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問了些問題，帕麗從中看出，他對解析數論有相當的瞭解，而且至少是附帶著的，他也通曉卡爾·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兩人一直聊到天黑。他們喝了咖啡，接著是啤酒，不過癮，又喝了葡萄酒。然後，實在沒法再拖下去的時候，於連靠近了一些，用一種禮貌的、很有責任感的語氣說：「告訴我，妮拉怎麼樣？」
帕麗猛吸了一大口氣，腮幫子鼓著，慢慢把這口氣吐出。
於連會心地點著頭。
「她的書店可能開不下去了。」帕麗說。
「很遺憾聽到這個訊息。」
「這些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書店關掉。別看她不想承認，但肯定會很痛苦。對她的打擊肯定蠻大。」
「她還在寫作嗎？」
「早不寫了。」
他很快換了話題。帕麗如釋重負。她不想談媽芒，也不想談她的酒癮，還有苦口婆心勸她繼續服藥的事。帕麗想起了那些尷尬的目光，每次她和於連獨處，而媽芒在隔壁房間換衣服的時候，於連便看著帕麗，她絞盡腦汁，想說點什麼。媽芒肯定感覺到了。難道就是這個原因，讓她和於連分了手？如果是這樣的話，帕麗隱隱約約地覺得，她這麼做倒更像是個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護女兒的母親。
幾個星期之後，於連請帕麗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於左岸的第七區。帕麗答應了他。此時科萊特動輒傷人的敵意，已經讓公寓裡的氣氛變得不適合居住了。
帕麗還記得在於連家和他一起度過的第一個星期天。他們靠在沙發上，緊緊相挨。帕麗滿心歡喜，還在半夢半醒之間。於連喝著茶，兩條長腿擱在茶几上。他在讀報紙末版上的一篇評論。唱機裡放著雅克·布雷爾的歌。時不時地，帕麗把腦袋挪到他胸前，於連便低下頭，輕輕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們得告訴媽芒。」
她能感覺到於連的身體一下子繃緊了。他合上報紙，摘下老花鏡，把它們放到沙發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你‘猜’？」
「不，不是。你說得對。你該給她打個電話。不過小心點。別請求她允許，也別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樣你都得不到。告訴她就行了。而且讓她明白，這不是討價還價。」
「你說得倒容易。」
「嗯，也許吧。還有，別忘了妮拉是個報復心很強的女人。很遺憾我這麼說，但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分了手。她報復心強得驚人。所以我知道。這對你可不容易。」
帕麗嘆了口氣，閉上眼睛。一想到這事，她心裡便揪得慌。於連抬起手，撫摸著她的背。「別太較真了。」第二天，帕麗給她打了電話。媽芒已經知道了。
「誰告訴你的？」「科萊特。」
果然，帕麗想。「我正要告訴你來著。」「我知道你會。你這不就告訴我了嗎？這種事瞞不住的。」「你生氣了？」「我生不生氣要緊嗎？」
帕麗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頭，心不在焉地放到於連破舊的菸灰缸上，摸索著它藍色的鑲邊。她閉上眼睛。「不，媽芒，不要緊。」「哼，我倒真想告訴你，那事兒無所謂，傷不了我。」「我不是那個意思。」「不是才怪。」「為什麼我想傷害你，媽芒？」
媽芒大笑起來。一種空洞而難聽的聲音。
「有時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當然看不到嘛。話說回來，我想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帕麗。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安的什麼心。我覺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帕麗說。可她的母親已經結束通話了電話。
《阿富汗夜鶯》節選
——妮拉·瓦赫達提訪談錄
作者：艾蒂安·布斯圖勒
《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38頁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的法語是在這兒學的嗎？
妮拉·瓦赫達提：小時候在喀布林我母親教的。她只跟我講法語。
我們天天上課。她離開喀布林讓我非常難受。
艾蒂安·布斯圖勒：她回法國了？
妮拉·瓦赫達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離了婚，當時我十歲。父親就我一個孩子。讓我跟母親走，那絕對不可能。所以我留下來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絲一起生活。父親為了緩解我的失落，就請了家庭教師，還讓我學馬術，上美術課，就是不想讓我閒下來。可是什麼也代替不了母親。
艾蒂安·布斯圖勒：她後來怎麼樣了？
妮拉·瓦赫達提：唉，她死了。納粹到巴黎的時候。不是他們殺的。他們殺了阿涅絲。我母親死於肺炎。父親沒告訴過我，盟軍解放巴黎以後他才說，可那會兒我已經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一定很難過。
妮拉·瓦赫達提：天塌了一樣。我愛我母親。我本來計劃戰爭以後去法國，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說，您和您父親相處得並不愉快。
妮拉·瓦赫達提：我們的關係非常緊張。我們吵架，總是吵，這對他倒是個新奇的經驗。他很不習慣有人跟他頂嘴，特別是女人。他申斥我，關於我穿了什麼，去了哪兒，說了什麼，怎麼說的，對誰說的。我膽子大了，不管不顧，他倒越來越像個苦行僧，越來越禁慾。理所當然，我們成了死對頭。她咯咯笑著，伸手到腦後，緊了緊印花方巾的結。
妮拉·瓦赫達提：後來我就開始談戀愛，一次又一次，不顧一切，而且我找的人總是不對頭，可把我父親嚇壞了。有一回是個管家的兒子，還有一次是個低階別的公務員，他幫我父親辦過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厄運。我偷偷摸摸地約會，從家裡溜掉，然後呢，自然會有什麼人給我父親通風報信，說在大街上看見我了。他們告訴他，我正在外面撒歡兒呢。他們總是這個樣子講話——我在「撒歡兒」。要不然他們就說，我在招搖過市。於是我父親就會派出搜尋隊，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鎖在屋裡。他會在門外說，你真讓我丟臉。你為什麼讓我這樣丟臉？我該拿你怎麼辦啊？有時候他用皮帶，或是握緊的拳頭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追得我滿屋子跑。我想，他認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來讓我屈服。那段時間我寫了大量的詩，很長的、讓人臉紅的詩，充滿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當地誇張和造作。籠中的小鳥啊，帶鐐銬的戀人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並不以此為榮。
我感覺虛偽的謙虛並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這番話是她對自己早期作品的誠實評價。若然如此，這種評價便太過苛刻了。她這一時期的詩作其實極為出色，即便經過了翻譯，也是如此，更要考慮到她創作時還如此年輕。這些詩非常動人，意象豐富，感情飽滿，不乏洞見，而且極富魅力，優美地表達了寂寞和難以抑止的悲傷。詩中記錄了她的沮喪，也記錄了初戀的波峰與浪谷，道盡了稚愛的輝光、諾言和羅網。還常常帶有一種超驗的幽閉恐懼症的感覺，彷彿天空在不斷壓低，始終揮之不去的還有一種在暴政環境下奮力掙扎的感覺，暴政往往表現為一個從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陰森可怖，若隱若現。人們可以想見，那是對她父親的影射，這一點並不那麼隱晦難解。我把這些話講給她聽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在這些詩中，您還掙脫了節奏、韻律和音步的束縛，而就我所知，這些特點對古典波斯語詩歌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您對意象的使用隨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沒有規律可循的細節。依我之見，這是非常具有開創性的。公平地說，如果您生在一個更為富庶的國家，比如說伊朗，那麼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您已經被奉為文學先鋒了。我這樣說對嗎？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達提：您猜好了。艾蒂安·布斯圖勒：還有，我對您剛才說的話非常吃驚。對這些詩，您說您並不以此為榮。那麼您有過自己喜歡的作品嗎？妮拉·瓦赫達提：您問了個棘手的問題。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慮它們的創作過程。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的意思是結果和手段應該分開。
妮拉·瓦赫達提：我把創作過程當作一種必要的盜竊行為。如果對一部優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圖勒先生，您一定會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舉動。創作意味著對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壞，把他們變成不情願，也不知情的參與者。你盜取別人的慾望，別人的夢想，偷走別人的缺陷，別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屬於你的東西。
你是故意在這樣做。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就特別長於此道。
妮拉·瓦赫達提：我這樣做不是出於某種崇高、堂皇的藝術觀念，而只是因為我沒有選擇。創作的衝動實在過於強烈，如果我不屈服，就會失去理智。您問我是否引以為榮。我發現有的東西很難去誇耀，因為我知道，這是通過道德上有疑問的手段獲得的。誰吆喝誰決定吧，或者誰也別做這個決定。
她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又拿瓶子裡剩下的給自己滿上。
妮拉·瓦赫達提：不過呢，我可以告訴您，在喀布林一個替我吆喝的人都沒有。在喀布林沒人把我看成是什麼先鋒，我只是個粗俗，放蕩，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親。他說我寫的東西純屬婊子的夢話。他用的就是這個字眼。他說我敗壞了他的姓氏，再也無法補救。他說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問我為什麼，為什麼我覺得做一個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麼難。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是怎樣回答的？
妮拉·瓦赫達提：我告訴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說辭。
我告訴他，我才不想拿狗鏈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猜這隻會讓他更生氣。
妮拉·瓦赫達提：那當然。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來的話當講不當講。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我確實理解他的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圖勒：他就像個族長，對不對？而您對他相信的一切，珍視的一切，構成了直接的挑戰。爭辯呢，在某種程度上說，既通過您的生活，也通過您的寫作，是在為女性拓展新的邊界，讓女性擁有以自己的身份發言的權利，從而實現合理的自我認同。您當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壟斷性特權，這種特權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樣的男人把持著。可以說，您當年講的是不能講的話。
您當年從事的是一場小規模的、一個女人單打獨鬥的革命。
妮拉·瓦赫達提：那段時間我一直以為自己在寫性。
艾蒂安·布斯圖勒：性確實是一個方面，難道不對嗎？
我翻了翻筆記，提到幾首詩，它們都非常明顯地涉及了肉慾——《棘》，《枕》，《如果沒有等待》。我也實言相告，這幾首並非我的最愛。我評論說，它們缺乏細膩和朦朧。打動我的是詩中的挑釁色彩，而這正是阿富汗婦女的憤怒控訴。
妮拉·瓦赫達提：是的，我的確憤怒，我憤怒是因為那種一定要讓我與性絕緣、與我自己的身體絕緣的態度。因為我是個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嗎，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統統都發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對不對，她們容易受到肉體上的誘惑。她們是性慾超強的生物，因此必須加以約束，以免她們鑽進每一個艾哈邁德，每一個馬哈茂德的被窩。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是……請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這樣做的，對嗎？
妮拉·瓦赫達提：那只是對舊觀念的抗議。
她爆出一陣開心的大笑，充滿了調皮和狡猾的機靈勁兒。她問我想不想吃午飯，說她女兒最近剛幫她把冰箱裝滿，接下來她做了燻火腿三明治，吃到嘴裡才知道好吃極了。她只做了一個。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點了支菸，這才坐下。
妮拉·瓦赫達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圖勒先生，為了這次交談，我們應該讓氣氛保持融洽？
我說我同意。
妮拉·瓦赫達提：那就幫我兩個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許再看我酒杯。
不用說，這一招先發制人，打消了我探問喝酒之事的所有念頭。
艾蒂安·布斯圖勒：後來怎麼樣了？
妮拉·瓦赫達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歲。病得很厲害，具體什麼病我就不說了。父親帶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個星期，讓大夫們給我治療。他們說我差點死掉。也許我應該死。對一個年輕詩人而言，死亡大概是個相當不錯的事業上的進步。回來以後，我變得脆弱而孤僻。我厭倦了寫作。食物、談話和娛樂都變得索然無味。我討厭有人來訪。我只想拉上窗簾，整天睡覺，也希望天天如此。這的確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動。最後，我下了床，慢慢恢復了日常作息，只因為這是一個人不得不為的必要活動，以此保持身體的機能和表面上的教養。可我覺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極其重要的東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父親擔心嗎？
妮拉·瓦赫達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認為與死亡的邂逅已經讓我擺脫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讀到過，布斯圖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會分不清上在哪邊，下在哪邊。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卻選了錯誤的方向，於是把你自己挖進了死亡。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迷失了方向，置身於混亂的狀態，卻沒了羅盤。還有無法形容的沮喪。處在這種狀態下，你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當蘇萊曼·瓦赫達提向我父親提親時，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那時二十歲。
妮拉·瓦赫達提：他可不是。
她問我要不要再來一塊三明治，我謝絕了。那再來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邊開始燒水，一邊問我結婚了沒有。我告訴她沒有，也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結婚。她回過頭，看著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後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達提：唉，平時我可一眼就能看出來。
艾蒂安·布斯圖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達提：大概是腦震盪。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達提：這可不是趕時髦。幾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腦門子摔開了。就算這樣，我還是應該能看出來啊。我的意思是看出來您。憑我的經驗，像您這樣瞭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麼關係。
她把咖啡遞給我，自己點了支菸，然後坐下。
妮拉·瓦赫達提：關於婚姻，布斯圖勒先生，我有個理論。也就是說，用不了兩個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適。讓人吃驚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戴著枷鎖，拖延著，雙雙陷在一種自欺欺人的狀態裡，擺脫不了虛幻的希望，可實際上，他們在最初的兩個星期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時間更短。我丈夫是個正派人，可他太嚴肅，太冷漠，也太無趣了。而且他愛上了司機。
艾蒂安·布斯圖勒：哇。肯定是個很大的打擊。
妮拉·瓦赫達提：是啊，的確讓老生常談的故事變得複雜了。
她笑了笑，帶著少許的悲哀。
妮拉·瓦赫達提：我主要還是替他難過。他實在是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地點。我們的女兒六歲時，他中風死了。當時我本可以待在喀布林。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財產，還有個園丁，加上剛才提到過的那位司機，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後我們倆，我和帕麗，就跑到法國來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照您之前說的，您這樣做是為了她著想。
妮拉·瓦赫達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圖勒先生，都是為我女兒做的。對我為她付出的這一切，倒不是說她不理解，或者說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沒心沒肺到了家，我的女兒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會過上什麼樣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對女兒感到失望嗎？
妮拉·瓦赫達提：布斯圖勒先生，我已經相信了，她就是對我的懲罰。
1975年的一天，帕麗回到自己新公寓裡的家，看到床上有個小包裹。這是她把母親從急診室接回來一年之後，而她離開於連已經九個月了。帕麗現在和一個名叫扎希婭的護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婭是個年輕的阿爾及利亞姑娘，棕色的捲髮，綠色的眼睛，很能幹，性格開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處，不過她已經和男友薩米訂了婚，這個學期一結束，就要搬到薩米那兒去了。
包裹旁邊有張折起來的紙：給你送來的。我在薩米家過夜。明天見。吻你。扎希婭。
帕麗扯開包裹。裡面是一本雜誌，上面還彆著一張紙條，字跡親切，柔美，彷彿出自女人的手筆：此件原本寄給妮拉，後遞至住在科萊特過去公寓裡的夫婦，現又轉送給我。你應把轉寄地址做一下變更。
讀的時候注意後果自負。恐怕我們誰也吃不消。於連。
帕麗把雜誌放到床上，給自己做了個菠菜沙拉，又弄了點庫斯庫斯。她換上睡衣，坐到租來的小黑白電視機前吃飯。她心不在焉地看著電視，畫面是南越難民經空運抵達了關島。她想起了科萊特曾經上街，抗議美國在越南發動的戰爭。科萊特也曾帶了一個大麗花和雛菊編成的花圈，參加媽芒的追悼會，她擁抱並親吻了帕麗，還在臺上完美地朗誦了一首媽芒的詩。
於連沒有在儀式上露面。他打過電話，有氣無力地說他厭惡追悼會，因為現場令人壓抑。
誰不是呢？帕麗說。
我看我最好還是躲遠點。
隨你便吧。帕麗在電話裡這樣說，心裡卻在想，不來也不會讓你解脫，你不露面只能讓我得到解脫，因為我們曾經那麼魯莽輕率，那麼沒心沒肺。我的天啊。帕麗結束通話了電話，心裡明白了，她和於連的放縱行為等於推了媽芒最後一把。她結束通話的時候就知道了，終其一生，她將隨時受到此事的劇烈衝撞。內疚，強烈的悔恨，會讓她防不勝防，她將因此而痛入骨髓。她會時時為此糾結，現在如此，將來的每一天也是一樣。就像有個不停滴水的龍頭，架在她心底深處。
吃完晚飯，她洗了個澡，溫習了筆記，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她又看了一會兒電視，把碗洗好，擦淨，抹乾了廚房的地板。可是全沒用。她就是沒辦法讓自己分心他顧。雜誌放在床上，呼叫著她，彷彿一波又一波的低頻訊號。
後來，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門散步。從公寓往南，過幾個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氣清冷，雨點敲擊著人行道和商店的櫥窗，可是此時此刻，家裡已容不下她的煩躁不安。她需要這冷而溼的空氣，這開闊的空間。
帕麗記得年幼時，她有過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在喀布林有表哥表弟嗎，媽芒？我有姑姑舅舅嗎？爺爺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嗎？他們怎麼從不過來看看咱們？咱們能給他們寫封信嗎？咱們去看看他們好嗎？
她大部分問題都圍繞著父親。他最喜歡什麼顏色，媽芒？告訴我，媽芒，他游泳遊得好不好？他很會講笑話嗎？她記得，有一次他曾追著她跑過房間，還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滾兒，撓她腳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記得他薰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腦門，長長的手指，橢圓形的青金石袖釦，還有西褲的褲褶。她彷彿又看見了他們一起從地毯上踢起的微塵。
帕麗一直想從母親那兒得到的，是無形的膠水，能把她鬆散、雜亂的記憶碎片黏合起來，變成某種有形的故事。媽芒卻從不多說。對她在喀布林的生活，她們共同的生活，她總是捂著。她讓帕麗與她們共有的過去保持著距離，到了最後，帕麗也就不問了。
原來媽芒對這位雜誌記者，對這位艾蒂安·布斯圖勒，講了她自己和帕麗的生活經歷，講得比她告訴自己女兒的還要多。
她從未這樣講過。
剛才在公寓裡，帕麗把那篇文章讀了三遍。她不知道該怎麼想，又該相信什麼。太多的話像謊言。有些部分讀起來如同惡意的模仿。一齣聳人聽聞的戲：被禁錮的美人兒，在劫難逃的羅曼史，壓迫無處不在，所有這一切，講起來都如此扣人心絃，如此激情四溢。
帕麗向西，朝皮加勒廣場的方向走去。她兩手抄在雨衣口袋裡，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轉暗，撲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沒有減緩的跡象，雨水浮蕩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對對車燈的光。帕麗想不起自己是否見過那個男人，她的外公，媽芒的父親。她只見過一張相片，是他在伏案讀書，可她不相信這就是媽芒說的那個翹鬍子的惡棍。帕麗認為自己看透了這個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麗的故事裡，他是個對女兒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擔憂的男人，女兒深深的不快樂，帶有自毀的傾向，不可遏止地破壞著自己的人生。這男人蒙受著恥辱，尊嚴一再受到冒犯，卻依然對女兒不離不棄，她得病的時候還帶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個星期。談到這個問題，媽芒到底得了什麼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樣的治療？帕麗滿心疑慮，想起了媽芒下腹那條縱向的疤——帕麗問過這個問題，扎希婭告訴她，剖腹產的切口是要橫切的。
再看媽芒談起丈夫，也就是帕麗的父親時，對記者說的那番話。這是詆譭嗎？他愛納比，那個司機，這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那為什麼過了這麼長時間，到現在才把這樣一件事抖出來？是要擾亂，羞辱，或是刺痛什麼人嗎？如果是，那又是誰呢？
至於她自己，帕麗並不因媽芒對她的貶低而感到驚訝——在於連的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這樣了——同樣不覺得意外的是，在談到為母之道時，媽芒那種選擇性的、自我開脫式的敘述。
謊言？
可是……
媽芒是個才華出眾的作家。帕麗讀過她用法語寫的所有文字，還有她從波斯語翻譯過來的所有的詩。她作品中的才智與美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如果媽芒在採訪時的人生敘述都是謊言，那麼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畫面又來自何處？那些坦誠，優美，殘忍，悲傷的字句，它們的源泉又在哪裡呢？她僅僅是個才華出眾的騙子嗎？一個魔術師，拿筆來做魔杖，變出種種她從未親身經歷過的感情，讓觀眾為之動容？這可能嗎？
帕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許，也許媽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動帕麗腳下的大地，故意地動搖她，顛覆她，把她變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鈞的疑惑，壓迫她的心，壓迫她對人生的一切信念，讓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於沙漠，被黑暗與未知包圍，真相卻難以捕捉，彷彿僅存的一點微光，只在遠方明滅，永遠在移動著，後退著，不斷地闇弱下去。
也許，帕麗想，也許這是媽芒給她的懲罰。不只因為於連，也為了帕麗一直以來帶給她的失望。也許她以為，帕麗可以讓那一切統統結束：酗酒，男人們，不顧一切地衝向幸福卻兩手空空的歲月。勉力追求，卻半途而廢，每一次都走進死路。每一次失望帶來的打擊，都給媽芒留下更大的傷害，讓她更遠地偏離常軌，幸福也變得更加虛幻。我是什麼，媽芒？帕麗想。我在你子宮裡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宮裡受孕的——那時我應該是什麼？一顆希望的種子？一張買來的船票，帶你脫離苦海？一塊彌合你心頭傷口的補丁？如果是這樣，那麼我是不夠格的。遠遠不夠。我沒能成為你止痛的膏藥，我只是你的又一條死路，又一副重擔，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你一定已經明白了這一點。可你還能怎麼做呢？你沒辦法走到當鋪裡把我賣掉。
也許，這篇採訪就是媽芒最後一次放聲大笑。
帕麗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過幾個路口，就是扎希婭要完成部分實習的醫院。她點了支香菸。她想，應該給科萊特打個電話。追悼會後她們只談過一兩次。小時候她倆常常嘴裡塞著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為止，還會坐到媽芒的妝鏡前，給對方梳頭，用髮夾別好。帕麗看到馬路對面有位老婦人，戴著塑膠雨帽，牽著一條棕色的小梗犬，艱難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亂的輕煙忽然從帕麗的記憶沉霧裡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狀。不是老婦人手裡那樣的小寵物，而是不招人待見的大狗，多毛，骯髒，被人切去了尾巴和兩隻耳朵。帕麗無法確定，這到底是記憶呢，還是某條狗的幽靈，或者兩個都不是。有一次她問過媽芒，在喀布林的時候她們是不是養過狗。媽芒說，你知道我不喜歡狗。它們沒有自尊。你踢它們，它們還是愛你。真讓人沮喪。
媽芒還說了別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誰。
帕麗丟掉香菸。她決定打電話給科萊特。約一下，找個地方喝茶。看看她過得怎麼樣，在跟誰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樣。
看看閨中密友是不是還打算去阿富汗。
帕麗果然和科萊特見了面。她們在一家很有人氣的酒吧碰了頭，這裡有摩洛哥風格的裝飾，紫羅蘭色的帷幔，到處擺放著橘黃色的靠枕，小舞臺上還有個頭髮卷卷的烏德琴手。科萊特不是一個人到的。她帶了個小夥子來。此人名叫埃裡克·拉孔布，在十八區的一所高中教書，給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講戲劇。他告訴帕麗，他過去見過她，那是幾年前，有一次學生示威，反對捕殺海豹。一開始帕麗沒想起來，後來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萊特因為到的人少而拿來撒氣的那個人，那個被科萊特捶胸脯的人。他們席地而坐，身下是蓬鬆的芒果色坐墊，然後點了酒水。剛開始的時候，帕麗以為科萊特和埃裡克是一對兒，但科萊特對埃裡克讚不絕口，沒過多久帕麗就明白了，科萊特是為了她，才把埃裡克帶過來的。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她會覺得很不舒服，可她卻在埃裡克的侷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樣的不適，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緩解。埃裡克動不動就臉紅，腦袋瓜子亂晃，滿臉歉意，窘態百出。帕麗發現他這副模樣蠻好玩，甚至也蠻可愛的。她一邊吃著麵包和黑橄欖醬，一邊偷偷打量著埃裡克。他稱不上英俊，頭髮長長的，軟塌塌的，用一根皮筋紮在腦後。他天生一雙小手，皮膚沒有血色，鼻子太尖，腦門又太大，幾乎瞧不見下巴，可他笑起來明眸皓齒。他還有個習慣，每說完一句話，就用一個滿懷期望的微笑加個標點，那笑容活像一個開心的問號。這張臉雖然不像於連那樣讓帕麗著迷，可它遠比於連那張臉親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麗就能發現，埃裡克的身上蘊藏著一種駐外大使般的專注，文靜安恬的剋制，經久不衰的端莊。
他們結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個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職幾個月後。埃裡克違逆了父母的願望，堅持只辦一個小小的世俗儀式。無人出席，只有他們倆，加上作為證婚人的科萊特。他說正式的婚禮太過鋪張，他們負擔不起。他父親是個富有的銀行家，提議由他來出錢。埃裡克畢竟是他們的獨苗兒。他先提出來把這筆錢作為禮物，後來又說作為借款，埃裡克都拒絕了。雖然他嘴上從來不說，可帕麗知道，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她感到尷尬，否則在婚禮上，她將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教堂裡不會有家人入座，不會有人送她出嫁，也不會有人為了她淌下幸福的淚水。
她告訴埃裡克，她計劃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讓帕麗相信，於連永遠也不會這樣理解她。而她也從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裡承認過。
「你認為自己是收養的。」他說。
「你和我一起去嗎？」
他們決定夏天就動身，等埃裡克的學校放假，帕麗也可以短暫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論文。埃裡克替他倆報了波斯語學習班，班上有個老師是他通過自己學生的母親找到的。帕麗常常看見他靠在沙發上，戴著耳機，肚子上擱著卡式錄音機，聚精會神地閉著眼，帶著濃重的口音，咕噥著波斯語的「謝謝您」，「您好啊」，「您好嗎？」
再過幾個星期就到暑假了，埃裡克正在打探機票價格和住宿的時候，帕麗發現自己懷孕了。「咱們還是能去的。」埃裡克說，「咱們應該去。」
決定不去的人是帕麗。「那樣太不負責了。」她說。此時他們住的是一間畫室，暖氣有毛病，水管漏水，沒空調，一堆別人不要的破爛傢俱。
「寶寶不能住這種地方。」她說。
埃裡克找了兼職，教人彈鋼琴，他以前學過，時間不長，純屬玩票，後來才專注於戲劇。等到伊莎貝爾降生時——甜美的、白淨的伊莎貝爾，天生一雙焦糖色的眼睛——他們已經搬進了一套兩室的小公寓，離盧森堡公園不遠，這多虧了埃裡克父親的資助，這一次他們接受了，條件是算作借款。
帕麗休了三個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貝爾待在一起。有她在身邊，帕麗便覺得自己進入了失重狀態。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伊莎貝爾把目光轉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圍滿是燦爛的光華。到了晚上，當埃裡克從學校回到家，頭一件事就是在門口放下公文包，脫下外套，然後一屁股坐到沙發上，伸出雙臂，抖著手指。「把她給我，帕麗。把她給我。」他把伊莎貝爾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顛著她，聽帕麗向他播報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貝爾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長時間，她倆一起看了什麼電視，玩了哪些好玩的遊戲，她又弄出了怎樣的咿咿呀呀。聽這些事，埃裡克從來不覺得煩。
他們推遲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實是，那種如芒刺在背、要去尋根、去尋找答案的動力，帕麗已經感受不到了。因為有了埃裡克，有了他不間斷的、充滿慰藉的陪伴。也因為有了伊莎貝爾，她穩固了帕麗腳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窪窪，有裂縫，有盲點，哪怕一切問題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媽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讓她受到羈絆。它們仍然在那兒。帕麗只是不再像過去那樣渴求著答案。
那種熟悉的，始終揮之不去的感覺——生命中缺失了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或某個至關重要的人——也變得暗淡下去了。偶爾它還會出現，有時來勢洶洶，出其不意地擊中她，但已不像過去那麼頻繁。帕麗從未像現在這樣滿足，從未像現在這樣幸福地心有所屬。
1981年，伊莎貝爾三歲，帕麗懷了阿蘭，已經好幾個月了，卻不得不去慕尼黑開會。她與人合寫了一篇論文，要在會上宣讀，主題是數論之外的模形式，特別是它在拓撲學和理論物理學中的應用。帕麗的陳述深受好評，會後，她和幾位學者出門，去了一家喧鬧的酒吧，喝啤酒，吃椒鹽捲餅和巴伐利亞白香腸。臨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間，沒換衣服，也沒洗臉，就上了床。電話弄醒她的時候，已經凌晨兩點半了。是埃裡克，從巴黎打來的。
「是伊莎貝爾。」他說。孩子在發燒，牙齦突然紅腫了，輕輕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見她的牙了。帕麗。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在哪本書上看到過，這可能是……」
她想讓他停下來。她想告訴他閉嘴，說她聽到那幾個字會受不了。可是太遲了。她聽到了「兒童白血病」，也許他說的是「淋巴瘤」，說來說去，這又有什麼不同？帕麗坐在床邊，像石頭一樣坐在那兒，腦袋一陣陣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氣急敗壞，埃裡克竟然把這樣一件可怕的事塞進她腦子裡，大半夜的，她又遠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無策。她氣急敗壞，恨自己愚蠢，情願就這樣把自己交付出去，從此一輩子都要提心吊膽，擔驚受怕。真是瘋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錯亂。令人歎為觀止的愚蠢，無憑無據的信念，全然不顧那龐大的機率，竟然相信一個並不歸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絕不會奪走一件你無力承受其失去的東西，相信這個世界絕不會毀滅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裡說，說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計後果，最沒有理性的事，就是為人父母。
她心裡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饒恕我這樣想吧——她心裡的一部分同樣氣急敗壞，伊莎貝爾竟然對她做出這樣的事，竟然讓她如此痛苦。
「埃裡克，埃裡克！聽我說。我等一下再給你打回去。現在我得掛了。」
她把手提袋裡的東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個栗色的小本子，裡面記著電話號碼。她翻到一個里昂的電話。科萊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兒開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還在學習，準備當醫生。接電話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學精神病的，帕麗，對不對？」他問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覺得……」他問了幾個問題。伊莎貝爾的體重有沒有減輕？夜裡盜汗嗎？有沒有異常的瘀傷，疲勞，習慣性的發燒？
最後他說，等到天亮，埃裡克應該帶他去看一下醫生。但是，他在醫學院上過通用培訓課，如果他沒記錯的話，聽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齦口炎。
帕麗死死抓著聽筒，手腕都握疼了。「拜託了，」她強忍著說，「迪迪耶。」「噢，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說，聽上去這很可能是唇皰疹的初期症狀。」「唇皰疹。」他接著又說了一句，那是帕麗這輩子聽過的最讓人高興的話。「我想她會沒事的。」帕麗和迪迪耶只見過兩面，他和科萊特結婚前一次，婚後一次。可是此時此刻，她打心眼裡愛他。她就這樣對他說了，在電話裡哭著
說的。她說她愛他，連說了好幾次，他大笑起來，和她道了晚安。帕麗給埃裡克打電話，他一早就會帶伊莎貝爾去見佩蘭大夫。然後，帕麗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響，看著街燈的光穿過暗綠色的木製百葉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進醫院。當時她八歲，媽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邊的椅子上。她對母親產生了一種新的，意想不到的，遲來的親情。過去這幾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媽芒。在婚禮上——理所當然。在伊莎貝爾出生的時候。還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時刻。但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這個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於慕尼黑的酒店房間，這樣強烈地思念著媽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訴埃裡克，等阿蘭生下來，他們就不該再要孩子了。再要，只會增加心碎的機率。
1985年，伊莎貝爾七歲，阿蘭四歲，小蒂埃裡也兩歲的時候，帕麗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學教書。一段時間之內，可以想見，她不得不屈於學術圈內的明爭暗鬥和褊狹之見。這並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歲，她已經成了系裡最年輕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總共只有兩位女性。她忍下來了。她想，媽芒絕對不能，也絕對不會像她這樣處事。她不阿諛奉承，也不溜鬚拍馬。她迴避與人爭鬥，從不口出怨言。對她的懷疑不會絕跡。然而，到了柏林牆倒塌的時候，橫亙在她學術生涯中的牆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達的處世態度，釋人疑慮的社交能力，慢慢贏得了大多數同事的承認。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別的系裡也有。她出席學校的活動，參加募款集會，偶爾也在雞尾酒會和晚餐派對上亮相。埃裡克陪她出席此類聚會。由於總是系同一條羊毛領帶，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補丁的燈芯絨西裝，他成了人們私下經久不衰的笑談。他在擁擠的房間裡閒蕩，吃著小點心，看上去樂呵呵的，一副找不著北的模樣，帕麗得時不時地衝上去，把他從一堆數學家身邊哄開，以及時阻止他對三維流形和丟番圖逼近問題發表高論。
在這些派對上，難免有人向帕麗問起她對阿富汗局勢的觀點。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爾的客座教授帶著少許的醉意問帕麗，她對蘇聯撤軍後的阿富汗形勢怎麼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嗎，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說，「實話實說，我只是個名義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麼說，也不會吧。」他說，「可是，儘管如此，您肯定會有深刻的見解。」
她笑了笑，力圖阻止他的步步逼近，這種問題總是摻雜著想當然的成分。「只不過是我在《世界報》上看到的東西。和您一樣。」
「可您是在阿富汗長大的，不是嗎？」
「我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您看見我丈夫了嗎？就是胳膊肘打補丁那位。」
她說得沒錯。她的確看新聞，讀報紙上的戰爭報道，知道西方在給聖戰者游擊隊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裡，阿富汗已漸行漸遠。在家裡，她有忙不完的活。現在她有了一幢四間臥室的漂亮房子，位於居揚古，離巴黎市中心大約二十公里。他們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園，有步道，有池塘。埃裡克教書之餘，現在也寫劇本，其中有一部歡快的政治笑劇，秋天時將在巴黎市政廳附近的一座小劇場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託，再寫一部。
伊莎貝爾到了青春期，文文靜靜，卻很聰明，也很有想法。她記日記，每個星期都要讀一本小說。她喜歡聽西尼德·奧康娜。她的手指細長，優美，正在上大提琴課。再過幾個星期，她就要在音樂會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開始，她對學大提琴很有牴觸，於是帕麗和她一起去上了幾節課，表示有難同當。事實證明，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為伊莎貝爾很快就自覺自願地琴不離手，不可行是因為帕麗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難當。已經過去一年了，她早晨醒來時，仍然覺得手發僵，手腕子發硬，得花上半個鐘頭，有時要一個小時，才能緩過勁來。埃裡克已經不再逼她去看醫生了，可現在他老是說個沒完。「你才四十三啊，帕麗。」他說，「這不正常。」帕麗已經預約了門診。
老二阿蘭很淘氣，可愛中透著一股蔫壞的勁兒，痴迷於武術。他是早產兒，十一歲的男孩子了，還是顯得小，可別看身高不如別人，他卻有著比別人更強烈的進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兒，那兩條小細腿兒，總是讓對手上當受騙，因此而低估他。夜裡躺到床上的時候，帕麗和埃裡克經常為他那巨大的幹勁和兇猛的能量驚奇不已。不過，帕麗既不擔心伊莎貝爾，也不擔心阿蘭。
讓她牽腸掛肚的是蒂埃裡。這孩子也許與生俱來就帶著陰影，總感覺自己是計劃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請自來的。蒂埃裡動不動就拉長臉，一言不發，讓人窩心。他愛發牢騷，自己有什麼事，只要帕麗問起來，他總要耍點小聰明。他常常沒來由地和她作對，好像是衝著帕麗，但更像為了作對而作對。有些日子裡，他滿腹陰雲。帕麗能感覺得到。那烏雲不斷加厚，膨脹，最後一下子爆裂，跺著腳，腮幫子顫抖著，憤怒的洪水噴湧而出，讓帕麗心驚肉跳，讓埃裡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苦笑連連。帕麗憑直覺感到，蒂埃裡將成為她終生的煩惱，就像她關節的疼痛一樣。
她常常想，媽芒會是個怎樣的外婆呢？她會怎樣看待蒂埃裡？憑著直覺，帕麗認為媽芒應該幫得上他。她會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儘管他們沒有血緣關係，這一點毫無疑問，帕麗確信此事已經有段時間了。孩子們聽說過媽芒，伊莎貝爾更是特別好奇。她已經讀了媽芒的很多詩。
「真希望能見見她。」她說。
「感覺她好有魅力。」她說。
「我想我們會成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覺得呢？我們可以讀一樣的書。我可以給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會喜歡的。」帕麗說，「我肯定。」
帕麗沒有跟孩子們講過自殺的事。他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的，也許一定能知道。可他們不會從她這兒知道。她絕不會在他們心裡埋下這樣的種子，讓他們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棄自己的孩子，可以對他們說：你們並不足夠。對帕麗來說，孩子們和埃裡克一向都是足夠的。他們永遠都是足夠的。
1994年夏天，帕麗和埃裡克帶著孩子們去了馬略卡島。科萊特通過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們安排了這次度假。在馬略卡，科萊特和迪迪耶與他們碰頭，他們在海濱合租了一套房子，將一起度過兩個星期。科萊特和迪迪耶沒有孩子，原因不是什麼生物學上的不幸，而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對帕麗來說，這個時間選得不錯。她的風溼症此時控制得很好。她每週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對此藥耐受良好。幸運的是，最近她無須服用任何一種類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還沒說體重暴增的事兒呢。」她告訴科萊特，「知道我必須在西班牙穿泳裝嗎？」她大笑起來。「唉，虛榮啊。」
他們花了幾天時間，在島上游覽，駕車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腳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車，漫步走過橄欖林，一直走到松林裡去。他們吃波爾塞亞，還有一種名叫盧維納的美妙大菜，由海鱸魚燒成，以及茄子燉西葫蘆，名叫通維特。蒂埃裡一樣都不肯吃，於是每到一家飯館，帕麗只好請廚師為他單做一盤意式細麵條，只澆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乳酪。伊莎貝爾近來喜歡上了歌劇，在她的請求下，有天晚上他們去聽了一場普契尼的《托斯卡》。為了經受住這可怕的折磨，科萊特和帕麗偷偷摸摸，把一個銀色的小酒壺遞來遞去，裡面裝著廉價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們已經醉了，看著臺上扮演斯卡皮亞的男演員裝腔作勢，她們就像兩個小女生一樣，情不自禁地咯咯亂笑。
一天，帕麗、科萊特、伊莎貝爾和蒂埃裡把午餐打包，要去海灘；迪迪耶、阿蘭和埃裡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爾灣去遠足。前往海灘的路上，他們去了一家商店，給伊莎貝爾買她相中的游泳衣，他們走進店裡的時候，帕麗在大玻璃上瞥見了自己的影子。通常來說，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每當她走到鏡前，一種機械的心理過程便投入運轉，讓她做好準備，迎接變老的自我。它起了緩衝的作用，減輕了她受到的震動。但是在商店的櫥窗裡，她毫無防備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對著未經自欺扭曲過的現實。她看見一箇中年女人，穿著死氣沉沉，鬆鬆垮垮的上衣，沙灘裙遮不住膝蓋上松垂多皺的皮膚。陽光之下，白髮盡露。雖然畫了眼錢，用口紅抹了嘴唇，她的臉還是會讓路人看一眼便馬上把目光挪開，好像人家看到的是個街牌，或郵筒上的號碼。這一刻轉瞬即逝，勉強來得及心頭一顫，卻又足夠漫長，可以讓她虛幻的自我，與現實中這個在櫥窗裡回望的女人迎頭相遇。有點崩潰的感覺。這就是衰老，她這樣想著，跟在伊莎貝爾身後走進了商店，這些殘忍的時刻，就這樣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到來。
後來，他們從海灘回到租來的房子時，發現男人們已經回來了。
「爸爸老了。」阿蘭說。
埃裡克正在酒水臺後面勾兌桑格里亞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聳了聳肩。
「我都想揹著你走了，爸爸。」
「給我一年。咱們明年一定回來，我和你玩環島大賽，我的朋友。」
他們再也沒能重返馬略卡。回到巴黎一個星期之後，埃裡克便心臟病發作。出事的時候他還在工作，和燈光師說著話。這一次他活過來了，可是隨後的三年時間裡，他又發作了兩次，最後一次是致命的。於是在四十八歲那年，帕麗發現，自己像媽芒那樣成了寡婦。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麗接到了一個長途電話。來電並不意外。
實際上，帕麗已經等了整整一個早晨。在電話打進來之前，帕麗先得確保家裡只有自己。這就意味著得讓伊莎貝爾比平時提前離開。伊莎貝爾和她丈夫阿爾貝住在聖德尼島的北區，離帕麗的單人公寓只有幾個街區遠。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們送到學校後，伊莎貝爾都會過來看看帕麗。她會給帕麗帶一條長棍麵包，一些新鮮的水果。帕麗現在還沒到坐輪椅的分上，不過她知道自己早晚有這一天。雖然因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辦理了提前退休，她卻完全能自己去市場採購，也能堅持每天散步。問題是手，這雙醜陋的，扭曲的手，幾乎讓她什麼也幹不了。趕上壞天氣，感覺就像指頭裡塞著碎水晶，在關節周圍嘎嘎作響。不管什麼時間出門，帕麗都要戴上手套，給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覺得這雙手丟人現眼，疙疙瘩瘩的關節，不堪入目的手指，醫生說這叫鵝頸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虛榮啊。她對科萊特說。
這天早晨，伊莎貝爾給她帶了些無花果，幾塊香皂，一條牙膏，還有一個特百惠保鮮盒，裡面裝著栗子湯。阿爾貝在餐館裡做副廚，正在考慮向老闆提建議，把他這道栗子湯加進選單。伊莎貝爾一邊從袋子裡往外拿東西，一邊告訴帕麗，她的新合同已經到手。她現在給電視節目寫配樂，希望很快能有一天為電影作曲。她說自己就要開始給一部迷你劇集配樂了，眼下這部戲正在馬德里拍著呢。
「你去嗎？」帕麗問，「去馬德里？」
「不。預算太少了。他們出不起我的路費。」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蘭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麼呢，媽芒？可憐的阿蘭。他自己都沒地方伸腳。」
阿蘭在做理財顧問，和他妻子安娜，還有四個孩子一起，住在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裡。他定期通過電子郵件，給帕麗發來孩子們的照片和短影片。
帕麗問伊莎貝爾有沒有蒂埃裡的訊息，伊莎貝爾說沒有。蒂埃裡去了非洲，在查德東部的一座達爾富爾難民營工作。帕麗知道此事，是因為蒂埃裡斷斷續續地和伊莎貝爾有聯絡。他只和伊莎貝爾聯絡。帕麗因此對兒子的生活有了個大致的瞭解，比如，他在越南待過一段時間。又比如，他曾經跟一個越南女人結過婚，時間很短，當時他才二十歲。
伊莎貝爾灌好水壺，開始燒水，又從櫃子裡拿出兩個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貝爾。真的，我得請你走了。」
伊莎貝爾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麗暗罵自己話不中聽。伊莎貝爾一向比較敏感。
「我是想說，我在等一個電話，不想讓人聽到。」
「電話？誰的？」
「過後再告訴你。」帕麗說。
伊莎貝爾抱起胳膊，齜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媽芒？」
「情人。你沒長眼嗎？瞧我現在這德性。」
「沒什麼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過後跟你說，我保證。」
「成，成。」伊莎貝爾把包往身後一甩，抓起外套和鑰匙。「可我得告訴你，我有權知道。」上午九點半，電話響了。打電話的人名叫馬科斯·瓦爾瓦里斯。
此前，他通過帕麗的facebook賬號，與她取得了聯絡，留言是用英語寫的，內容如下：您是詩人妮拉·瓦赫達提的女兒嗎？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談談。有些事情您一定感興趣。帕麗在網上搜尋他的名字，發現他是個整形外科醫生，為喀布林的一家非營利性組織工作。現在，在電話裡，他用波斯語向她問了好，接著繼續講波斯語，帕麗不得不打斷他。
「瓦爾瓦里斯先生，對不起，我們可不可以講英語？」
「噢，當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為……可是，沒錯，這麼說就對了，您很小的時候就走了，對不對？」
「是的，一點也不錯。」
「我是在這兒自學的波斯語，馬馬虎虎還能應付。我一直住在這兒，從2002年開始，塔利班剛離開不久。那段日子相當樂觀。是的，所有人都準備著重建，準備民主什麼的。現在情況可不一樣了。當然了，我們正在準備總統大選，可情況不一樣了。恐怕就是不一樣了。」
帕麗耐心地聽著，由著馬科斯·瓦爾瓦里斯繞來繞去，費勁地做著鋪墊。他談了阿富汗的選舉，說卡爾扎伊肯定能贏，然後扯到了塔利班讓人擔心的對北方的襲擾，伊斯蘭主義者日益增長的對新聞媒體的侵犯，順帶著對喀布林的人口過多問題發表了一兩句點評，隨即介紹了住房成本，兜了一個大圈子，終於回到了正題。「我在這房子裡住了有些年頭了。我知道，您也住過這房子。」
「什麼？」
「過去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樣，我相信人家告訴我的沒錯。」
「請允許我問一句，誰告訴您的？」
「房東。他叫納比。歸真的納比，這樣說才對。讓人傷心的是，他已經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記得他嗎？」這名字如符咒，在帕麗眼前喚出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大鬢角，
黑油油的頭髮，向後梳得跟牆一樣。
「記得。差不多隻記得他名字了。他是我們家的廚師，也是司機。」
「兩樣都是，沒錯。他住在這兒，住這房子，從1947年就開始了。六十三年啊。有點難以置信，對嗎？可是，我剛才說過，他過世了。上個月。我非常喜歡他。所有人都喜歡他。」
「我懂。」
「納比給我留了張便條。」馬科斯·瓦爾瓦里斯說，「我在他死後才能看。他死了以後，我請一個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譯成了英語。這張便條，它可遠不止一張便條。更準確地說，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尋常的信。納比在信裡講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為信裡有些事和您有關，還因為他直接在信裡要求我，讓我找到您，然後把這封信交給您。找您找了一段時間，可還是讓我們找到了。謝天謝地謝網路。」他哈哈笑了一聲。
帕麗有心掛掉電話。憑直覺，不管那老頭，那個來自她遙遠過去的人，在紙上寫下了怎樣的秘密，又怎樣讓它跨越半個世界，呈現給她，她都不會懷疑那是真的。很長時間以來她都知道，關於她的童年，媽芒對她撒了謊。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結束於一個謊言，她卻繼續在賴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這謊言，讓它佇立著，以假亂真，以虛為實，不許動搖，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樹。埃裡克，她的子女，她的孫兒，她的事業，科萊特。現在這一切還有什麼用？所有的這些歲月，還有什麼用？也許最好是把電話掛掉。
可她沒有。她的心撲通撲通跳著，手心在出汗。她說：「他……他在便條裡，在這封信裡，說了什麼？」
「嗯，其中一件，他說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確切地說，不是親舅。還有別的。他還說了很多別的事。」
「瓦爾瓦里斯先生，它在嗎？這便條，這信，或是翻譯好的？您帶著呢嗎？」
「我帶著呢。」
「也許您念給我聽聽？您能念念嗎？」
「您說現在？」
「如果您有時間的話。我可以打給您，由我來付電話費。」
「不必不必。不過您肯定嗎？」
「是的。」她對著電話說。「我肯定，瓦爾瓦里斯先生。」
他念給她聽了。他把所有東西都念給她聽了。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時候，帕麗向他道了謝，說她會很快與他聯絡。
她掛上電話，開啟咖啡機，放好一杯的量，然後走向視窗。透過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畫面：下方是窄窄的鵝卵石小路，街那邊的藥房，街角賣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開的啤酒屋。
帕麗的手在顫抖。驚人的事情在她身上發生了。極其不尋常的事。她腦海中出現了一幅畫面，一把斧頭劈砍著泥土，突然，濃稠的黑色石油從地表噴湧而出。這就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事，記憶被觸動，從最深處向上升起。她憑窗遠眺，呆望著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見的不是雨篷下那個店夥計，瘦巴巴的，腰扎黑圍裙，抖著桌布，而是一輛紅色的小勒勒車，輪子吱嘎作響，在長雲鋪卷的天空下顛簸向前，翻過山嶺，爬過乾涸的溪谷，在土黃色的山間上上下下，山景漸次浮現，又慢慢地隱沒不見。她看見一棵棵果樹，在園中扶肩而立，樹葉輕阻了微風，又見一行行葡萄藤，與一座座平頂的小屋櫛比相連。她看見了晾衣繩；女人們蹲在溪邊；兩根長繩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樹下來回擺盪；一條大狗面對著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縮不前；一個鷹鉤鼻子的男人在挖溝，襯衫已被汗水浸透，緊緊貼住了脊樑；還有個戴面紗的女人彎下腰，生火做飯。
然而在這一切的邊緣，幾乎出離於她的幻象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最讓她目光流連。一個難以捉摸的影子。一個人影。軟，硬，兩種感覺相伴而來。軟的是一隻手，牽著她的手。硬的是膝蓋，她曾把臉枕在上面。她搜尋著他的臉，可每次朝它那邊一望，它就躲開了，滑出了她的視線。帕麗感到心裡撕開了一個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終存在著一種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總有這樣的感覺。
「哥哥。」她說。她沒意識到自己叫出了聲，也沒意識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語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飄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傷心的小仙女，
晚風把她吹走了。
還有一段歌詞，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準，連它也一起逃掉了。帕麗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時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著咖啡煮好，心裡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後呢，沒準再來一支香菸，再然後，她要去客廳，打電話到里昂，找科萊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給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林。
可是現在，帕麗只是坐著。咖啡機咕嚕咕嚕響起來了，她卻閉上了眼睛。透過眼簾，她看到丘陵溫和柔軟，天空高遠而碧藍，夕陽落入磨坊的身後，而且永遠，永遠，在天地的盡頭，暗淡著，暗淡著的，是朦朧而連綿的群山。
紅衣主教魚排（solecardinale），因其紅色沙司得名。
法語ohlàlà，可用以表達驚訝，失望，沮喪，同情，煩惱等多種情緒。
帕麗（pari）和巴黎（paris）在法語中同音。
大概出自俚語「像傑姬（jackie）那樣端坐」，指自我感覺特別好。
《幾分藍調》（kindofblue），爵士樂手邁爾斯·戴維斯1959年發行的唱片。
雅克·克魯索是好萊塢系列喜劇電影《粉紅豹》裡的主人公，一個缺心眼的法國警察。
雜湊什（hashish），大麻膏。阿富汗以出產上品雜湊什聞名。
原文為法語。
北非地區傳統菜，以粗粒小麥粉加肉和蔬菜燜制而成。
白血病：leukemia；淋巴瘤：lvmphoma。
波爾塞亞（porcella），馬略卡傳統菜，近似烤乳豬，皮焦肉嫩，配番茄及其他蔬菜裝盤。另兩菜原拼lubina和tum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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