樣，也是猝不及防。必須這樣來理解他的游移不決。也必須這樣來理解他在擔心和信心之間搖擺不定。面對一場爆發的戰爭，人們總是這麼說：「這仗打不久，這麼打也太愚蠢了。」毫無疑問，一場戰爭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並不妨礙戰爭會持續很久。人若是不總為個人著想，那麼就會發覺，原來愚蠢是常態。在這方面，我們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樣，他們考慮自身，換言之，他們是人本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災禍。災禍無法同人較量，於是他們就認為，災禍不是真實的，而是一場噩夢，總會過去的。然而，並不是總能過去，噩夢接連不斷，倒是過世的人，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義者，只因他們沒有采取防範措施。我們的同胞，論罪過也並不比別人大，只不過他們忘記了應當謙虛，還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這就意味著災難不可能發生。他們繼續經營，準備旅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能想到鼠疫要毀掉他們的前程，打消他們的出行和辯論呢？他們自以為自主自由，殊不知只要還有災難，永遠也不可能自主自由。
裡厄大夫在他的朋友面前，即使承認散居的幾個患者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剛剛死於鼠疫，但是他仍認為不存在鬧瘟疫的危險。不過，人當了醫生，畢竟瞭解病痛，也多了點兒想象力。裡厄大夫憑窗眺望這座並無變化的城市，隱約感到心頭萌生不安的情緒，即面對未來的這種輕微的沮喪。他在頭腦裡極力蒐集自己對這種病症所瞭解的情況。一些資料在他的記憶中飄忽顯現，他心中暗道，人類歷史經歷過三十來次鼠疫大流行，大約死了一億人。一億人死亡，是個什麼概念呢？在戰爭當中，就連死一個人是怎麼回事兒，也還不甚了了。既然一個人喪命，只有目睹其死亡，才有一定分量，那麼，一億具屍體排列在歷史的長河中，憑想象也無非是一縷青煙。裡厄大夫憶起了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那場鼠疫，據普羅科匹厄斯sup/sup記載，當時一天工夫就有上萬人喪生。一萬名死者，就是一家大型影院觀眾的五倍。要搞清楚就應該這樣做，將五家這樣影院的觀眾集中在門口，帶到城裡的廣場上，全部屠殺，將屍體堆起來，這樣就能看得稍微清楚些。至少，在這無名屍堆上，還可以分辨出幾張熟悉的面孔。自不待言，這是無法實現的，況且，誰能熟悉上萬張面孔呢？就連普羅科匹厄斯那種人也計算不出來，這是常識。七十年前，廣州鬧瘟疫，在傳染給居民之前，就有四萬只老鼠死於鼠疫。然而，在1871年，還沒有辦法統計老鼠，只能大致估計，顯然很容易出差錯。不過，一隻老鼠身長三十釐米，那麼，四萬只老鼠如果首尾相連的話，就會長達……
可是，裡厄大夫已經不勝其煩。他聽之任之，又不該如此。幾個病例，尚不至於構成一場瘟疫，只要採取措施就可以了。一定得把握住已知的症狀。昏迷與虛脫，眼睛發紅，口腔汙穢，頭痛，腹股溝淋巴結炎，極度口渴，譫語，身上出現斑塊，體內有撕裂痛感，這些症狀顯現之後……這些症狀顯現之後，一句話重又到了裡厄大夫的嘴邊。而這句話，在他這醫療手冊中羅列這些症狀之後，恰恰可以作為結束語：「脈搏變得特別細弱，稍一動彈就可能導致死亡。」不錯，有了這些症狀，病人就命懸一線了，總有四分之三的病人——這個資料很確切——會按捺不住，要做這種不易覺察的動作，從而加速死亡。
裡厄大夫一直在憑窗眺望。
玻璃窗外，天光明淨，春意盎然。玻璃窗裡面，「鼠疫」這個詞還在室內迴響。這個詞不僅具有科學所賦予的含義，還擁有一幅幅長長排列的圖景：這些圖景非同尋常，和這座黃灰色的城市很不協調，尤其此刻，這座城市還頗有生氣，算不上熱鬧，倒也挺嘈雜，總的來說，一片祥和的氣氛——如果說「祥和」與「死氣沉沉」可以並用的話。而且，如此安定、與世無爭的清平世界，也能輕而易舉地抹掉瘟疫的陳舊圖景，如雅典鬧瘟疫時飛鳥絕跡sup/sup；中國的城市到處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馬賽的苦役犯將渾身流膿血的屍體疊摞在坑裡sup/sup；普羅旺斯地區築起高牆sup/sup，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飆；雅法sup/sup及其令人憎惡的乞丐；君士坦丁堡醫院裡硬地面上放置著潮溼腐爛的床鋪，用鉤子將病人一個一個拖走；黑死病肆虐時期sup/sup，醫生都戴著口罩，彷彿戴著面具參加狂歡節；米蘭活著的人在墓地裡交歡；在驚恐萬狀的倫敦，車水馬龍，都載著死屍，無論白天還是夜晚，到處都回蕩著持續不斷的號叫。不，這些圖景還不夠強烈，不足以扼殺這一天的安寧。從玻璃窗外，突然響起一輛看不見的有軌電車的叮噹聲，一瞬間便打破了殘忍和痛苦的景象。唯獨在星羅棋佈的灰暗房舍盡頭的大海，才能證明世間還存在著令人不安和永不消停的東西。裡厄大夫眺望海灣，遙想當年盧克萊修sup/sup描述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因遭受瘟疫的襲擊而在海邊架起來的。雅典人趁黑夜將屍體運去，但是柴堆不夠用，送葬的人便爭奪位置，拿著火把大打出手，寧可打得頭破血流，也不願拋棄他們親人的遺體。不妨想象一下，面對平靜而幽暗的大海，搏鬥的火把吐著紅舌，火星四濺，在夜晚噼啪作響，而惡臭的濃煙升騰，飛向關注世間的蒼天。大家都不免擔心……
然而，這種令人眩暈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滅了。不錯，「鼠疫」這個詞已經說出口了，不錯，就在此刻，瘟疫正折磨、擊倒一兩個犧牲品。可是，這有什麼，說停就停了。眼下應當做的，就是應該承認的事實便明確承認，果斷驅逐不必要的疑慮，採取切合實際的措施。接下來，鼠疫就會停止流行，因為鼠疫不能單憑想象或者假想存在。如果鼠疫停止流行了——這種可能性最大，那麼就萬事大吉了。萬一情況惡化，那也能夠掌握，看看有沒有辦法先控制住，然後再戰而勝之。
裡厄大夫開啟窗戶，突然湧入市井的喧囂。從鄰近的車間傳來鋸床的聲響，無休止地重複短促而尖厲的聲音。裡厄抖了抖精神。確實性就在那裡，在每天的勞作中。其餘的一切都繫於遊絲，繫於微不足道的舉動，不可在這裡面戀棧。做好本職工作才是關鍵。
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約490—562），拜占庭歷史學家，其著作分為三部分：《戰爭》（八卷）、《建築》（六卷）和《秘史》。在《波斯戰爭》第二卷中，他描述了君士坦丁堡於542年流行的鼠疫。
史實見古希臘偉大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idides，約西元前460—約前400）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雅典曾流行鼠疫（前430—前427）。
1720年至1722年，馬賽流行鼠疫。
1720年至1721年間，法國鬧鼠疫，普羅旺斯地區死了十二萬人。為防止傳染擴散，在羅訥河和迪朗斯河交匯口的錫斯特龍，築起兩米高的「鼠疫牆」，長達一百公里。
雅法（jaffa），原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城市，位於特拉維夫郊區，現屬以色列。1799年，拿破崙率軍佔領雅法，適逢瘟疫流行，法國軍卒大量死亡。隨軍畫家格羅（1771—1835）曾作畫：《拿破崙看望雅法城的鼠疫患者》（1804），描繪了當時的場景。
據記載，黑死病由熱那亞雙桅戰船從中國帶至馬賽，1347年至1353年在歐洲傳播，致使兩千五百萬人口喪命，約佔歐洲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盧克萊修（lucretius，約西元前93—前55），拉丁詩人和哲學家。唯一的著作，六卷長詩《物性論》，用六音步格寫成，表述希臘倫理學派創始人伊壁鳩魯的原子論，證明靈魂是物質的，由極細微的原子組成，與軀體同生共死，旨在使人擺脫人對宗教的恐懼。末卷描述了雅典鼠疫（前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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