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是窩棚小，那倒問題不大！」她說，「可麻煩的事情是：孩子漸漸長大懂事了，什麼都要問，叫我怎樣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他嗎？要知道，就連大人也會承受不了的！那簡直會把孩子的肋骨也壓斷！要是隱瞞真相，讓他同生活妥協呢？這樣做對嗎？他的父親會怎麼說呢？況且，能瞞得住嗎？要知道，孩子自己會觀察，能看出來。」

「把真相統統告訴他！」奧列格果斷地把一隻手掌壓在臺玻璃上。他說這話的口氣好像自己曾親手把幾十個孩子撫養大，而且做法無不成功。

她彎著兩手的手指抵住頭巾下的太陽穴，憂慮不安地望著奧列格。她的神經受到了觸動！

「父親不在，教育兒子可真難啊！要知道，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軸心和指標的，可是這到哪兒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時而往這邊偏，時而又往那邊斜……」

奧列格默然不語。這種情況他過去也聽說過，可不能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我讀法國小說的原因，不過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機會。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談比較重大的問題，當時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這樣殘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讀著心裡平靜。」

「當成麻醉劑？」

「當成恩賜，」她轉過頭來，由於包著白頭巾，模樣像個修女，「我不知道在我們身邊有什麼書讀了不叫人心煩。有的書把讀者當傻瓜。有的書倒是沒有假話，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們深刻地研究考證某某偉大詩人於一八几几年坐馬車經過的是哪條村道，他在某一頁上提到過的一位貴婦是誰。也許他最終把這一點解釋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這是多麼四平八穩！他們選擇了一條沒有風險的道路！只不過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活人與他們全不相干。」

她年輕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叫她利利婭。當年她這鼻樑還預料不到自己會出現架眼鏡的凹痕。這姑娘也有過眉目傳情、嬉笑打鬧的時刻，她生活中也有過紫丁香、花邊裙和象徵派的詩——任何一個吉卜賽女郎都沒預言過她將在亞洲某地當勤雜工了結此生。

「文學作品裡的一切悲劇，在我看來，同我們經歷的現實相比簡直太可笑了，」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堅持說，「阿伊達還被允許到地牢裡去同親愛的人死在一起，可我們連親人的訊息也不讓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區勞改營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沒有用！」

「……在學校裡，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於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別的什麼的一生。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併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帽的人闖進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未必還能流出什麼來。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裡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開啟，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扔幾個小錢給你買麵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扎著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札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歷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於我們的事情？關於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一百年不成？」

儘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沒有呼號。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的跡象並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寧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十四歲。」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著，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有如被韁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著說：

「關於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於圍困時期——長篇敘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婭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檯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於圍困以前的時期，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嘆了口氣，彎著臂肘斜託腦袋，心情沮喪地望著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於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看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於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於什麼？彷彿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彷彿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別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寧格勒。大約也有十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別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著，無動於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可能買下了。當然，買了。」

這時奧列格才算看清楚了，這個女人還不到五十歲。可是單從表面來看，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了。從白頭巾裡邊垂下的一綹頭髮也跟一般老人的頭髮一樣平直，已拳曲不起來。

「那麼，你們是什麼時候被迫遷走的？由於什麼？定成了什麼？」

「能由於什麼呢？還不是叫做社害麼，或者叫做社危——社會危害分子。這屬於特殊條款，不用審訊，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麼的？」

「普通老百姓。音樂廳裡一個吹長笛的。喝醉酒愛發議論。」

奧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個早衰的老婦，也是這樣一個忙忙碌碌的知識婦女，也是這樣由於沒有丈夫而孤立無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個城市裡，他也許能為這個女人提供一定的幫助，給她的兒子指點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頭針釘在格格和框框裡的昆蟲標本那樣，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們很熟的一戶人家，」此刻，沉默了那麼久的一顆靈魂，一旦開了口，也就不停地講下去了，「有兩個大孩子，兒子和女兒，都是富有熱情的共青團員。有一天，他們全家突然被勒令遷居。兩個孩子趕到共青團區委去請求‘保護’。那裡對他們說：‘我們一定保護你們。給你們紙，照這樣寫：茲申請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做某某人的兒子、女兒，我宣告同該兩名社會危害分子劃清界限，並保證今後同他們脫離關係，不與他們保持任何聯絡。’」

奧列格駝起了脊背，瘦削的肩頭突到前頭，腦袋耷拉著。

「很多人都寫了……」

「是的。可是這兄妹倆說：讓我們考慮考慮。他們回到家裡，把團證往爐子裡一扔，就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去流放地。」

西布加托夫那裡有了動靜。他攀住床架子，正在從坐盆裡站起來。

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急忙過去把那盆水端走。

奧列格也站起身來，在上床睡覺之前，他必然要到樓下去走一趟。

在樓下走廊裡，他從焦姆卡所住的那間小屋的門前經過。跟焦姆卡同住在這間屋子裡的另一個病人，做過手術以後於星期一死了，現在那個床位安排給剛開過刀的舒盧賓了。

這扇門一向關得很嚴實，但現在卻虛格著，裡邊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聽到很困難的呼哧聲。而護士一個人影也不見：她們要麼在別的病人那裡，要麼睡覺去了。

奧列格把門縫開大些，探頭進去。

焦姆卡睡著了。這是舒盧賓呻吟時發出的呼哧聲。

奧列格進去了。走廊裡的幽光從半開著的門洞透進去一點點。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

呼哧聲停了。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您不舒服嗎？」

「啊？」猛然發出的這一聲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嗎？……要不要給您拿點兒什麼？……要開燈不？」

「是誰啊？」由於驚恐而引起一陣咳嗽，接著又是不停的呻吟，因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奧列格。」他已經走到床前彎下腰來，開始辨認枕頭上舒盧賓的大腦袋。「要不要給您拿什麼來？讓護士來嗎？」

「不——需——要。」舒盧賓費力地吐出這幾個字。

他沒有再咳嗽，也沒有再呻吟。奧列格對屋子裡的晦暗愈來愈適應了，甚至能分辨出枕頭上的鬈髮。

「我不會整個兒死去，」舒盧賓喃喃地說，「整個兒我不會死去。」

看來，他在說胡話。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隻發燙的手，輕輕地拍了拍：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您會活下去的！堅持住，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

「一小塊碎片，是嗎？……是一小塊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語。

這時奧列格領悟到，舒盧賓並沒有說胡話，甚至還認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術前他們的最近一次談話。當時他曾說過：「有時候我是那麼清楚地感覺到我身上有什麼，就是說，我身上並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種很難被摧毀的、十分崇高的東西在！似乎是一種‘宇宙精神’的一小塊碎片。您沒有這樣的感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