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瞬間
1917年列寧從流亡地瑞士重返俄國
導讀
列寧與十月革命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沙皇俄國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度,布林什維克掌握了國家權力,革命者們終於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應用於政治實踐,並且為後續一連串波及全球的革命與解放拉開了序幕。
在茨威格看來,決定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根本前提就是列寧藉助德國的幫助,從瑞士利用封閉列車輾轉德國、瑞典和芬蘭,最終得以重返俄國。所謂封閉列車,乃是歐洲當時國際法通行的慣例,即將一輛列車的某節車廂鉛封起來,表示該車廂享有治外法權,不受當地法律的制約。這也是列寧在與德國方面談判時提出來的要求,即不能對車上乘客進行人身、護照以及行李的檢查,不得有人在中途進入或離開列車,並且用粉筆標出享有治外法權的車廂部分與德國列車部分的分界線。
2007年12月,德國《明鏡週刊》發表文章,指出列寧接受德意志第二帝國外交部的資助長達數年之久,布林什維克黨人得到了大量來自德國的金錢、武器和後勤保障,甚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背後也有德國人的支援。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特別新的發現。早在列寧返回俄國之後,當時就有資產階級政府的人指責他是德國間諜。後來時過境遷,很多人對此也就諱莫如深。而如今我們可以相對辯證地看待此事,因為任何歷史事件背後都有其複雜的背景。
當時德國陷入兩線作戰,急於給沙皇俄國製造儘可能多的麻煩,而根據現實政治最常用的原則「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德國方面因此資助了很多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黨人,這其中不僅有信仰共產主義的布林什維克,同時也包括其他各個政治方向的人士。德國利用封閉列車不僅令列寧重返俄國,而且後來又用封閉列車陸續運送了400多人回俄國。同時,德國方面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國,所以其指導方針就是在各個陣營之間儘可能製造最大限度的混亂,因此在十月革命期間,德國不僅資助了布林什維克,同時也資助了他們的敵人,可以說是「兩邊下注」。
從列寧方面來說,作為政治人物,列寧深知,政治的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獲得權力。所以他力排眾議,極力主張接受德國的幫助,並且順利地達到了自己重返俄國的目的。他對於德國政府其實並不信任。所以在他站穩腳跟之後,他開始幫助來自德國的同志們,資助他們籌備起義,去顛覆德國的君主。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吧。
住在鞋匠家裡的男人
瑞士,這個小小的和平之島,當世界大戰的戰火在其他地方燎原之際,這裡卻在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接連四年的時間裡上演著驚心動魄的偵探小說般的情景。在豪華酒店裡,敵對國派遣的使節像相互間從未認識過一樣,冷漠地從各自身邊走過,而一年前,這些人還一起友好地打過橋牌,相互邀請對方到自己家裡做客。而他們的房間裡不時閃過一群群諱莫如深的人的身影。議員們、秘書們、隨員們、商人們、看得清和看不清臉龐的女士們,每個人都身負秘密任務。酒店前面,經常開來插有外國國旗的豪華轎車,從車上走下來的有商人、記者、著名藝術家,以及看起來像是享受度假的遊人。但幾乎所有人都有著相同的任務:那就是盡力得知些訊息,發現些什麼,即使是那些引導客人進入房間的看門人,還有那些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也不例外,他們也被迫去觀察和監視一切。各種各樣的組織到處在與其他組織做鬥爭,在旅館裡,在民宿裡,在郵局,在咖啡館。而那些名義上的宣傳活動,實際上有一半是間諜行動;那些宣稱出於愛的舉動,實則為背叛;那些匆忙到達的人進行的每一項公開生意背後,可能都隱藏著第二個或第三個交易。這裡的一切都有人在報告,一切都處於被監視中;如果一個擁有不知名頭銜的德國人剛踏入蘇黎世範圍,敵對國駐伯爾尼的大使館就會馬上知道這個訊息,一個小時之後,駐巴黎大使館也會得知。大大小小的機構將滿滿記錄著真實和虛構訊息的整份文卷日復一日地寄往隨員辦公室,接著,隨員們會將訊息傳達給下一個機構。電話被監聽,所有牆壁變得像玻璃一樣透明;每份從紙簍裡找出的信件和吸墨水紙都會被重新拼湊起來以獲得資訊。最後,這場烏煙瘴氣的行動變得十分精彩:許多人都不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身份,是追捕人還是被追捕的人?是間諜還是反間諜?是被告密人還是告密人?
在那些日子裡,只有一個人,很少有關於他的訊息,或許是因為他太不引人注目了,從來沒有在享有特殊待遇的酒店裡投宿過,從來沒有去過咖啡館,也從來不出席任何宣傳活動,而是和他的妻子完全隱退,居住在修鞋匠家裡。就在利馬特河後面的那條狹窄、古老、地面磨得光滑如鏡的小巷裡,他在一座房子的二樓安身,這座房子和老城裡的其他房子一樣,是座築造堅固的拱頂屋,房子牆壁被燻黑,一部分原因是年代久遠,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樓下院子裡小小的香腸製造廠。他的鄰居有一個麵包師的妻子、一個義大利人、一個奧地利演員。由於他並不十分健談,房子裡的鄰居除了知道他是個俄國人和名字不易發音以外,對他就沒什麼更多的瞭解了。許多年前,他從自己的祖國逃了出來,沒有什麼財產,也從未做過什麼大的買賣,對女主人來講,最容易從他們寒酸的飲食和破舊的衣服看出這一點,兩個人所有的家產恐怕都填不滿他們當初搬進來時帶的那隻籃子。
這個矮小的男人是如此不起眼,他的生活也是儘可能地不引人注目。他迴避一切社交活動,房子裡的人很少能看到他那雙散發著敏銳深沉目光的細長眼睛,也很少有客人來拜訪他。但他也有自己規律的活動:每天上午9點,他都會離開家去圖書館,在那裡坐到圖書館中午12點關門。12點10分整,他會準時回到家,12點50分,他又會準時離開家,以便第一個到達圖書館,一直坐在那裡,直到圖書館晚上6點關門。那時,新聞機構只關注那些經常發表言論的人,而他們不知道,恰恰總是那些讀了很多東西、學了很多東西的孤獨的人,往往是世界革命化程式中最危險的人。因此,那些新聞機構也就沒有寫過關於這個不起眼的、住在修鞋匠家裡的男人的報道。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圈子裡的人卻知道他,他曾經在倫敦做過編輯,供職於一家小規模的關於俄國移民的激進雜誌,在彼得堡,他是某一個講不出的特殊政黨的領導人;但由於他曾對最受社會主義政黨尊崇的人發表過嚴厲而鄙視的言論,並將他們的理論斥為虛假理論,而他的性格又不易讓人接近,完全不友好,人們也就沒有對他給予過多關注。有時晚上他也會在無產者出沒的咖啡館召開集會,但最多隻有15到20個人參加,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人們也就把這個怪癖的人認作同所有俄國流亡者一樣,喝很多茶,通過無休止的討論聊天使自己頭腦發熱。沒有人把這個矮小的、面容嚴肅的男人當回事。在蘇黎世,那些認為記住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裡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是重要的事的人,不足30個。所以,在那些飛快穿梭於各大使館間的豪華汽車中,如果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世界也就不會知道他是誰了,既不會知道他是烏里揚諾夫,也不會知道他是列寧。
實現……
這一天,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的管理員感到十分奇怪。時針已經指向上午9點,而那位最準時的借書者每天固定坐的座位,現在卻還空著。快9點半了,10點了,這個不知疲倦的讀者還沒有來,他不會再來了。因為在他來的路上,一位俄國朋友的談話把他留住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俄國爆發革命的訊息擾亂了他的計劃。
列寧剛開始是不願意相信這個訊息的,他被這一訊息驚呆了。但隨後他便邁著急促而迅速的步伐,走向了湖邊的書報亭。在那裡,在報館門前,他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地等待著訊息。事情是真的,訊息是確鑿的,而且他歡心地察覺到這訊息一天比一天真實。起初,只是傳言發生了宮廷革命,似乎還出現了內閣更迭,然後傳來了訊息:沙皇被廢黜,臨時政府成立,召開了杜馬會議,俄國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赦免——幾年來他所夢想的一切,二十年來他在秘密組織里、在監獄裡、在西伯利亞、在逃亡過程中致力奮鬥的一切,如今都實現了。他頓時覺得,在這次世界大戰失去生命的數百萬人,並沒有白白死去。對他來講,這些死者並不是無謂的犧牲品,而是為了一個新的自由、公正、永久和平的國度獻身的殉道者,這個平時清醒而沉靜的夢想家如今卻像迷醉了似的。現在,坐在日內瓦、洛桑和伯爾尼小小房間裡的其他幾百名流亡者也在為這一振奮人心的訊息歡呼:終於可以回俄國了!他們不需要假護照,不需要假名字,也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回到沙皇的帝國去,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回到那片自由之地。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自己少得可憐的行裝,因為報上刊登了高爾基簡明扼要的電報:「所有人都回家吧!」於是,他們向四面八方發出書信和電報:回家了,回家了!集合起來!團結起來!為了他們自覺悟以來就要奮鬥畢生的事業——為了俄國革命而再次獻身。
……和失望
但是,幾天後他們驚愕地認識到:這場使他們內心激動不已的俄國革命,並非如他們所夢想的那樣,而且這也談不上是一場俄國革命。這只是一場由英國和法國外交官策劃的反對沙皇的宮廷政變,目的是為了阻止沙皇同德國結盟,這並不是一場由爭取和平與權利的人民發動的革命。這不是他們生而為之奮鬥,並準備好為之犧牲的革命,而是那些好戰的政黨、帝國主義分子和將軍們為了自己的計劃不被打亂而策劃的一場陰謀。而且,不久之後,列寧和他的同胞們就認識到,所有人都回家的承諾並不適用於那些想進行激烈的卡爾·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自由派人物已經下達指示,要組織他們回去。一方面,他們把那些利於繼續戰爭的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迎接回國,如普列漢諾夫在護送人員的陪同下,乘坐魚雷艇十分光彩地從英國回到了彼得堡;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托洛茨基截留在哈利法克斯,並且把其他激進派分子拒於國境線以外。所有協約國的邊境哨所,都有一份黑名單,上面記載著所有第三次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與會者的名字。列寧懷著希望,向彼得斯堡發去一封又一封電報,但它們不是被截獲就是被放置在那裡無人理會;在蘇黎世,甚至在歐洲都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在俄國的人卻知道得清清楚楚:對他的對手來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是多麼堅強,是多麼精力充沛,是多麼矢志不渝,又是有著多麼致命的危險。
這些被拒於邊境之外的人,此刻是多麼絕望、多麼無能為力。多少年來,他們在倫敦、在巴黎、在維也納的總部組織過無數次會議,制定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他們權衡、嘗試和徹底討論過組織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數十年來,他們在自己創辦的雜誌中討論俄國革命可能在理論和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危險和可能性。這個人畢生所思考的就是俄國革命的總體構想,並不斷修改,最終形成體系。而現在,由於他被困在瑞士,他所構想的革命被其他一些人篡改和搞糟,這些人藉著人民解放的神聖構想,為外國人服務,為外國人牟利。這段日子裡,興登堡在他40年的戎馬生涯中幾乎是調遣和操縱著德國軍隊的行動,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卻不得不穿著平民的衣服坐在家裡,在地圖上標註現役將軍們的進展和失誤。在這絕望的日子裡,這位平日裡十分堅定的現實主義者——列寧——此時卻做起了不理智的幻夢:能否在不租用飛機的情況下,穿越德國和奧地利呢?但正是那第一個願意提供幫助的人,最後卻被證明是間諜。於是,他心中想逃亡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他寫信到瑞典,請人設法為他弄到一本瑞典護照,並願意扮演成啞巴,這樣就不需要答話了。雖然夜晚做了許多迷幻的夢,但到了早上,列寧就意識到,所有這些只是痴夢而已,根本不會實現,而到了白天,他也就明白了一點:他必須回到俄國,他必須進行自己的真實而忠誠的革命,而不是別人所進行的政治革命。他必須回去,必須馬上回俄國,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回去!
取道德國:可不可以?
瑞士地處義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環抱之中。作為革命者的列寧取道協約國是行不通的;作為俄國子民,以敵對國公民的身份穿過德國和奧地利也是不可能的。但荒唐的情況卻是:威廉皇帝的德國卻比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的法國給予了列寧更多友好。因為德國需要趕在美國宣戰前不惜一切代價同俄國結盟。這樣,列寧這樣一位給英國和法國公使製造困難的革命者自然成了受德國歡迎的幫手。
但走這一步棋卻要承擔非凡的責任: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譴責和抨擊國王制的德國,而現在卻要和他們進行談判。因為從至今為止的道德觀念上來講,戰爭期間在敵國參謀部的允許下踏上敵國土地,並在此取道穿行,無疑是叛國行為。而列寧也明白,這一行動從一開始就會使自己的政黨、自己的事業蒙羞;他也會被人懷疑作為受德國政府僱用和資助的間諜被派到俄國;而且,一旦他與德國立即達成和平談判,他就將作為罪人永載史冊,他會被視為阻礙俄國取得真正勝利和和平的罪人。當他宣佈,在緊急情況下,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毀壞其聲譽的道路時,不僅僅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還有與列寧志同道合的大部分同志都驚呆了。他們驚慌地指出,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早已在著手談判,他們想用交換戰俘的方法合法而不引人懷疑地將俄國革命者運送回國。但列寧知道,這將是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俄國政府將故意製造各種人為障礙,使他們的回國計劃遙遙無期。同時他也知道,現在每一天、每一小時的時間都十分寶貴。當其他人或挖苦、或冒失、或觀望,不敢真正下定決心採取這按照現有法律和觀念被視為背叛的行動之時,列寧想的只有達成最後的目標。他內心已經做好了決定,並表示將由他個人承擔一切責任——同德國政府談判。
協定
因為列寧知道自己的行動將會引起轟動和攻擊,所以他就儘可能公開行事。在他的委託下,瑞士工會秘書弗裡茨·普拉廷前去和德國公使談判,向其轉達列寧提出的條件,這位德國公使之前已經與其他俄國流亡者有過一般談判的經歷。像是能夠預知自己日後即將到來的威望,矮小而名不見經傳的列寧根本沒有向德國政府提出什麼請求,而是向他們提出了條件,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俄國的旅客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即他們所在的車廂要享有治外法權;進出口處不得檢查護照和個人;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承擔自己的旅費;不得以任何方式讓旅客離開車廂。羅姆貝爾格大臣將這些要求上報,一直傳到魯登道夫那裡,他毫無疑問地同意了這些條件,儘管在他的回憶錄中,人們找不到任何關於這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可能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決定的隻言片語。在一些小的細節方面,德國公使還想做一些更改,因為列寧故意將協定寫得模稜兩可,以便俄國人以及一個名叫拉狄克的奧地利人可以免受檢查同行。但德國政府也像列寧一樣想急切地達成協議,因為第二天,也就是在4月5日,美利堅合眾國向德國宣戰了,所以德國公使未能如願進行更改。
於是,弗裡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知了這一具有紀念意義的通知:「一切都按所希望的安排好了。」1917年4月9日,下午2點半,一小隊穿著破舊、提著箱子的人從蔡林格霍夫飯店出發,走向蘇黎世火車站。隊伍中一共有32個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這三個男人。他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一起簽署了一份檔案。他們還得知了《巴黎小報》刊登的一則報道:俄國臨時政府會將那些經過德國的俄國旅客作為叛國者對待。他們用粗壯的、線條筆直的字型簽下名字,以顯示自己將承擔此次旅行的全部責任並已同意所有條件。現在,他們平靜而堅決地開始了這段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旅程。
他們到達火車站時,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那裡既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攝影記者。因為在瑞士,又有誰認識這位烏里揚諾夫先生呢?他戴著一頂壓皺的帽子,穿著一件破舊的上衣和一雙可笑而又笨重的登山鞋(這雙鞋他一直穿到了瑞典),夾雜在一群提挎著箱子、籃子的男男女女中間,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火車上找了一個座位。這些人看起來和那些來自南斯拉夫、魯登尼亞和羅馬尼亞的無數流亡者無異,在他們前往法國海岸,接著遠渡重洋之前,他們會坐在自己的木質行李箱上,在蘇黎世休息幾個小時。而瑞士工人黨反對此次行動,所以並沒有派代表來火車站,只有幾個俄國人來送行,為的是給家鄉的人捎去一點生活用品和問候,還有一些人是來勸阻列寧不要進行這次「毫無意義的、鋌而走險的旅行」。但是,決定已經做出了。下午3點10分,列車員發出了即將開車的訊號。接著,火車慢慢開動,駛向德國邊境的哥特馬丁根車站。下午3點10分,從這一刻開始,世界時鐘換了另一種走法。
封閉的列車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發射了數百萬枚具有毀滅力量的炮彈,這些最具威力和摧毀力、射程最長的炮彈由工程師們設計發明。但是,在嶄新的人類歷史程式中,沒有哪一枚炮彈會比這列火車射得更遠,對人類命運更有決定意義。因為此刻,這列火車載著20世紀最危險也最堅定的革命者,從瑞士邊境出發,疾馳著穿越整個德國,最後到達彼得堡,在那裡摧毀這個時代的秩序。
這枚非比尋常的炮彈停在了哥特馬丁根的鐵軌上,這列火車分二等、三等車廂,婦女和孩子乘坐二等車廂,男人們乘坐三等車廂。車廂地板上的一條粉筆線作為分界線,將俄國人的領土和兩名德國軍官的包廂隔離開來,這兩名軍官負責護送這批「活的炸藥」。火車平安行駛了一夜。只是到了法蘭克福車站,突然湧上來許多德國士兵,他們聽說了這些俄國革命者要在德國經過的訊息,其中幾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士還想嘗試和這些旅客進行交談,但都被拒絕了。列寧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在德國領土上和德國人哪怕說一句話,都可能將自己置於被懷疑的境地。在瑞典,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群人餓壞了,急匆匆地朝瑞典早餐桌湧去,黃油麵包就這樣不可思議地奇蹟般出現在了他們面前。早餐後,列寧還去買了鞋子和衣服,以便換下那雙沉重的登山鞋。終於到達俄國邊境了。
這枚炮彈擊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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