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默生說：「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內的所思所想。」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腸。我不僅整天想著食物，晚上做夢也夢到吃的。
可是我並不希望回到美國，去受雙份罪，去做單調無味的事情。不，我寧肯在歐洲做一個窮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夠窮酸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東西啦。上個星期，我還以為生活問題就要解決，以為就要靠自己養活自己啦。我湊巧碰到另一個俄國人，名叫謝爾蓋，住在敘雷訥，那兒住著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藝術家。俄國革命前，謝爾蓋是沙皇禁衛軍中的一名上尉。他穿著襪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來像牛飲水一樣。他父親是戰艦「波將金號」上的海軍將領之類的要人。
我同謝爾蓋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臨近中午時我還在「瘋狂的牧羊女」歌舞場一帶嗅來嗅去，想找點兒東西吃，也就是在那條一頭裝著鐵門的窄小巷子後面。我正在舞臺入口處閒蕩，希冀同某位女演員不期而遇，這時一輛敞篷卡車在人行道上停住。司機正是謝爾蓋，看到我兩手插在兜裡站著，他便問我願不願意幫他卸下車上的鐵桶。聽說我是美國人而且生活無著，他差一點高興得哭起來，看來他一直在到處尋找一個英語教師。我幫他把裝殺蟲劑的桶子滾進去，盡情欣賞在舞臺兩側跑來跑去的女演員。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誕的印象——空曠的房子，女演員像填裝著鋸末的洋娃娃在舞臺兩邊橫衝直撞，一桶桶殺蟲劑，戰艦「波將金號」——最難忘的是謝爾蓋的溫文爾雅。他是一個大塊頭，卻十分溫柔；是一個地道的男子漢，卻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腸。
在附近的「藝術家咖啡館」裡，他馬上提議為我安排住宿，說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鋪一張床墊。至於上課的酬勞，他說每天讓我免費吃一頓飯，一頓豐盛的俄國大餐，如果由於什麼原因沒有吃上這頓飯他就給我五法郎。我覺得這主意很妙，妙極了。唯一的問題是，我每天如何從敘雷訥趕到美國捷運公司去。
謝爾蓋執意馬上開始，他給我車費，叫我晚上到敘雷訥來。我帶著背包在吃晚飯前趕到了，目的是給謝爾蓋上一課。已經有些客人到場了，看來他們一貫是在一起吃飯的，大夥兒湊錢。
飯桌旁一共是我們八個，還有三條狗。狗先吃，它們吃的是燕麥片，然後我們才開始。我們也吃燕麥片，是作為一種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謝爾蓋眨巴著眼睛說：「在我們國家裡這是餵狗的，在這裡卻是給紳士吃的。這樣合適嗎?」吃過燕麥片便上蘑菇湯和蔬菜，過後是鹹肉蛋卷、水果、紅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菸。俄國餐還不錯。每個人說話時嘴裡都塞得滿滿的。飯快吃完時，謝爾蓋的老婆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嚼起夾心糖來。這個很懶的亞美尼亞婆娘把肥胖的手指伸進盒子裡去摸一塊，咬下一點點看裡面是否有果汁，然後就把它扔到地板上餵狗。
吃完飯客人們便匆忙告辭。他們倉皇逃走，彷彿怕瘟疫降臨。最後只剩下謝爾蓋、我和狗，他老婆已經在長沙發上睡著了。他滿不在乎地走來走去，替狗收集殘湯剩飯。他用英語說：「狗很喜歡（吃這些東西）。（拿它們）餵狗好得很。那條小狗它有蟲子……它還太小。」他彎腰仔細察看狗兩隻爪子之間的地毯上爬的一些白蟲子，試圖用英語描述這些蟲子，但是他的詞彙不夠用。最後他查了查詞典，欣喜地抬頭望著我道：「哈，是絛蟲！」我的反應顯然不那麼明顯。謝爾蓋有些迷惑不解，於是便跪在地上，雙手撐地更仔細地察看它們，還捉起一條放在桌上的水果旁。「嗬，它不太大，」他用蹩腳的英語嘟噥道，「下一課你教我各種蟲子（的詞彙），行嗎?你是個好老師，我跟你學了不少東西呢……」
躺在走廊裡的床墊上，殺蟲劑的氣味叫我喘不過氣來，這種刺鼻的辣味似乎已鑽進我身上每一個毛孔。剛才吃過的東西又在口中散發出氣味——廉價燕麥片、蘑菇、鹹肉和煎蘋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條小絛蟲和謝爾蓋向我解釋狗出了什麼毛病時擺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樣的蟲子。我看到「瘋狂的牧羊女」歌舞場的空樂池，每一條裂縫裡都藏著蟑螂、蝨子和臭蟲。我看到人們發瘋似的撓自己的身子，不停地撓，直到撓出血來。我看到這些蟲子像一支紅色螞蟻大軍，在佈景上到處爬，吞下它們看見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隊的姑娘扔掉薄紗外衣，光著身子跑過走道。我還看到正廳後排的觀眾也脫掉衣服互相搔癢，活像一群猴子。
我試圖讓自己心平氣和。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我找到的一個家，每天有一頓現成飯吃，而且謝爾蓋無疑是一個熱心人。可是我無法入睡，這簡直如同在陳屍所裡睡覺一樣。床墊已被散發出香氣的液體浸透，已成為蝨子、臭蟲、蟑螂和絛蟲的陳屍所。我忍受不了。我不願忍受！畢竟我還是一個人，不是一隻蝨子。
早晨，我等謝爾蓋裝車，叫他把我帶到巴黎去，卻不忍心告訴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還有他給我的幾件東西。到佩雷爾廣場時我跳下來，在這兒溜掉並沒有什麼特殊原因。任何事情都沒有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這才是最要緊的……
像小鳥一樣，我輕鬆地由一條街飛奔到另一條街，彷彿剛從牢裡放出來。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萬物都引起我極大的興趣，甚至包括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布林索尼爾街，我停在一家體育用品商店的櫥窗前，裡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後」人類的標本。全是法國佬，有些人光著身子，只戴一副夾鼻眼鏡，留一縷鬍子。真不明白這些怪鳥怎麼會愛上雙槓和啞鈴。一個法國佬應該有一個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夏呂斯男爵那樣。他應該蓄鬍須，戴夾鼻眼鏡，不過不應該光著身子讓人拍照。他應該穿一雙閃閃發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應該插一條白手帕，露出一英寸的四分之三。如果有條件，他還應該在上衣翻領上系一條紅綬帶，穿過紐釦眼兒，上床睡覺時還要換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廣場，從那個裝著一條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經過，她日復一日站在戈蒙宮對面。看起來她還不到十八歲，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午夜過後她用黑假腿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身後是一條小衚衕，裡面像一座地獄一樣燈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輕鬆地從她身邊經過，不知怎麼搞的，她使我聯想起一隻拴在樁上的鵝，一隻肝上患病的鵝，這樣世人才得以享用鵝肝餡餅。帶著那條木腿去跟人睡覺一定很古怪，人們會聯想到各種各樣的事兒，木刺啦等等。得啦，各人對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著聖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奧弗，另一個在報社工作的窮鬼。他抱怨說每夜只能睡三四個鐘頭，因為早上八點就得起身到一家牙醫診所幹活。他幹這個活並不是為了錢，他解釋道，這只是為了替自己買一副假牙。他說：「困得直打瞌睡時看清樣可不容易，可我老婆還以為這差事像吃飯一樣容易呢。她說，我若丟了工作咱們該咋辦呀?」可是佩克奧弗對這個工作根本不感興趣，這個工作甚至不允許他花錢。他只好存起香菸蒂，把它們填進菸斗裡再抽一回。他的外套是用別針別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總出汗，可是一夜只能睡三個鐘頭。「不該這樣對待一個人，」他說，「還有我的那位老闆，若是我丟掉一個分號他便會把我罵得尿褲子。」說起他老婆，他又補充道：「我的那個女人，我告訴你，她他媽的一點兒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時我設法從他那兒騙到一個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辦不到。不過我弄到手的已足夠喝一杯咖啡，吃幾塊新月形麵包。聖拉扎爾車站附近有一家供應降價食品的酒吧。
恰巧，我在盥洗室裡找到一張音樂會的票，於是便像一隻輕鬆愉快的鳥一樣奔夏沃音樂廳去了。引座員臉色難看極了，因為我竟沒有給他一點小費。每次從我身邊經過，他都要徵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會突然想起小費的事兒。
我已很久沒有同穿著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心裡不免有幾分忐忑不安。我仍聞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許謝爾蓋也往這兒送貨，不過謝天謝地，這兒沒有人撓癢。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兒……非常淡。音樂會尚未開始眾人臉上便顯出百無聊賴的神情，這音樂會真是一種禮貌的自我折磨。指揮短短的指揮棒敲響後大家緊張地全神貫注一陣，隨即便是寂靜，一種單調沉悶，被管絃樂隊奏出的沉著、不間斷的輕微樂聲反襯出的寂靜。我的頭腦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腦殼裡鑲著一千面鏡子。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十分激動，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萬股水流上跳躍。以前我從不曾餓著肚子去聽音樂會，沒有一種聲響能逃過我的耳朵，甚至最細小的別針落地的聲音我也聽得見。好像我沒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是一扇窗戶，所有的窗戶都敞開著，光亮穿透我的內臟。我可以感覺到這光線就蜷曲在我肋骨的穹隆下，我的肋骨垂在一個空空如也的肚子上，響聲使它顫抖。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持續多久，我早已失去時間和地點的概念。彷彿經過很久很久以後出現了一陣半自覺的狀態，與之相抵的是一種平靜感。我感到身體內有一個大湖泊，一個發出彩虹色光輝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凍。這個湖泊上突然形成一個個巨大的螺旋，成群候鳥出現了，腿細長，羽毛漂亮，它們一群群地從清涼靜謐的湖面上騰空飛起，從我的鎖骨下飛過，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間裡。然後，緩慢，異常緩慢地，這些窗子關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猶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婦在我身體內漫遊。突然，劇院裡的燈全亮了，我發現白色包廂裡的那個男人原來竟是一個頭上頂著花盆似的東西的女人，起初我還以為那是一位土耳其軍官呢。
一陣騷動，所有想咳嗽的人都盡情咳嗽開了。傳來腳在地板上蹭蹬發出的聲響，豎起椅子的聲響，人們漫無目標四處遊逛發出的沒完沒了的嘈雜聲，還有人們展開節目單時發出的窸窸窣窣聲。他們裝模作樣地看看便又丟開，把它胡亂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事變亦值得謝天謝地，因為它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捫心自問在想什麼。若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曾想過，他們準會發瘋。在刺眼的燈光照射下，他們呆呆地互相望著，而且他們逼視對方的目光裡有一種奇怪的緊張感。一聽到指揮輕輕敲臺子預備再開始，他們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強迫狀態之中，他們不由自主地撓癢，或是突然回憶起一個擺著圍巾或帽子的櫥窗。他們仍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櫥窗裡的所有細節，卻想不起這個櫥窗到底在哪兒，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極度清醒而又不安。於是他們打起雙倍的精神聽音樂，因為他們十分清醒，無論樂曲多麼美妙也不能忘懷那個櫥窗和掛在那兒的圍巾或是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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