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錫江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堪稱世界上最會講故事的人，尤其是他的傳記文學作品為他帶來了世界級的聲譽，因此有「史上最好的傳記作家」之稱。他1881年生於維也納一個富有的猶太紡織廠主家庭。早年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日耳曼語言文學以及羅曼語言文學等，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專心從事文藝創作，並從事了大量的編輯與記者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等人的影響下，茨威格一直對戰爭持有懷疑態度，內心非常痛苦，於是請假去瑞士修養，並與羅曼·羅蘭等人一起從事反戰活動，著有反戰劇本《耶雷米亞》。戰後回到奧地利，長期定居於薩爾茨堡。1928年應邀赴蘇聯參加托爾斯泰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與高爾基相識。1933年納粹上臺之後，被列入黑名單，作品遭到毀禁。1934年，流亡英國。1938年，加入英國國籍。1940年轉道美國，後來到巴西定居。1942年2月23日，因為對於歐洲局勢的悲觀以及對於流亡生活的失望，茨威格與第二任妻子一同在里約熱內盧服毒自盡。

茨威格早年的詩歌與戲劇創作，深受維也納現代派以及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而在一戰後，他憑藉自己的小說創作逐漸贏得了大量的讀者關注。在他的作品中，例如《感情的迷惘》《心靈的焦灼》《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看不見的收藏》等，他用栩栩如生的文筆描繪了現代人的靈魂狀態，並且利用心理分析理論，深刻地揭示了隱藏在市民生活背後那些暗角與真相。同時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記者和翻譯家，並將波德萊爾和魏爾倫等人的詩歌譯成了德語。

他一生著作甚多，體裁多樣，而成就最大的主要還是他的傳記文學。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魏瑪共和國時代，他撰寫了大量的人物傳記和歷史速寫。其中文學家和思想家是他鐘愛的傳主。他的《三大師》敘述了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英國作家狄更斯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與魔鬼作鬥爭》敘述了德國文化史上三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天才人物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和尼采的生平；《三作家》則敘述了法國作家司湯達、俄國作家托爾斯泰以及義大利作家卡薩諾瓦的生平。同時他撰寫了《伊拉斯謨傳》《福歇傳》《麥哲倫傳》《斷頭王后》等歷史人物傳記。他善於利用心理分析理論，揭示人物內心的世界，刻畫性格特徵，筆觸細膩，語言優美，情節引人入勝，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而奠定其傳記文學世界聲譽的作品首先當屬1927年出版的《人類群星閃耀時》(sternstundendermenschheit)。該書最初彙集了十二篇以小說體裁記敘重要意義的歷史事實，後在1940年流亡倫敦之時，又在英文版中增加了兩篇歷史人物速寫，所以一共是十四篇。書籍已經推出，就迅速受到公眾的歡迎，直到今天依然暢銷全球，堪稱茨威格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茨威格將14個短篇稱之為「歷史速寫」，也就是說他試圖利用類似繪畫快速寫生的方法來對那些在他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實進行描述。其涉及的主題有地理發現類3篇、政治戰爭類5篇、文學藝術類5篇，技術發明類1篇。豐富的主題和內容對於譯者的知識儲備與資料搜尋能力提出了比較高的挑戰。有一次，我在翻譯本書第二章《千年帝國的陷落》時遇到了這麼一句話，句子本身語法其實很簡單：「einfesttagwirdangeordnet,hundertfünfzigtausendmann,vomerstenbiszumletzten,müssenallefestlichengebräucheerfüllen,diederislamvorschreibt,diesiebenwaschungenunddreimalamtagdasgroßegebet.」字面意思也很容易，就是「人們安排了一次節日慶典，整整15萬大軍，從最高統帥到普通士兵，所有人都必須嚴格履行伊斯蘭教規定的節慶習俗，包括七次洗身與白天三次大的禮拜」。

如果直接就這樣翻譯過來，不求甚解的讀者看過大概也就算了。但是，我們做翻譯的時候總是會不停地問自己問題，問問自己：是不是都看懂了？因為我們作為翻譯者，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這樣翻出來的東西，不敢說最漂亮，但至少是更符合事實的。

於是，我就開始了查詢的過程。因為我並非穆斯林，對於伊斯蘭的教規教義一竅不通，所以只能乞靈於萬能的谷歌和百度。首先，我要確定這個慶典到底是什麼慶典。因為故事發生在1453年5月29日，所以我先去查伊斯蘭教派的宗教節日，看看有沒有和這段時間相吻合的。結果我發現，伊斯蘭教的歷法和目前流行的公曆並不一致，5月份大致相當於伊斯蘭教歷的五六月之間，而這段時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節日，所以排除了某一特定節日的可能性。

然後我開始追問那「七種洗身」到底指的是什麼。穆斯林在重要活動之前都會沐浴淨身，但穆斯林的淨禮又分為「小淨」和「大淨」。之前有譯者認為是「小淨」，即依次洗手、洗臉、洗肘、漱口、洗鼻孔、用溼手抹頭和沖洗雙足等七處，很多網頁確實也是這樣寫的，但均不知語出何處。而金宜久先生主編的《伊斯蘭教辭典》則解釋說：「首先‘舉意’，然後依次洗雙手，漱口，洗鼻孔，洗臉，洗肘，溼手摸頭，溼手指擦耳內外及頸部，洗雙足。」這樣看來，並不是七處，而是八處或九處(如果將耳內外及頸部分別計算的話)，而且還要加上最開始的「舉意」。所以，小淨似乎並不是洗七處身體部位。德語維基百科上則說「小淨有六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即舉意、洗臉、洗手、抹頭、洗雙足、依次進行上述動作」。數字上仍然對不起來。而且閱讀資料之後，我又瞭解到，伊斯蘭教的淨禮還有「主命」與「聖行」的分別：「主命」乃是《古蘭經》上的義務性規定，即遵從真主之命，而「聖行」則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行為規範，是僅次於《古蘭經》的第二大立法依據。從數量上來說，小淨的「主命」是四項，而「聖行」則是十一或十五項，而且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規定。總之，研究一番之後，我發現小淨似乎與原文不太相符。

更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小淨」乃是一般性禮拜前的淨身，而參加大規模聚禮或會禮時則必須履行「大淨」。從原文來看，當時人們舉行的乃是大型節慶和大型禮拜，所以履行的當是「大淨」。但是《伊斯蘭教辭典》上只是簡單解釋說：「以清水自上而下淋洗周身」，具體有哪些步驟卻語焉不詳。百度百科上卻說大淨的「主命」有三項，「聖行」則不確定。於是，我只能在德語版的伊斯蘭維基百科裡查詢，找到了「大淨」(ghusl)詞條，上面沒有說具體有幾項，但我仔細一數，發現還真是七項，即舉意(即儀式前心裡或口頭表達潔淨的願望)、洗全身、漱口、淨鼻、(除口鼻外)其他身體竅眼的清洗、洗身時摩擦皮膚及毛髮、不間斷地依次進行上述動作等七個步驟，但是在伊斯蘭四大學派之間，上述七個步驟歸屬「主命」還是「聖行」的規定也不盡相同，所以也很難說清楚，大淨是否能與七這個數字相對應。我只能大致猜測，這個很有可能是「大淨」。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茨威格對於伊斯蘭教義也不大熟悉，他是憑藉自己的想象在描寫歷史，畢竟他只是作家，而不是嚴謹的學者。

從這個例子不難看出，其實翻譯工作並不難，無非就是細緻耐心而已。翻譯的精神說穿了就是「工匠精神」，凡是作品涉及的人名、地名、作品名、物品名等等，都應該儘自己最大的能力給出註釋和解釋，用「工匠精神」為指導，精雕細刻，不容瑕疵。其實對於翻譯而言，當今時代乃是最好的時代。以前從事翻譯的老先生，往往為了查詢一個人名或地名而耗費很多光陰和精力，如今全球化和網路電子資源的發展，卻讓這一切變得很容易，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翻譯得比前人更準確更翔實。

以上的情形在我的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次。每次的查詢過程對我而言都是一次很好的學習過程。在做歷史傳記類翻譯時，我所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儘可能多地去查詢資料，認真地將自己代入到普通讀者的視角，看看哪些來自異域的東西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是陌生的，而這些也正是我們翻譯工作者需要認真對待和處理的，因為正是這些異質的事物是外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相區別的地方。只有真正懂得了對方，我們才能更好地瞭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獨特之處，也會明白其他民族和文化是多麼的不同。

跟隨巴爾沃亞，我知道了西班牙殖民者中的邊疆總督與伊達爾戈騎士；跟隨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我知道了烏爾班大炮與鐵鎖橫江的存在；跟隨韓德爾的「復活」，我知道了閹伶藝術的衰落與清唱劇的興起。我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翻閱拿破崙的生平與故事，探問歌德老年生活的蛛絲馬跡，追查蘇爾特故事的真相與本來面目，閱讀茨威格寫下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生平傳記來了解作家的意圖所在，去查詢大西洋電纜鋪設的前因後果，研究人類的北極與南極征服史，拓展自己對於十月革命的閱讀視野，瞭解西塞羅與威爾遜身上的共和民主制與和平主義氣質。雖然有的時候結果並非很樂觀，但做翻譯的樂趣卻正在其中。讀了很多資料，懂了若干道理，獲得了某些知識，也讓自己的思想更加開放寬容。

通篇看下來，茨威格的敘事角度其實更在於強調歷史事件中的戲劇性，尤其是著眼於那些關鍵性的節點，細讀之下，頗有些類似於潘金蓮開窗看到西門慶引發《金瓶梅》的意味。茨威格與本雅明等人一樣，同屬於前電視時代的最後一代歐洲知識分子，但與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不同，他們屬於左翼力量中的優雅溫和派，更強調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茨威格本人雖然是猶太人，但他其實是整個歐洲文化的忠實代表，那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他對整個西方文化的情感可以說是最為虔誠和崇敬的。他所撰寫的各種傳記或歷史速寫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種情感展開。所以他為之撰寫傳記的人物並沒有囿於德語文化圈，而是著眼於整個歐洲歷史人物。雖然他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的選擇比較主觀隨意，標準並不明確統一，但是作為歐洲文化的狂熱擁躉，他用鮮活的筆觸給予了他眼中的西方文化最高的禮讚。這對於中國讀者瞭解歐洲文化以及歐洲人自己的文化反思很有幫助。

但是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所言：「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所以，在目睹了二戰中整個歐洲政治形勢的惡化之後，他才會給自己的自傳起了《昨日的世界》這樣的名字，其中的傷感不言而喻。也正是出於同樣的理由，他才會在1942年選擇自殺，「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其實可以算作是第十五個故事，讀來不由讓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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