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堅持叛逆精神。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態度想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創造出了有意義的東西的感觸，另一個則是能正當評價其意義的讀者——不論人數多寡——的確存在於斯的感觸。只要有了這兩種切切實實的感觸，對於作家而言，什麼獎不獎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說到底，這種東西無非是社會或文壇以一種形式對他們進行追認罷了。

然而許多時候，世上的人們只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態的東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態。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態」加以關注。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

每當接受採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內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問到這個），我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這番說辭。多數場合都慘遭無視。

仔細一想，這的確是又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至少不是那類讓媒體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說法。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不管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辭。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別有用心，（大概）只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只是抱著一腔期待。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內心地感到珍貴。與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進行具體的比較吧。

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會太多。你自己記不記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歷了適當的時間磨鍊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至於厄內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究竟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是否因為沒獲得芥川獎而遭受過損失？我左思右想，卻連一個稍微沾點邊的例子也想不出來。那麼，有沒有享受過好處？這個嘛，因為沒拿到芥川獎而享受好處的情況好像也不曾有。

唯獨一點，對自己的姓名旁邊沒有註上「芥川獎作家」的頭銜，我稍稍有些喜悅。說到底不過是遐想——逐一在自己姓名旁邊註上這種頭銜的話，會讓人覺得好像在暗示「你無非是借芥川獎的光才能混到今天」，只怕多少有些心煩。如今我沒有任何像樣的頭銜，因而無拘無束，或者說無牽無掛。只是村上春樹（而已）。這相當不壞。至少對我本人來說，不算那麼糟糕。

不過，這並非因為對芥川獎心懷反感（好像有點老話重提，我壓根兒就沒有這種念頭），而是對我歸根結底是以這種「個人資格」從事寫作、活到今天稍稍感到自豪。興許這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對我來說卻至關重要。

這可能是個大致的推測，習慣手不釋卷地閱讀文學書的讀者，我估計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是堪稱核心讀者的百分之五。近來人們常常談論所謂的「告別圖書」「遠離鉛字」，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確有此事。不過，縱使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頭強令「不準讀書」，他們恐怕也會以某種形式繼續閱讀。即便不像雷·佈雷德伯裡的《華氏451度》裡描寫的那樣，大家為逃避鎮壓躲進森林，在一起互相背書給對方聽……大概也會偷偷地躲在某處繼續看書吧。不用說，我也是其中一員。

一旦養成讀書的習慣——大多是年輕時養成的——就很難輕而易舉地放棄閱讀。不管手邊有youtube還是3d電子遊戲，只要一有空（甚或沒有空）就會捧卷閱讀。而且，世上每二十個人當中只要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我就不會過於憂心書籍與小說的未來。至於電子書如何如何，眼下我也不是特別擔心。紙張也好畫面也好（或者像《華氏451度》那樣的口頭傳承也好），媒介和形態怎樣都無所謂，只要喜歡書的人好好地讀書，就足夠了。

令我憂心忡忡的，唯有「我能為這些人提供怎樣的作品」這一件事。除此之外的事物，說到底不過是邊緣性的現象。要知道，日本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約莫六百萬人的規模。有偌大一個市場，身為作家好歹能混口飯吃吧？不單單是日本，再將目光投向全世界，讀者人數當然還會增加。

只不過說到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這些人日常生活中接觸文學的機會大約不太多，或許今後還將日益減少。所謂「遠離鉛字」的現象可能會愈演愈烈。儘管如此，恐怕眼下(這同樣是大致的推測)至少有半數的人，對社會文化現象或知性娛樂方面的文字有相應的興趣，一有機會就想翻開書看看。該說是文學的潛在受眾吧，以選舉用語來說就是「浮動票」。因此，需要一些專門為這樣的人設立的視窗，或者類似展示廳的東西。而（一直以來）作為那視窗或展示廳發揮作用的，或許就是芥川獎了。以葡萄酒來說就好比是博若萊新酒，以音樂來說就好比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賽跑來說就好比是箱根驛傳。當然還有諾貝爾文學獎。不過話題一旦擴充套件到諾貝爾文學獎，事情就稍稍有些麻煩了。

有生以來，我一次都沒當過文學獎的評審委員。倒不是沒受到過邀請，只是每一次我都謝絕了：「十分抱歉，我當不好。」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格擔任文學獎的評審委員。

要問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一個過於個人的人。我這個人有自身固有的視角，還有賦予其形態的固有程式。為了維持這程式，從生活方式來說，有些地方就不得不變得個人一點。若非如此，就無法順暢地寫出東西來。

然而，這畢竟只是我自己的尺度，儘管適合自己，但我並不認為可以套用在別人身上。我絕不是要「除了自己的做法，其他的統統排除」（這世上當然還有許多做法大相徑庭，卻令我心懷敬意），但其中也有「和我怎麼都無法相容」或者「這個簡直無法理解」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只能沿著自己這條軸線去觀察和評價事物。往好裡說是個人主義，換個說法就是自我中心、任性妄為。於是，當我祭出這種自說自話的軸線和尺度，以它為準去評價別人的作品，那麼被評價的一方只怕會受不了。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然穩固的作家倒也罷了，如果是出道不久的新人作家，要由我這充滿偏頗的世界觀去左右他的命運，這種事情就太恐怖了點，我做不來。

話雖如此，如果有人指責說，這種態度豈不等於放棄作家的社會責任？呃，也許是一語中的。就說我自己，也正是通過「群像新人文學獎」這個視窗，領取了一張入場券，開始了作家生涯。假如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我很可能就成不了小說家。沒準心想「算啦算啦」，從此以後再也不寫小說了。那麼，我豈不是也有義務向年輕一代提供同樣的服務？就算世界觀多少有些偏頗，不是也應該努力培養最低限度的客觀性，「這下該由你來為後輩們發入場券啦」，把機會送到他們手中？這也言之有理。未能如此努力，或許全應歸罪於我的怠慢。

不過，也拜託諸位想一想，作家最重大的義務就是為讀者不斷寫出更高質量的作品。我也算是個現役作家，換言之就是一個「發展中作家」。眼下自己在幹些什麼？今後又該幹些什麼？對於這些，我是一個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學這個戰場的最前線，以血肉之軀衝鋒陷陣的人。在那裡九死一生，仍舊奮勇前行，這就是我被賦予的任務。以客觀的眼光審視和評價別人的作品，肩負起責任進行推薦或淘汰，並不在我目前的工作範圍之內。倘若認真去做——當然，既已動手做了，就只能認真去做——勢必需要不少時間與精力，便意味著分配給自己的工作時間要被剝奪。說實話，我沒有那樣的餘裕。也許有人能兩全其美，可我僅僅是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務就手忙腳亂了。

這種想法豈不是利己主義嗎？當然，相當自私自利。沒有反駁的餘地，我心甘情願接受批判。

然而另一方面，我從來沒聽說過出版社苦於找不齊文學獎評委的事。至少沒見過由於找不到評委，文學獎便在一片惋惜聲中被迫廢止。非但如此，世上的文學獎貌似還在不斷地增加。我甚至覺得，在日本，好像每天都有一項文學獎頒給了某人。因此，就算我不去當評委，好像也不會導致「入場券」發行減少，引發社會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假定我批判了某人的作品（提名作），結果人家反問道：「那麼，你自己的作品又怎麼樣呢？你有資格大言不慚地說這種話嗎？」我勢將無言以對。因為人家言之在理嘛。可能的話，我希望別遭遇這種尷尬場面。

雖然如此（我想把話先說清楚），我絲毫沒有對擔任文學獎評委的現役作家（說起來大家還是同行）評頭論足的想法。肯定有些人能一面虔誠地追尋創作目標，一面以足夠的客觀性評價新人的作品。這些人大概能巧妙地來回切換腦袋裡的開關。再者，的確也需要有人來承擔這樣的角色。我對這樣的人心懷敬畏和感謝之情，但遺憾的是，看來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因為我這個人想問題作判斷會花很長時間，常常花了時間還照舊判斷失誤。

關於文學獎這東西，不論是怎樣的獎項，從前我一直都不太談論它們。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得不得獎基本是與內容無關的問題，但在社會上又是相當刺激的話題。正如一開始說過的，我在文藝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芥川獎的小文章，忽然想到，差不多水到渠成，該就文學獎談一談一家之言了。倘若不這麼做，就可能遭受莫名其妙的誤解，而且不反駁糾正一下，這些誤解還大有作為「見解」而變成定論之虞。

不過要對這類事情（呃，該說是腥氣重嗎）口無遮攔直言不諱，其實很不容易。弄不好越是實話實說，聽上去越像說謊，或者是顯得盛氣凌人。投出去的石頭說不定會以更強勁的勢頭反彈回來。儘管如此，我覺得實話實說仍然是上策。這世上肯定有某個角落，存在著能完全領會我想表達的意思的人。

在這裡，我最想說的是，對作家來說比什麼都重要的是「個人資格」。說到底，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這一資格的使命，它既不是作家筆耕多年的成果，也不是報償，當然更不是結論。如果某個獎項能以某種形式強化這資格，對作家來說就是「好獎」；如果不是這樣，或者反而成為障礙或麻煩，那麼非常遺憾，它就不能說是「好獎」了。這麼一來，艾格林便會把獎章隨手扔掉，而錢德勒恐怕要拒絕斯德哥爾摩之行——當然，真的置身於這種境地，他們又將如何行動，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就像這樣，獎的價值因人而異，各有不同。其中有個人的立場、個人的事由，也有個人的想法和活法，不能混為一談、相提並論。關於文學獎，我想說的也就是這些而已。無法一概而論。所以，也不希望一概而論。

呃，我在這裡高談闊論，事態想來也不會有所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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