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1923—1991），蘇聯元帥，蘇聯英雄（1982），蘇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1984—1988），列寧獎章獲得者（1980），自1990年起擔任蘇聯總統軍事顧問。

紅場實地採訪（1991年12月）

——我當時是個女大學生……一切發生得那麼快，三天後革命就結束了。電視新聞報道：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捕，內政部長普戈自殺，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自縊。我們家裡對此討論了很久。記得爸爸說過：「這些人是戰爭罪犯。他們應該遭到德國的赫斯和施佩爾將軍的命運。」所有人都等待「紐倫堡審判」……

——我們那時還年輕……革命了！當人們走上街頭抵抗坦克時，我開始為自己的國家驕傲。之前在維爾紐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維爾紐斯，立陶宛人保護自己的電視中心，我們都從電視上看到了，而我們是什麼，是白痴嗎？早先哪兒都不會去，只會坐在廚房裡憤怒的人們，現在走上了街頭，他們終於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帶著雨傘，既是為了擋雨，也是為了打架。（笑）當葉利欽站在坦克上時，我很為他自豪，我明白了：這就是我的總統！我的！真正的總統！那裡有很多的年輕人，大學生。我們都是讀《星火》雜誌上維塔利·科羅季奇的文章，還有《六十年代》雜誌成長起來的。形勢在朝著軍事鎮壓發展……擴音器中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用請求的口吻喊道：「姑娘們請走開。他們將會開槍，將會有很多屍體。」我旁邊的一個小夥子把懷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著說：「那你為什麼留下來？」「我必須這麼做。」

我錯過了很重要的時刻。這一天是如何開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媽媽的哭聲驚醒的。媽媽問爸爸：「這個緊急狀態是怎麼回事啊？你覺得他們會對戈爾巴喬夫做什麼？」外婆從電視前跑到廚房聽廣播：「誰都沒有被捕嗎？沒有開槍嗎？」外婆生於1922年，她一輩子看夠了殺人、被殺和抓人捕人。一輩子就是這樣過來的。外婆不在了以後，媽媽才給我講述家庭的秘密，幕布這才揭開……1956年，他們把外公從勞改營釋放，帶回來交給外婆和媽媽時，他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他是從哈薩克勞改營出來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嚴重。她們都不敢承認這是父親、這是丈夫，因為害怕……她們對外只說，他只是個遠親，和我們家沒什麼關係。一起生活了幾個月後，她們把外公送到醫院。在那裡，他上吊自殺了。得知這些家史後，我需要……現在我需要的是在這些往事的伴隨下生活下去，帶著這些知識生活下去，我必須理解這些……（重複）要和這些歷史一起活下去。我們的外婆最害怕出現新的斯大林和戰爭，她一生都在為應付逮捕和饑荒做準備。她在窗臺上擺上盒子，在裡面種大蔥；她總是熬一大鍋白菜，買很多糖和油儲備起來。我們的閣樓上堆滿了貨品和糧食。她總是教訓我：「你別說話！閉上嘴巴！」我在中學從來不說話，在大學也不說話……我就這樣長大的，在這樣的人群中。我們沒有理由喜歡蘇維埃政權。我們全家都擁護葉利欽。可是我女友的媽媽不放她離開家門：「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你難道不知道一切都會變成原樣嗎？」我們在盧蒙巴人民友誼大學學習。那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他們中許多人學習，只是帶著這樣的認識：蘇聯是巴拉萊卡琴和原子彈的國家。我們卻為此感到難堪。我們還想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呢……

——我那時在工廠當技師……我是在沃羅涅日州得知政變的，我去那兒看望姑姑。那裡的人們都聲嘶力竭地大聲歌頌偉大的俄羅斯，豐盛的疆土。人人都是喬裝的愛國者，都坐在電視旁邊，每天看動畫片。駛離莫斯科五十公里開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裡的人們如何生活，看到他們那裡過節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裡幾乎沒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裡喝，人的意識都降到了畜生的層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沒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夠點燃的東西他們都喝：從蔬菜洗潔劑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進過監獄，或者正在蹲監獄。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麼都不問，就知道悶頭在菜園子裡挖地。如果還有幾個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經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開車去的那個村莊）只剩一個農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紅公雞」sup/sup，直到下了地獄！眼紅！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

莫斯科的坦克、路障，在農村沒有人因此而特別緊張，都不太介意。人們更擔心的還是地裡的科羅拉多甲蟲和小菜蛾。科羅拉多甲蟲存活力很強……而在年輕小夥子腦子裡，只有嗑瓜子和姑娘，只關心晚上去哪兒泡妞。但是人民畢竟還是更多地支援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我明白這個，他們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是都支援偉大的國家。大家都害怕改變，因為每一次改變之後，農民都是被愚弄的物件。我還記得我們的爺爺說過：「以前我們的生活還馬馬虎虎，之後就越來越糟。」從戰前到戰後，這裡的人們都沒有護照。上邊不給鄉下人身份證，不許他們進城。簡直就是奴隸，就是囚犯。打完仗回來，掛滿了勳章，征戰了半個歐洲，卻沒有身份證！

在莫斯科，我知道朋友們全都站到了街壘上，好像在參加大派對。（笑）而我只得到一個小紀念章……

——我是工程師……他是誰，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嗎？狂熱的「蘇聯分子」。我以前也是「蘇聯分子」，但是我不想再做「蘇聯分子」了。這個狂熱分子，是真心忠誠於共產主義理想的。他是我的敵人。他的講話在我心裡激發了仇恨。我明白：這個人會戰鬥到最後。他是自殺的嗎？顯然這是一種非凡的舉動，他喚起了尊重。死亡應該得到尊重。但是我問自己：如果他們勝利了呢？您可以看看隨便哪本教科書……歷史上沒有一次政變能避免恐怖，一定會以流血結束。在中世紀要割下舌頭，剜去眼睛。這都不必讓歷史學家說……

我一早就在電視上聽到「戈爾巴喬夫由於嚴重疾病而沒有能力控制國家」……看到視窗下都是坦克。我打電話給朋友，大家都支援葉利欽，反對軍政權。我們要去保衛葉利欽！我開啟冰箱——拿出一塊乳酪放進口袋，抓起桌上放著的麵包圈。武器呢？必須帶點兒什麼……桌子上放著一把菜刀，我把它拿在手上，又放回原處。（思索）擔心要是……要是他們贏了呢？

現在的電視上放的都是這些畫面：指揮大師羅斯特羅波維奇從巴黎飛來，座位邊放著一把槍，女孩子們用冰激凌安撫士兵……畫面上還有坦克上的花束……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畫面……莫斯科的老奶奶們給士兵們送來三明治和水，並且讓他們給家裡寫信。他們把一個坦克師開進首都，卻既沒有乾糧也沒有廁所。從坦克艙口探出頭來的都是長著細嫩脖子的男孩，就是這樣子！——他們睜著膽怯的大眼睛，一臉茫然。到了第三天，他們還坐在裝甲車上，餓得面露兇相，都睡不著覺。女人們把他們團團圍住：「乖孩子，就你們，還會向我們開槍？」士兵們不說話，一個軍官大喊了一聲：「上面下命令時，我們就會開槍。」士兵們馬上就不見了，都躲進艙口裡了。就是這樣！我記憶中的畫面與你們的不一樣……我們站在人鏈中，等待進攻。傳言紛紛：快要放瓦斯了，狙擊手就在屋頂上……一個婦女走向我們，上衣滿是勳章：「你們要保護誰？保護資本家嗎？」「是的，老太太你來幹什麼？我們在這兒是支援自由的。」「我曾經為蘇維埃政權作戰，為工人和農民作戰。不是為了商人和公司。要是上級現在給我一把自動步槍的話……」

一切都命懸一線。我聞到了血腥味，我可不記得那是節日……

——我，只是個愛國者。請讓我也說幾句。（這個穿著敞開的羊皮外套，胸前掛著大十字架的男人走過來。）

我們生活在國家歷史上最可恥的時代。我們是懦夫和叛徒的一代人。我們的孩子以後會這樣說：「我們的父母出賣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去換牛仔褲、萬寶路和口香糖。」我們沒有能捍衛我們的祖國蘇聯。這是可怕的罪行。我們出賣了一切！！我永遠都不會適應俄羅斯三色旗，在我們的眼前將永遠飄揚著紅旗。偉大國家的紅旗！那是偉大勝利的旗幟！我們總應該做些什麼吧，蘇聯人民要做些什麼吧……難道就讓我們閉上眼睛跑進這個噁心透頂的資本主義天堂？用花裡胡哨的圖片，用貨架上的香腸，花裡胡哨的包裝，就把我們給收買了。盲目，欺騙。我們把一切都拿去換汽車和服裝了。連故事都不用編……說中情局就這樣毀掉了蘇聯，說這是布熱津斯基sup/sup的陰謀……為什麼克格勃沒有幹掉美國？不是愚笨的布林什維克糟蹋了國家，也不是渾蛋知識分子們為了出國和閱讀《古拉格群島》而消滅了國家……更不要去搜集證據說這是猶太人共濟會的陰謀，是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摧毀了一切。我們異想天開，只要讓他們來開麥當勞，出售熱漢堡包，我們每個人就都可以買賓士車，買磁帶錄影機了，在報亭裡就可以出售色情影片了……

俄羅斯需要一隻強壯的手，鐵腕，需要一個提著棍子的監工。能做到的，只有偉大的斯大林！烏拉！烏拉！阿赫羅梅耶夫可以成為我們的皮諾切特，可以成為雅魯澤爾斯基大將……巨大的損失啊……

——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支援緊急狀態委員會、支援蘇聯的。我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堅定支援者，因為我喜歡生活在帝國。「遼闊的國家，我的鄉土……」1989年我出差去維爾紐斯。出發之前，工廠的總工程師（他已經在那邊了）打電話警告我說：「你不要跟他們說俄語啊。如果你說俄語，在商店裡連一盒火柴都買不到。你還沒有忘記烏克蘭語吧？就說烏克蘭語吧。」我當時還不相信，怎麼可能啊？他說：「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啊，或者飯裡面有玻璃碴子啊。你在那裡現在是佔領者，明白嗎？」我還滿腦子的各民族友誼呢，和蘇聯兄弟情誼什麼的呢。一直到抵達維爾紐斯火車站，我都還不相信。結果，我剛剛下車踏上月臺……沒過幾分鐘，他們一聽到我說俄語，就讓我明白，我已經來到了外國。我就是個佔領者。從骯髒落後的俄羅斯來的佔領者。一個俄羅斯的伊萬，野蠻人。

電視上只是跳著小天鵝舞……總之，我是早上在商店聽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訊息的。我趕緊跑回家，開啟電視機：他們幹掉了葉利欽沒有？電視臺在誰手裡？誰在指揮軍隊？一個熟人來電話說：「嗯，這幫狗日的，現在又擰緊螺絲了。我們又成了齒輪和螺絲釘。」我一聽就冒火了：「我雙手贊成，我支援蘇聯！」他的態度一瞬間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臉上有胎記的那個米哈伊爾sup/sup完了！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您明白嗎？應該和人民對話，說服他們。要有動作，首先應該拿下康斯坦丁諾電視中心，晝夜廣播：我們要拯救國家！蘇維埃祖國在危機中！儘快處理那些走狗，阿法納西耶夫們sup/sup和其他叛徒。人民一定會贊成的！

我不相信阿赫羅梅耶夫是自殺的。一個軍官不可能用繩子上吊……死在一條蛋糕盒子的絲帶上……像犯人一樣。在監獄牢房裡才這麼上吊呢，坐著，腿彎曲著。孤獨一人。這不是軍人的傳統，軍人討厭絞索。所以這不是自殺，肯定是他殺。是那些扼殺了蘇聯的人殺害了他。他們害怕阿赫羅梅耶夫在軍中的崇高威望，害怕他組織抵抗運動。人民那時還沒有被分化，只是不知所措，像現在一樣。很多人還像往常一樣生活，只在家讀報紙。而現實狀況是：一批人在喝稀粥，另一些人喝珍珠粉。

就是這樣，我親眼看到的……在老廣場上，一幫年輕人把梯子架上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那兒已經沒人保護了。長長的消防梯子，他們就鑽了上去……用鏟子和鑿子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金色字母敲下來。另一批人在下面，把字母鋸開，把碎片分發給人們留念。路障拆除了。鐵絲網也成了紀念品。

我對蘇聯共產主義倒臺的記憶就是這樣的……

調查材料摘要

1991年8月24日21時50分，警衛值班軍官克羅捷耶夫，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一號樓19號a辦公室發現了蘇聯元帥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1923年出生）的屍體。他生前任蘇聯總統顧問。

遺體呈坐姿，位於辦公室窗臺位置，背靠隔開暖氣的木製柵欄。死者身著蘇聯元帥軍服，服裝沒有損壞。脖子上有雙股合成麻線勒過的痕跡，環繞整個頸項。繩子上端固定在窗框的手柄上，手柄貼有蘇格蘭牌膠帶。除了與上吊有關的線索，屍體沒有發現任何受傷痕跡……

對寫字檯表面的調查發現，在寫字檯明顯的位置有五張便條，都是手寫。便條擺放整齊。按照擺放位置，可以清點書寫的順序……

第一張便條，阿赫羅梅耶夫希望轉交給家人，內容是他宣佈決定自殺：「對我來說，主要職責永遠是戰士和公民。你們是在次要位置。今天我在你們之前首先履行第一責任。請你們勇敢度過這些日子，互相支援，不要給敵人以幸災樂禍的理由……」

第二張便條是寫給蘇聯元帥索科洛夫sup/sup的。內容是請索科洛夫和陸軍將軍留波夫幫助安葬，不要讓家人沉重度日。

第三張便條的內容是，請求代他償還所欠克里姆林宮食堂的50盧布代金券。

第四張便條沒有收件人：「當我的祖國即將滅亡，當我視為生命意義的一切都在毀滅，我已經無法繼續活下去。年齡和過去的生活賦予了我放棄生命的權利。我已經鬥爭到底。」

最後一張便條是單獨放置的：「選擇自殺工具時，我真是個糟糕的專家。第一次嘗試（9時40分）失敗了，繩子斷了。我努力再重複一遍……」

筆跡專家認定：便條上所有手跡都出自阿赫羅梅耶夫本人……

……阿赫羅梅耶夫的最後一夜是和小女兒納塔莉亞一家度過的，她告訴我們：「8月之前我們就曾多次問父親：我們國家會發生政變嗎？很多人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滿，對於他的誇誇其談、軟弱、在蘇美裁軍談判中的單方面讓步，還有經濟狀況的惡化不滿。但是父親不喜歡這些對話，他肯定地說不會政變：國家政變絕對不會發生。如果軍隊想政變，只需兩小時。但在俄羅斯動用武力不會成功。拿下領導人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是接下來怎麼辦。」

8月23日那天阿赫羅梅耶夫下班回家挺早。家人在一起吃飯，還買了一個大西瓜，大家在桌旁談了很久。女兒說，爸爸很坦率，承認自己在等著被捕。在克里姆林宮沒有人接近他。他說：「我明白你們會很難，現在這麼多汙水拋向我們家。但是我不能不這樣做。」女兒問他：「你不後悔飛回莫斯科嗎？」阿赫羅梅耶夫回答說：「如果我不這樣做，我會詛咒自己一生。」

睡覺之前阿赫羅梅耶夫還答應明天帶孫女去公園盪鞦韆，還擔心明天誰去機場接妻子，妻子原定第二天早上從索契飛回莫斯科。他還要求妻子抵達後立即通知他，他為她預訂了克里姆林宮車隊的車……女兒上午9時35分給爸爸打過電話。他的聲音很正常，女兒知道父親的性格，不相信父親會自殺……

摘自最後的筆記：

「我發過誓，畢生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服務……現在我應該做什麼？我要為誰效力？但是，只要我還活著，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將為蘇聯奮鬥……」

——電視專題片《觀點》，1990年

現在所有人都變得很頹廢……否定十月革命後國家發生的一切……是的，當時是有斯大林，有斯大林主義。當時是有鎮壓，虐待了人民，我都不否認。所有這些都發生過。然而，這需要客觀研究，公正評價。攻其一點，並沒有說服力，我就是那個年代出生的，我親眼看到過人們怎麼工作，懷著怎樣的信念……任務不在於要抹平或隱瞞什麼。什麼都不可能隱藏和遮蓋。在那個背景下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事情，每個人都知道，有可能捉迷藏嗎？但是我們確實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我們沒有打輸。我們有勝利日。

我記得三十年代……有幾千萬人和我一樣，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是有覺悟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願意做出任何犧牲。我不同意沃爾科戈諾夫將軍sup/sup所寫的，在戰前只有斯大林主義存在。他是反對共產黨的，而今天在我們國家「反共」已經不是罵人的話。我是共產黨員，他是反共分子。我是反資本主義分子，他是不是資本主義的辯護者？我不知道。這並不是通常的事實查證。這是思想爭端。我不只是被批評，還受到公開謾罵，因為我說他是「變節分子」，直到不久前沃爾科戈諾夫還和我一起捍衛蘇聯捍衛共產主義理想呢，但他就突然轉向了。要讓他說說為什麼改變了軍人的誓言……

今天很多人喪失信仰。我首先要點的名字是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這位俄羅斯總統，曾經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現在他公開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共產黨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成了反共鬥士。還有其他人，就是說這類人並不是少數。但你們聽聽我的看法……我原則上不同意……我注意到國家面臨生存危機，這是真的。現在的危機就和1941年一樣……

——h.澤恩科維奇：《二十世紀動盪年代的高階將軍們》，

奧爾馬出版社，2005年

七十年代蘇聯生產的坦克比美國多二十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的顧問沙爾納扎羅夫提問：「為什麼需要生產這麼多武器？」

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回答：「因為我們付出了巨大犧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廠，絕不比美國人差。難道您要命令他們停止工作，去生產電飯鍋？」

——伊戈爾·蓋達爾：《帝國的滅亡》，

俄羅斯政治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

第一次全蘇人民代表大會第九天，會場大廳出現了傳單，說是薩哈羅夫在接受加拿大一家報紙採訪時指出，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蘇聯直升機向陷入包圍圈的本國士兵開火，為的是防止他們投降被俘……

切爾卡斯共青團市委第一書記切爾沃諾比斯基登臺演講，他是阿富汗戰爭老兵，失去了雙腿，在別人幫助下登上講臺。他宣讀了阿富汗戰爭老兵的宣告：「薩哈羅夫先生聲稱，有證據顯示蘇聯直升機槍殺蘇聯士兵……大眾媒體對蘇聯軍隊前所未有的中傷令我們嚴重不安。而一位著名科學家發表這種不負責任的公開煽動使我們內心深處受到傷害，這是對我軍的惡意攻擊，對軍隊榮譽和尊嚴的褻瀆，是又一次企圖分裂黨、人民和軍隊的神聖統一……（掌聲）與會者有80%以上都是蘇共黨員，但是包括戈爾巴喬夫同志在內，沒有人說出過這樣幾個字眼——共產主義。可是有三個詞彙，我認為是我們全世界都要為之戰鬥的，今天再次喊出來：大國，祖國，共產主義……」

除了民主派和阿列克謝大牧首外，全場代表起立熱烈鼓掌。

一位來自烏茲別克的女教師發言：「院士同志！您的一個行為抹殺了您全部的業績。您侮辱了我們所有的軍隊，侮辱了我們所有的烈士。我鄙視您……」

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薩哈羅夫院士說的全是謊言。阿富汗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類事。我負完全責任說明此事。首先，我在阿富汗服務兩年半；第二，作為第一副總參謀長，之後作為總參謀長，每天都研究阿富汗戰況，瞭解每一道指令，瞭解每天的作戰行動。完全沒有此事！」

——b.柯列索夫：《改革紀事1985—1991》，現代文學網站lib.ru

元帥同志，當您得知自己因為阿富汗戰爭而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時候，有何感想？薩哈羅夫院士說了一個數字：阿富汗人民戰爭中死亡了一百萬人……

您以為我得到金星英雄榮譽很幸福嗎？我在恪守職責，但是那裡只有血跡和泥土……我反覆說過，軍隊領導層是反對這場戰爭的。我們深知自己是在艱苦陌生的條件中捲入戰爭的。東方伊斯蘭的崛起是針對蘇聯的。我們正失去在歐洲的存在。有人嚴厲地對我們說：「從什麼時代開始，我國的將軍開始參與政治了？」我們輸掉了支援阿富汗人民的戰爭……但這不是我們軍隊的罪過……

——電視採訪，1990年

……在此報告我參與所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犯罪行為的程度……

今年8月6日，按照您的指令我前往索契軍人療養院休假，一直住到8月19日。出發之前，以及在療養院期間，直到8月19日早上，我都完全不知道密謀的準備情況，甚至沒有人對我暗示過它的籌備和組織者是誰，我也沒有參與其組織與行動。8月19日早上，我從電視上聽到「委員會」的檔案，自行決定飛往莫斯科。當晚8點，我和亞納耶夫見面，告訴他我同意「委員會」在《告人民書》中提出的計劃，並提議與他一起工作，我開始擔任蘇聯代理總統的顧問。亞納耶夫表示同意，但是他說他當時很忙，於是確定了下次會面的時間，大概在8月20日12點。他說，「委員會」還沒有組織收集與形勢有關的資訊資料，如果我能做這項工作會很好……

8月20日上午，我會見了巴克蘭諾夫，他也得到了同樣的任務。我們決定就這些問題一起工作，召集一個來自政府部門的工作小組，組織收集資訊和分析形勢。這個工作小組實際上編寫了兩份報告，分別於8月20日晚上9點和8月21日上午在「委員會」會議上審議。

此外，8月21日，我為亞納耶夫起草了他將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上的報告。8月20日晚上和8月21日早上我參加了「委員會」會議，準確地說，這是「委員會」的一個分會，只有受邀才能出席。8月20日和21日，我的工作就是這樣。此外，20日下午3點我應亞佐夫的請求到國防部見了他。他說，形勢很複雜，他對成功表示懷疑。談話後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見國防部副部長阿恰洛夫將軍，那裡的工作是策劃佔領俄羅斯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亞佐夫只聽了三分鐘阿恰洛夫關於軍力組成和行動時段的報告。我沒有提任何問題……

為什麼我自行來到莫斯科——從來沒有任何人召喚我從索契回來——又為什麼開始為「委員會」工作？其實我確信此次冒險會失敗，來到莫斯科，再次確信這一點。事實上，從1990年開始，我已經如同今天一樣，確信我們國家在走向滅亡，不久將分崩離析。我是想找到一個大聲疾呼的方法。我認為，參與「委員會」的保障工作和後續與此相關的審查，提供了讓我得以直抒胸臆的可能性。聽起來也許牽強和天真，但這是真的。在我的決定中沒有任何自私動機……

——致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信，1991年8月22日

……戈爾巴喬夫珍貴，但祖國更珍貴！我們為了不使如此偉大的國家走向滅亡做了抗爭，就讓歷史中哪怕留下一點點的痕跡吧。而歷史已經在評判孰是孰非了……

——摘自一個筆記本，1991年8月

n的故事摘要

他請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及他在克里姆林宮機關內的職位。

這是一位罕見的證人。他來自聖地中的聖地：蘇聯共產主義的頭號城堡克里姆林宮。他見證了從來都對我們遮蔽的那種生活，這種生活受到嚴密保護，就像古代中國帝王的生活那樣，人間天堂的生活。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了他。

我們通過電話交談：

……這裡有沒有故事？給您一個爆炸性的事實，一些刺激的訊息吧？人人都好像蚊蠅爭血，追逐快感。死亡也是商品，什麼東西都有市場。庸人也將樂不可支地給自己噴灑腎上腺素……帝國不是一天崩塌的。人人嘴巴中都滿是汙穢和鮮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國的元帥以自殺結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宮的暖氣柵欄上自縊……

……他為什麼離去？因為他的國家離去了，他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因為在這裡他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想，他一定會想象到一切將會怎樣，社會主義如何被砸爛，空談如何以流血結束，盜賊如何橫行；想象到紀念碑紛紛倒塌，蘇聯諸神變成一堆廢鐵，人們開始以「紐倫堡審判」威脅共產黨……可法官又是誰？不過是一批共產黨審判另一批共產黨，星期三退黨的審判星期四退黨的。他也一定想象到列寧格勒——這個革命的搖籃將如何改名……咒罵共產黨如何成為時尚，全民開罵。他還會想象到大街上到處招搖的標語：「消滅共產黨！」「權力歸鮑里斯sup/sup！」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個個臉上歡天喜地！國家滅亡了，他們幸災樂禍。打爛一切！推倒一切！對俄國人來說，造反永遠是個節日，可愛的節日！只要下令「進攻！」襲擊就馬上開始；「把猶太人和政委們推到牆邊！」人民就等待這一天，歡天喜地。他們甚至想去獵殺已經領了退休金的老人們。我在街上找到了一份傳單，上面是黨中央決策者的姓名、家庭住址、房屋、公寓，他們的照片貼得到處都是。他們很清楚，就是為了那種情況的發生。黨政幹部們都夾著一個塑膠袋或者網兜就從辦公室逃出來。很多人不敢在家過夜，躲到了親戚家。我們已經得到訊息，知道發生在羅馬尼亞的一切……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安全人員和黨內精英被一批一批抓走槍斃，扔在深坑中……（停頓良久）而他（阿赫羅梅耶夫）……他是個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共產黨員。他相信「光明的共產主義之巔」（一字一頓），堅定不移，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這種認識今天看來很盲目……白痴一樣可笑……（停頓）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他就是不接受。看到那些年輕的大鱷胡作非為……那些資本主義的先鋒，腦袋裡已經不是馬克思和列寧，只有美元……

……連槍都沒開，算什麼政變？軍隊狼狽地逃離了莫斯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捕後，他預料到他們很快會追捕他，給他戴上手銬。在總統所有的助手和顧問中，只有他一人支援「政變」——公開支援。其他人都在等待、觀望。官僚機構是一部有操縱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機器。哪裡有原則？官僚們從來沒有信仰、沒有原則，這是所有官僚機構的灰色形而上學。重要的是坐穩位子，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白紙裡包著羊肉，小狗就跑得歡。官僚主義是我們的坐騎。列寧說過，官僚主義比鄧尼金還可怕。官僚主義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個人忠誠，不要忘記誰是你的主人、餵你的手是誰的手。（停頓）「委員會」的真相沒有人知道。每個人都在撒謊。如此而已……其實是玩了一個大把戲，它的秘密動機和所有參與者，我們全都不知道。……戈爾巴喬夫是謎一般的角色。當他從福羅斯回到莫斯科時對記者說了什麼？他說：「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事情的全部。」他絕不會說！（停頓）也許這也是他下臺的原因之一。（停頓）數十萬人的示威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已經很難保持正常狀態……他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不能接受，很快發生的一切——蘇維埃制度，偉大的工業化、偉大的勝利……全都被踩平，澆灌上混凝土。最終「阿芙樂爾」號sup/sup並沒有開炮，冬天的狂飆沒有出現……

……大家都痛罵時代，現在的時代卑鄙、下流、空虛，填滿了抹布和錄影機。偉大國家又在哪裡？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今天沒有戰勝任何人，加加林並沒有飛上太空。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後我終於聽到一句話：「好吧，來我這兒吧。」我們約定第二天在他家見面。第二天，雖然天氣很熱，但他穿著黑色西裝，打著領帶，這是克里姆林宮的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