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妮拉躲在角落裡，背靠著牆，一隻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說，手卻沒有從嘴上拿開。
瓦赫達提先生穿著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嚨裡發出奇怪的聲音，臉上沒了血色，歪扭著，頭髮亂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卻怎麼也抬不起來。我還驚恐地看到，一條哈喇子正順著他的嘴角往下流。
「納比！快想想辦法！」
帕麗當時六歲了，現在也進了房間。她撲到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頭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張一合。帕麗尖叫起來。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遞給妮拉。我告訴妮拉帶上孩子去別的房間，因為我知道，說什麼也別讓孩子看見她父親這種樣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過神來，看看我，再看看帕麗，這才伸手接過她。她不停地問我，她丈夫出什麼事了。她不停地讓我快想辦法。
我從視窗把扎希德叫上來，至少這一回，這個一無是處的蠢貨證明了自己還有點兒用處。他幫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套上睡褲。我們把他從床上抱起來，抬下樓，塞進汽車的後座。妮拉也爬進來，坐到他旁邊。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裡，照看帕麗。他剛說了半個不字，我就揍他，鉚足了勁兒，一巴掌抽在他太陽穴上。我對他說，他就是頭驢，我吩咐他幹啥，他就得幹啥。
說完，我便把車倒出車道，猛給了一腳油，開跑了。
整整過了兩個禮拜，我們才把瓦赫達提先生接回家。混亂接踵而至。親戚們成群結隊地登門造訪。我幾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飯，伺候這個大爺，那個大姨，上了年紀的姑奶奶。從早到晚，大門的門鈴響個不停，人們湧進家裡，在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來踩去，在走廊裡嗡嗡地交頭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沒在家裡見過的人，我知道他們只是過來點個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表示問候，而不是來看望那位總也不照面的病人，他們和他之間的親情實在少得可憐。母親大人當然也來了，謝天謝地，沒帶那兩條狗。她衝進家裡，一手拿一條手帕，用來擦紅腫的眼睛和湯湯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頭，就開始哭。不僅如此，她還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發涼，就好像她兒子已經死了一樣。
不過這麼說也對，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從前的老樣子。現在，他有半張臉成了僵死的面具，兩條腿幾乎完全不聽使喚，左胳膊還能活動，但是右邊那條只剩下了骨頭和鬆垮垮的肉。他講起話來，只是一串嘶啞的咕嚕和呻吟，誰也沒法聽出個所以然。
大夫告訴我們，瓦赫達提先生還是能感受到各種情感的，在這方面，他和中風前一樣，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暫時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應。
然而這不完全是事實。其實只過了一個來禮拜，他對來訪者的感受，包括對他母親的態度，就表露得相當清楚了。即使病到這個分上，他也不改孤獨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們的憐憫，不需要他們愁眉苦臉的表情，更不要他們絕望地搖著頭，把他當成慘絕人寰的奇景。他們一走進他的房間，他就揮起能動的左手，做出憤怒的，往外轟人的動作。他們和他說話，他就把臉扭過去。如果他們坐到他身邊，他就撓床單，哼哼著，拿拳頭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離開。和帕麗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封閉程度絲毫不減，只是溫和了許多。她帶著玩具過來，在他床頭玩，這時他便仰望著我，滿臉懇求的神色，眼中含著淚，下巴顫抖著，直到我把帕麗領出房間。他不打算和孩子講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讓她傷心。
訪客大撤退讓妮拉鬆了口氣。當初人們把家裡擠得水洩不通，妮拉便和帕麗一起躲到樓上，躲進孩子的臥室，她婆婆對此極為反感，她肯定希望——說實在的，誰會怪她呢？——妮拉守在兒子身邊，就算不為別的，至少做個樣子也行。當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麼樣子不樣子的，也不管人家怎麼議論她。閒話可多了。「這算什麼媳婦啊？」我聽見婆婆不止一次這樣大聲嚷嚷。她對所有肯聽的人數落妮拉的不是，說她狠心，說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現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兒呢？丟下這麼忠誠有愛的丈夫不管，這算什麼媳婦啊？
當然，老太婆有些話說得一點兒都沒錯。實際上，人家總是看見我守在瓦赫達提先生的床頭，我喂他吃藥，有人進屋，也是我迎來送往。大夫總是找我談話，因此大夥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聽瓦赫達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達提先生轟走了來訪者，減輕了妮拉的不快，卻給她帶來了別的煩惱。過去，她躲進帕麗的房間，關上門，不僅就此避開難纏的婆婆，也讓自己遠離了身處困境的丈夫。現在家裡空了，妻子的義務擺在面前，而這恰恰是她最難承擔的。
她承擔不了。
她也沒有承擔。
我不是說她狠心，也不是說她無情。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紀，有一件事總是明白的：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做出評判時，最好懷有一定程度的謙遜和寬容。我必須告訴您，有一天，我走進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正看見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嗚嗚地哭，她手裡還抓著一隻湯匙，扁豆湯正順著瓦赫達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圍嘴上。
「讓我來吧，尊貴的太太。」我輕聲說道。我從她手裡拿過湯匙，抹淨瓦赫達提先生的嘴巴，接著喂他，可他呻吟著，死死閉上眼睛，把臉扭到一邊。
此後沒過多久，我便把兩個行李箱提下了樓，遞給一個司機。汽車沒熄火，他把行李裝進了汽車的後備廂。帕麗穿著她最喜歡的黃外套，我扶著她爬到後座上。
「納比，媽芒說了，你會帶爸爸到巴黎來看我們的，對嗎？」她問，咧開嘴，豁著牙，衝我一笑。
我告訴她，我肯定會的，等她父親好些了就去。我挨個親吻了她兩隻小手的手背。「帕麗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樂如意。」我說。
我在樓前遇到了正走下臺階的妮拉，她眼睛腫著，眼線也花了。剛才她待在瓦赫達提先生屋裡，和他道別。
我問她，老爺怎麼樣？
「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說，接著又道，「不過也許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鏈，把揹帶甩到肩後。
「別告訴任何人我要去哪兒。這樣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證，誰也不告訴。
她對我說，會很快寫信回來，然後久久地直視著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摯的情感。她抬起一隻手，撫摸著我的臉。
「我很高興，納比，因為有你陪著他。」
說完，她上前擁抱了我。她的臉貼著我的臉，我鼻子裡都是她頭髮的香氣，她香水的味道。
「原來是你啊，納比。」她在我耳邊說，「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嗎？」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不容我開口發問，她已抽身離去。她低著頭，靴子跟兒踏響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車道。她鑽進計程車的後座，坐到帕麗身邊，看了看我，便張開手，按住了玻璃。汽車駛離車道，而這隻按在車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給我的最後印象。
我看著她離去，等著汽車轉過街角，才把大門關上。然後我靠在門上，像小孩一樣地哭了。
雖然瓦赫達提先生不樂意，還是有幾個訪客陸續登門，不過也只持續了不長的時間。到了最後，只剩下他母親還來看他了。她大約每個禮拜來一趟。她衝我打個響指，我便為她拉過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邊，馬上就開始嘮嘮叨叨，數落他已經走掉的妻子，攻擊她的人品，罵她是個娼妓，騙子，酒鬼。說她膽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時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兒。對這種話，瓦赫達提先生只是聽著，不吭聲，無動於衷地望著她身後的窗子。接下來就是沒完沒了的新聞和動態，大部分無聊透頂，讓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對錶姐妹吵了架，因為其中一個居然厚著臉皮，買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樣的茶几。誰上個禮拜五從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癟了一隻車胎。誰又理了個新發型。不停地說啊說。有時候瓦赫達提先生會咕噥兩聲，他母親便回頭看我。
「你。他說什麼？」她一向用這種字眼兒稱呼我，說起話來既尖刻又不中聽。
我幾乎整天守在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慢慢地破譯了他的語音。我會湊到很近的地方，別人聽起來無法理解的呻吟聲和咕噥聲，我卻能聽得出來是要水，要便盆，還是要翻身。我已經成了他事實上的翻譯。
「您兒子說，他想睡覺。」老太婆嘆口氣，道一聲，那就這樣吧，她得走了。她彎下腰，親一親他的腦門，保證很快再來。她的司機等在大門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坐到他床邊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時我們四目相對，他會搖晃著腦袋，歪咧著嘴巴笑起來。
此時我分內的工作已所剩無幾，開車出去只是買些食品雜貨，每個禮拜一兩次就夠了，做飯也只有兩個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錢請別的僕人有什麼意義，他們的工作我也能幹。我把這些話跟瓦赫達提先生說了，他做了個手勢。我湊近了去聽。
「你會累壞的。」
「不會，老爺。我很高興這樣做。」
他問我是不是真心話，我告訴他是的。
他的眼睛溼了，一隻手有氣無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認識的人當中，就數他最喜怒不形於色，可是自從中風之後，最細微的小事也足以讓他激動，焦慮，涕淚橫流。
「納比，聽我說。」
「聽著呢，老爺。」
「你給自己開工錢，開多少都行。」
我告訴他，我們之間沒必要談錢。
「你知道我放錢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爺。」
「多少錢我都不在乎。」
我說我打算午餐做個湯。「怎麼樣，喝湯行嗎？我自己想喝，您也考慮考慮。」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會。我不在乎他們怎麼看我了，我將不許他們再進瓦赫達提先生家，花他的錢，來這兒給自己找樂子。解僱扎希德對我來說，是一件相當大的樂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發走了。從那以後，我來洗衣服，我來把它們掛到繩子上晾乾。我照看樹，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種菜。我打理房子，清掃地毯，給地板打蠟，拍掉窗簾上的塵土，擦窗戶，修理漏水的龍頭，更換生鏽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睡覺的時候，我去了他房間，清掃天花板上邊邊角角的蛛網。正值夏日，熱浪逼人，又幹燥得厲害。我已經給瓦赫達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單，捲起了睡褲的褲腿，窗戶都開啟了，頭頂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轉著，可還是不管用，熱浪從四面八方襲來。
屋裡有個挺大的衣櫥，我早就盤算著把它打掃一遍，現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動手。我把櫥門拉開，從西裝開始，一件件撣去灰塵，不過我也明白，十有八九，這些衣服瓦赫達提先生再也不會穿了。裡面有一堆書，積了灰，我把它們也一併抹乾淨。我拿了塊布，擦淨他的鞋子，一雙雙擺放整齊。我發現了一個大紙箱，放在幾件冬天穿的長大衣下面，大衣的下襬垂落著，把它擋得嚴嚴實實，幾乎看不見。我把它拉出來開啟。裡面裝滿了瓦赫達提先生用過的速寫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遺蹟。
我從紙箱裡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寫本，隨便翻到一頁。我的腿一下就軟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著又一本，又一本，然後又是一本。一頁又一頁，從我眼前翻過，每一頁都發出低低的嘆息，輕輕吹拂著我的臉，每一頁都用炭筆畫著相同的主題。那是我，是從二樓臥室的陽臺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車的前臉。那是從遊廊裡看到的我，是我倚靠著一把鐵鍬。紙上還有我在繫鞋帶，劈柴，給矮樹燒水，從水壺裡倒茶，做禮拜，打盹。還有汽車停在加爾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盤後面，車窗搖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後座上畫著一個朦朧的身影，群鳥在空中盤旋。
原來是你啊，納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嗎？
我低頭看看瓦赫達提先生。他還在側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寫本放回紙箱，合上蓋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後我出了房間，輕輕關上門，免得把他吵醒。我走過昏暗的走廊，走下樓梯。我知道自己沒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熱，走過車道，推開大門，邁步上街，轉過街角，一直走，不回頭。
我該不該留下來？我不知道。對此前的發現，我既不覺得噁心，也沒感到榮幸，馬科斯先生，可我確實心煩意亂。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經知道的情況下，怎麼才能留下來。我在紙箱裡發現的那些東西，讓事事都蒙上了一層屍布。這種事沒有辦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拋在一邊。可是他處在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適的人選，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達提先生的，最起碼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揹著他，討他妻子的歡心。
我走進餐廳，坐到玻璃桌邊，閉上眼睛。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我在那兒坐了多久，一動不動，直到我聽見樓上發出了響動。我睜開眼，看到陽光已經轉暗，便站起來，灌了一壺水，燒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進他的房間，說我有個驚喜給他。那是五十年代末，還要過很長時間，喀布林才會有電視可看。那些日子裡，他和我玩撲克來打發時間，後來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來，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們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上閱讀課。實踐證明，他是個很有耐心的老師。我朗讀的時候，他閉著眼睛聽，要是讀錯了，他就輕輕搖一搖頭。再來。他說。那個時候，久而久之，他的語言能力已經有了相當驚人的改善。再讀一遍，納比。1947年，他剛僱我的時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識字的，這得多虧謝基卜毛拉，可是通過蘇萊曼的輔導，我的閱讀才真正有了提高，寫作能力也因此大為進步。他教我，當然是為了幫我，可是他給我上課也有自私的成分，因為現在我能讀他喜歡的書給他聽了。不用說，他自己也能讀，可是隻能讀一小會兒，因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於家務，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沒什麼好乾的了。他聽聽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鳥兒在樹上飛落，看天，看看雲朵，聽孩子們在街上嬉鬧，聽水果販子牽著驢，吆喝著：櫻桃咧！新鮮的櫻桃！
我告訴他有個驚喜的時候，他就問我什麼驚喜。我用胳膊摟住他的脖子，跟他說，咱們得先下樓。那段時間，我不用怎麼費勁，就能把他抱起來，因為我還年輕，有力氣。我輕而易舉地托起他，把他抱進客廳，輕輕放到沙發上。
「行了嗎？」他問。
我把輪椅從門廳推了進來。我已經為這事勸了他一年多，可他總是頑固地拒絕。現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買回來再說。他馬上搖起了頭。
「是因為鄰居嗎？」我問，「你是怕聽到人家議論你嗎？」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樓上去。
「聽著，我才不管鄰居怎麼想，怎麼說呢。」我說，「這樣，咱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個步。天氣蠻好的，所以我們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這樣。如果咱們不走出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來了。如果我瘋了，你怎麼辦？哎呀行了，蘇萊曼，別哭了。你就像個老婆子。」
他這會兒又哭又笑，嘴裡還在說著：「不要！不要！」可我已經把他抱了起來，放進了輪椅。我拿毯子給他蓋好，推著他出了大門。
應該在這兒說一下，一開始，我確實給自己找過繼任者。找人的事我沒告訴蘇萊曼。我覺得最好還是先找到合適的人選，然後再跟他說。來打聽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們見面，以免讓蘇萊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後來，問題遠比我預想的要多。有些應徵者明顯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貨色，我跟這種人打了一輩子交道，他們什麼味兒，我馬上就能聞得出來，所以當場就把他們打發走了。還有些人沒有必需的廚藝，我以前說過，蘇萊曼是個相當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會開車。許多都不識字，這是個很嚴重的障礙，因為習慣已經養成，每天黃昏前，我都要給蘇萊曼讀書。我發現有些人沒耐心，如果要照顧蘇萊曼的話，這就是另一個嚴重的缺陷，因為他很容易動怒，有時候會耍小孩子脾氣。還有些人，我憑直覺感到，他們缺乏必要的性情，來承擔手頭這份艱鉅的工作。
於是三年過去了，我還留在這宅子裡，還在不停地跟自己說，只要我覺得能把蘇萊曼的命運交到可信賴的人手裡，我就考慮離開。三年過去了，還是我在給他擦洗身子，用一塊溼布，兩天擦一次，還是我在給他刮臉，剪指甲，理髮。我喂他吃東西，扶他躺便盆，再給他擦乾淨，就像人家收拾嬰兒一樣，我也得給他墊尿布，尿布髒了我來洗。在那段時間裡，由於親密無間和例行公事，我們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無需開口的語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種以前難以想像的不拘禮節，已經慢慢滲入到了我們的關係裡。
一旦我讓他接受了輪椅，早晨散步的老習慣便恢復了。我把他推出家門，推到街上，一邊走，一邊跟路過的鄰居們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輕的巴希裡先生，剛從喀布林大學畢業，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帶著各自的妻子，搬進了一幢兩層的房子，就在我們家馬路對面，隔著三戶人家就是。有時我們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車，準備去上班，我總要停下來，開幾句玩笑。我經常推著蘇萊曼去沙爾瑙公園，坐在榆樹的樹蔭下，看人來車往——計程車司機舉起大巴掌，猛拍車喇叭，腳踏車叮叮作響，驢兒歡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車搶道。在公園裡，在公園外，蘇萊曼和我，我倆成了常見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常常停步，和賣雜誌的攤主、賣肉的屠戶說說笑笑，跟指揮交通的那些年輕警察，我們也能逗上幾句。我們還和那些倚著擋泥板、等人坐車的司機搭訕。
有時，我把他塞進老雪佛蘭的後座，輪椅收進後備廂，開車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兒，我總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綠地，樹蔭下小溪潺潺。我倆吃完午飯，他便動手寫生，但這實在艱難，因為中風影響了他慣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畫出了樹林、群山，還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兩隻好手都用上，也遠遠不及他技藝精湛。最後，要是蘇萊曼累了，就會打起瞌睡，鉛筆從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給他蓋上腿，挨著他的輪椅，躺到草地上。我會聽微風在林中婉轉，看著天空，一條條雲彩高高地遊走不定。
或遲或早，我都會發現，我的思緒飄向了妮拉，她現在和我相隔萬里。我會想起她頭髮柔潤的光華，一隻腳上下起落的模樣，涼鞋吊在她腳後跟兒上，啪的一聲，將一支燃燒的香菸生生踏滅。我想著她身後的曲線，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邊，被她的氣味席捲，感受她摸我手時久別的心臟抖顫。她答應過給我寫信，可好幾年過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經忘掉了我，到現在我也不能撒謊，不能否認，每次在家裡收到來信時，我仍然會感到一種突然高漲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詳著棋盤。這已經是多年以後了，是1968年，是蘇萊曼的母親去世後的那一年，也是巴希裡先生和他哥哥雙雙做了父親的那一年，他們給兩個兒子取了名，一個叫伊德里斯，一個叫鐵木爾。我經常看見這對小哥倆兒坐在嬰兒車裡，兩個母親推著他們，在附近悠閒地散步。那天，蘇萊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盤象棋，他以進攻性的棄兵局開場，而我正在琢磨怎樣才能挽回頹勢。就在這個時候，他對我說：「告訴我，納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說，「這一點我還是有譜的。」
「我在想，你該結婚了。」他說，「趁你還好看。你已經有白頭髮了。」
我倆相視而笑。我告訴他，我妹妹馬蘇瑪過去老跟我說同樣的話。
他問我還記不記得他僱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當然記得。此前，就在離瓦赫達提家幾個街區遠的另一戶人家，我給一個大廚子打下手，乾得很憋屈，一聽說瓦赫達提先生需要廚師——他當時的廚子結了婚，搬走了——就在一個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你當時可是個糟糕透頂的爛廚子。」蘇萊曼說，「現在你乾得很棒，納比，可那第一頓飯？我的真主啊。還有你第一次開我的車，拉著我，我真覺得自己要中風了。」說到這兒，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後咯咯地笑起來，沒想到自己開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玩笑。
對我來說，馬科斯先生，這可是個天大的意外，震驚啊，真的，這麼多年了，對我的廚藝和駕駛技術，蘇萊曼從來沒跟我抱怨過一個字。「那你為什麼要僱我？」我問。
他把臉轉向我。「因為你一走進來，我就在心裡想，我從沒見過這麼美的人。」
我垂下眼簾，看著棋盤。
「我一遇見你，就知道我們不是同類，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東西。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開車出門，我不會說有了這些我就滿足了，可這總要好過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學會了在你身邊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著說道，「我想我說的東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納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無法抬起眼睛，去觸碰他的目光。「我需要告訴你，哪怕就這一次，告訴你我一直愛著你，愛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納比，請不要生氣。」
我搖了搖頭，表示不會。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開口。他說過的那些話，還在我倆之間縈繞回蕩，那生命壓抑的痛苦，那永遠無法得到的幸福。
「現在我告訴你了，」他說，「所以你就能明白為什麼我想讓你走。走吧，納比，給自己找個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樣。你還有時間。」
「嗯，」我終於開了口，想用無禮的言辭驅散緊張的空氣，「沒準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會後悔的，還有另一個可憐的狗雜種，後悔老得給你洗尿布。」
「你就愛開玩笑。」
我看著一隻甲蟲輕輕爬過灰綠色的樹葉。
「不要為了我留下來。這就是我想說的，納比。不要為了我留下來。」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開玩笑。」他疲倦地說。
我沒再說什麼，哪怕他理解錯了。這一次我可沒開玩笑。我之所以留下來，已經不再是為了他。一開始的確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為蘇萊曼需要我，因為他完全依賴我。從前有一次，我拋棄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揮之不去，並終將伴我到死。我不能再這樣做了。然而，慢慢地，難以覺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變化。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這種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又是怎樣發生的，可後來我是為自己而留下來的。蘇萊曼說我應該結婚。然而實際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識到了，我已經擁有了人們在婚姻中追求的東西。我擁有了舒適、伴侶，以及一個隨時都能接納我，愛我，需要我的家。作為一個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當然了，這種需求仍然存在，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此時已經不那麼頻繁，也沒那麼迫切了——還是有辦法解決的，怎麼解決，我先前說過了。至於孩子，雖然我一向喜歡小孩，可是從來沒感到自己父愛纏身。
「如果你想當騾子，不想結婚，」蘇萊曼說，「那我對你有個要求。不過你得先答應我。」
我對他說，他不能這樣強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臉看著他。
「你可以說不。」他說。
他太瞭解我了。他歪七豎八地笑著。於是我作了保證，他提了要求。
隨後這些年的事，馬科斯先生，我該怎麼跟您說呢？對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近來的歷史，您瞭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寫這些事，我就心生厭倦，而且這個國家遭受的苦難，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記載，它們遠比我的筆墨更有見識，更有說服力。
要對這些年做個概括，我用兩個字就夠了：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戰亂。不是一場兩場的戰爭，而是很多場戰爭，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義的，也有非正義的，在這些戰爭中，英雄和惡棍不斷變換著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場，都會喚起對昔日惡棍日益加深的懷念。他們的名字變了，面孔也變了，可我照樣唾棄他們，一個也不會落下，為那些無足輕重的爭鬥，那些冷槍，地雷，空襲，火箭彈，劫掠，強姦和殺戮。噢，夠了！這任務太巨大了，也太讓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經活過來了，我有心在這封信裡重溫一遍，儘可能簡短。那段歲月給我帶來的惟一好處，就是想起小帕麗的時候，減緩了幾分負罪的感覺，她現在一定長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遠離這一切的殺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林確實還沒有那麼可怕，因為戰鬥大部分發生在農村。儘管如此，那卻是個逃亡的年代，附近許多家庭收拾了細軟，離開了這個國家，要麼去巴基斯坦，要麼去伊朗，盼望著從那兒前往西方某個國家落腳。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巴希裡先生過來道別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風順。我還和他兒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見，他那會兒已經十四歲了，又瘦又高，留著長髮，嘴唇上邊已經冒出了軟毛。我告訴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鐵木爾一起放風箏，在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會讓我非常懷念。您大概還記得，很多年以後，咱們見過那對堂兄弟，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見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這宅子裡開了個派對，當時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戰火終於蔓延到了這座城市。蹂躪喀布林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從孃胎裡一滾出來，手裡就抓著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馬科斯先生，別看這幫人頂著各種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頭銜，他們全都是野蠻人，是拿槍的賊。火箭彈開始橫飛的時候，蘇萊曼就待在家裡，拒絕離開。他固執己見，對院牆外的資訊不聞不問。他丟掉了收音機，也不碰報紙。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戰爭訊息帶進家門。他不知道誰在和誰作戰，也不管誰輸誰贏，好像在希望著，通過頑固地對戰爭視而不見，便能獲得報償。
當然不會。我們住的這條街曾經那麼安靜，古樸，燈火闌珊，現在變成了戰場。子彈擊中過每幢房子，火箭呼嘯著從頭頂飛過，槍榴彈在街上此起彼落，將柏油路面炸出一個個彈坑。到了晚上，紅紅白白的曳光彈到處亂飛，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們能得到片刻的緩解，短短幾個小時的安靜，然後，炮火驟然而起，打破寂靜，一輪又一輪的爆炸響徹四面八方，伴隨著人們在街頭髮出的尖叫。
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壞，都是那幾年造成的，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來這兒時，已經親眼見到了這些破壞。雖然說，有些損傷是由於年久失修和疏於打理，因為那時我已經上了年紀，成了個老頭子，再也沒有力氣像以前那樣照看這房子了，樹已經好多年不結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黃，花也謝了，但是，對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無情的，還是戰爭。槍榴彈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戶。一枚火箭炸燬了花園的東牆和半個遊廊，就是在那兒，妮拉和我有過許多次的交談。手雷毀壞了房頂。子彈在牆上留下累累傷痕。
接著就是搶劫，馬科斯先生。民兵大搖大擺地走進來，見到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他們搶走了大部分傢俱、油畫、土庫曼地毯、雕像、銀燭臺、水晶花瓶。他們敲掉了衛生間臺子上的青金石花磚。有一天早晨，我被門廳裡的人聲弄醒，發現有一群烏茲別克民兵，拿著彎刀，正在割樓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邊看著他們。我能怎麼辦？再來一個腦袋瓜挨槍子兒的老頭子，對他們又算得了什麼？
和房子一樣，蘇萊曼和我也是每況愈下。我的眼神越來越不濟，膝蓋疼起來就沒完。原諒我的粗俗，馬科斯先生，但我就連小便一下，也會變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對蘇萊曼的影響比我還要嚴重。他萎縮了，變得瘦小，脆弱得嚇人。有兩次，他差點兒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時間，兩派武裝正在交戰，一派是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另一派屬於古爾布丁·希克馬蒂亞爾，死屍躺在街頭，幾天無人認領。蘇萊曼當時得了肺炎，醫生說他之所以染病，是因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醫生，還有醫生開的藥，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盡力照料蘇萊曼，真是讓他從死亡邊緣撿回了性命。
也許是因為天天足不出戶，加上彼此已親密無間，那段時間蘇萊曼常常和我拌嘴。我們像夫妻那樣，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執己見，熱火朝天。
這禮拜你已經煮過豆子了。我沒有。你有。你禮拜一煮的！
爭論還涉及到我們前一天玩過多少盤象棋。為什麼我明明知道太陽會把水曬熱，還老是把杯子往窗臺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給你端便盆嗎，蘇萊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為我是什麼，聾子還是懶蟲？
還用得著選嗎？你兩個都是！
真不要臉，自己成天躺在床上，還說我是懶蟲。
沒完沒了。
我喂他吃東西，他使勁把腦袋擰來擰去。我乾脆不管他了，臨走時還把門重重地一摔。我承認，有時候我是成心氣他。我走出家門，讓他哭去。你要去哪兒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裝一去不返。當然了，我只是上街轉轉，抽根菸，抽菸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養成的，不過只是生氣的時候才抽。有時我在外面待好幾個鐘頭。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會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發地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翻過去，抖松枕頭，我倆誰也不看誰，誰也不和誰說話，等著對方求和。
戰火終於平息了，因為塔利班來了。那是一幫年輕人，臉瘦瘦的，留著黑色的大鬍子，畫著黑眼圈，拿著鞭子。對他們的殘忍和暴虐無度，已經有了詳盡的記錄，所以我還是要說，馬科斯先生，沒有什麼必要再給您一一列舉他們的暴行了。應該說，足夠諷刺的是，他們在喀布林這幾年，倒讓我多活了一陣子。他們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熱都留給那些年輕的，尤其是窮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個老頭子。我對塔利班政權的主要讓步，就是蓄起了鬍鬚，老實說，這讓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臉的苦差。
「這太正式了，納比。」蘇萊曼躺在床上喘息著，「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個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從我身邊經過，好像我是頭正在吃草的母牛。
我故意給他們留下這種印象，裝出一副溫順的蠢牛模樣，免得引起特別的注意。一想到他們會怎樣看待妮拉，怎樣對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慄。有時，我在心中喚她出場，看她手拿香檳，在派對上大笑，看她光裸的雙臂，又細又長的雙腿，這一切真彷彿出自我的憑空想像。彷彿她從未真正地存在過。彷彿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還有我，以及帕麗，以及年輕而健壯的蘇萊曼，甚至我們共同生活過的那段時間，那個家。
後來，2000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端著盤子，裡面放著茶和新烤的饢，走進蘇萊曼的房間。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來上氣不接下氣，枯死的臉色突然變得遠甚以往，他想說話，卻只能發出一串沙啞的噪音，比風吹樹葉的沙沙聲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盤子，衝到他身邊。
「我去叫大夫，蘇萊曼。」我說，「你等著就行。我們一定能讓你好起來，像從前那樣。」
我轉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搖晃著腦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畫著。
我湊近了，把耳朵貼到他嘴邊。
他不斷地努力，想要說些什麼，可我怎麼也聽不清。
「對不起，蘇萊曼。」我說，「你必須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來。」
他又搖起了頭，這一次搖得很慢，淚水湧出他被白內障阻遏的雙眼。他的嘴張開了又合上。他把頭轉向床頭櫃，我問他是不是裡面有他需要的東西，他閉上眼睛，點了點頭。
我拉開最上面的抽屜，裡面只有藥，老花鏡，一瓶舊古龍水，一個記事本，他幾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筆，除了這些，我什麼也沒看到。我正要問他讓我找什麼，就一下子看見了。它摺疊著放在記事本下面，是個信封，背面寫著我的名字，正是蘇萊曼歪歪扭扭的筆跡。信封裡有一張紙，他在紙上只寫了一段話。我讀了。
我俯看著他，他下凹的太陽穴，嶙峋的臉頰，深陷的雙眼。
他又動了一下，我湊上前，感受到他陰冷、吃力、時松時緊的呼吸吹在我臉上。我聽到他在掙扎，舌頭在乾巴巴的嘴裡奮力蠕動。不知何故，或許純粹出於意志的力量，他最後的力量，他竟在我耳邊低低地說出了話。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骨鯁在喉，拼命才擠出幾個字：
「不，別這樣，蘇萊曼。」
你保證過。
「還沒到那分上。我照顧你，你一定能好起來。一定能。我們一定能撐過去的，就像過去一樣。」
你保證過。
我在他身邊坐了多久？勸了他多久？我無法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只記得最後我站起身，在床頭走來走去，終於躺到他身邊。我把他轉過來，讓他面對著我。他好輕，輕得像一個夢。我親吻他乾裂的雙唇。我把枕頭放到胸前，挨著他的臉，然後捧住他的後腦勺。我把他摟在懷裡。一個長長的、緊緊的擁抱。
後來，我只記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樣。
我走到窗前坐下。蘇萊曼那杯茶還在，還放在盤中，擱在我腳邊。我記得，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開門。小男孩走在上學的路上。已然塵土飛揚。馬路上走著一條懶洋洋的狗，蚊子如黑雲，圍著狗頭盤旋。我看見兩個小夥子合騎一輛摩托車，後面那位跨坐在車尾的貨架上，一邊肩膀上扛著臺電腦顯示器，另一邊是西瓜。
我把腦門頂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蘇萊曼抽屜裡的字條是一份遺囑，寫明他把一切都留給我。這房子，他的錢，他個人的財物，甚至那輛汽車，儘管它朽爛已久，屍首卻棲留於後園，車胎盡癟，徒然一堆鏽蝕不堪、委頓於地的鐵皮。
有一段時間，我真真確確地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拿自己怎麼辦才好。半個多世紀了，我一直都在照顧蘇萊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於他的需要，始終都有他的陪伴。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發現這自由不過是個錯覺，因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復存在。人家說，去發現，發現你生活的目標，然後去過那樣的生活。可是有的時候，你只有生活過，才能認識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標，也許這目標你從來不曾想到。現在我的目標已經實現了，我覺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隨波逐流。
我發現自己在大房裡怎麼也睡不好了，我在裡面待都待不下去。蘇萊曼一死，我就感覺這房子太大了。每個角落，每個暗處，每條裂縫，都隱藏著鮮活的記憶。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盡頭的老窩棚。我花錢請了幾個工人，在棚子裡通上電，好讓我能就著燈光讀書，到了夏天，可以吹吹電扇。至於空間，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財產加起來，不過就是一張床，幾身衣服，還有那個裝著蘇萊曼畫稿的紙箱。我知道，馬科斯先生，您可能會覺得這有些古怪。的確，從法律上來說，這房子，還有這房子裡的一切，現在都屬於我了，可我對任何一件東西都沒有主人的真情實感，而我也知道，我永遠也不能真的產生那種感覺。
我讀了很多書，從蘇萊曼的舊書房裡拿的。每次一讀完，我就把它們放回去。我種了些番茄，一點兒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蓋老是疼，後來我索性走到兩個街區之外，再強迫自己往回走。有時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園裡乾坐著，無所事事。我跟蘇萊曼可不一樣：我習慣不了孤獨。
後來，2002年的一天，您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當時，北方聯盟已經趕跑了塔利班，美國人也進入了阿富汗。幾千名救援人員從世界各地湧入喀布林，建立醫院和學校，修復道路和灌渠，帶來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來的那位翻譯是個年輕的阿富汗當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夾克衫，戴著太陽鏡。他問我誰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訴翻譯我就是。當時您二位飛快地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來，對我說：「不，卡卡，我說的是主人。」我請您和他進屋喝茶。
喝的是綠茶，就在殘餘的遊廊上，談話用的是波斯語。不過您知道，馬科斯先生，這七年來，多虧您的指導和厚愛，我也學了些英語。您通過翻譯告訴我，您來自蒂諾斯，那是希臘的一個島。您是外科醫生，屬於一個醫療隊，到喀布林來，是為了給那些面部受傷的兒童做手術。您說，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個住所，這一陣子你們管它叫「宿舍」了。您問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說：「不收。」
我還記得，那個穿紫夾克的年輕人翻譯完了以後，您那副驚訝的樣子。您又問了一遍，也許是以為我沒聽懂。
翻譯欠了欠身，坐到椅子邊上，湊近我。他用一種推心置腹的腔調和我講話。他問我是不是老糊塗了，我明不明白您的醫療隊願意付錢，對喀布林現在的房租漲到什麼程度，我有沒有概念？他說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對他說，和長者講話的時候要摘下太陽鏡。然後我告訴他，該幹嗎就幹嗎，老老實實地翻譯，用不著提建議，接著我轉向您，說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許多理由，而這一個並不涉及私密。「您告別了您的國家，」我說，「您的朋友，您的家庭，來到這兒，這個被真主拋棄的城市，來幫助我的家鄉，我的同胞。我怎麼能從您身上獲利呢？」
那個年輕的翻譯——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和您在一起——舉起了雙手，失望地冷笑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變了。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這樣的。
有時到了晚上，在小屋裡，我一個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見大房裡亮堂堂的燈光。我看著您和您的朋友們——特別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小姐，我對她寬廣的胸懷抱有無限的尊敬——在遊廊上，在院子裡，吃著盤子裡的食物，吸著香菸，喝著您的酒。我還能聽到音樂，偶爾有爵士，讓我想起妮拉。
她現在死了，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訴我的。我曾經和她談起過瓦赫達提夫婦，也曾和她說過妮拉是個詩人。她在電腦上發現了一份法語雜誌，裡面有一部文集，在網上發表的，收入了他們過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寫的是妮拉。文章說她死於1974年。那麼多年來，我的思念都歸於徒勞，期盼著一個死去已久的女人寫信回來。得知她過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點都不驚訝。我現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為別人愛的方式：秘密地，熱烈地，無助地去愛。
這封信就快結束了，馬科斯先生。
現在我也大限將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會太久。感謝真主。也要感謝您，馬科斯先生，感謝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時間來看我，坐下來陪我喝茶，給我講您在蒂諾斯的母親，告訴我她的近況，還跟我談起您童年的朋友薩麗婭，不僅如此，我還要感謝您對我國人民的同情，感謝您為這裡的孩子們提供的無價服務。
也要感謝您對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經在這兒過了大半輩子，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過不久，我也要在這屋簷底下，嚥下最後一口氣。我曾懷著失望與悲傷，見證了它的衰敗。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園的院牆修好了，窗戶換了，我曾度過無數幸福時光的遊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讓我感到莫大的喜悅。謝謝您，我的朋友，為了您種下的樹，為了園中再次盛開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種方式，為您給予本城人民的服務出過力，那麼您禮尚往來，對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經超出了要付給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會顯得貪得無厭，我還是要冒昧地請求您兩件事，其一是為了我，其二是為別人。首先，請您把我埋在喀布林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從大門進去，往北走到頭，不用花太多時間，您就能找到蘇萊曼·瓦赫達提的墳。請在附近給我選個地方，把我埋在那兒。我為自己對您的請求就是這些。
第二件事，請您在我死後，盡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麗。如果她還活著的話，要證明這一點可能不會太難——網際網路這東西是個令人驚奇的工具。您會看到我隨信附上的遺囑，其中寫明，我把房子、錢，還有我不多的幾件東西都留給了她。我請求您把這封信和遺囑一併交給她。也請您告訴她，告訴她我沒有辦法知道自己引發的無數結果，告訴她我只能從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論現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經找到了人生可以擁有的最多的安寧、恩寵和愛。
感謝您，馬科斯先生。願真主佑護您。
您永遠的朋友，
納比
1964年以後，阿富汗波斯語的官方名稱改為達里語，以與伊朗波斯語區分，但當地人習慣上仍以波斯語（法爾西語）稱之。
囊（nang）和納穆斯（namoos）代表榮譽和自尊。
見《古蘭經》第十三章《雷霆（賴爾得）》，第三十五節。馬堅譯文。
阿富汗人對長輩可使用尊稱，如巴巴（父親），卡卡（叔叔），馬馬（舅舅）。帕麗叫納比為卡卡，而非馬馬，大概是因為納比不是她的親舅舅。
原文為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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