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佐娃怎麼也料想不到,自己熟悉到這等程度的事情,可謂正反裡外、徹頭徹尾都瞭如指掌的事情,竟會如此倒轉過來,變成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事情。她跟別人的病已經打了三十年的交道,其中足有二十年坐在x光螢幕前,看熒光屏上的映像,看底片上的攝影,看失神、哀告的眼睛裡的表情,對照化驗單和文獻資料,撰寫文章,跟同行辯論,與病人爭執——這隻會使她自己的經驗和逐步形成的觀點愈益明確,醫學理論愈益連貫。她考慮的是病原和病理、症狀、診斷、病程、治療、預防和預後,至於病人的抵抗、疑慮和恐懼,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人類弱點,也能引起醫生的同情,但在衡量各種治療方法的利弊時就完全等於零,在邏輯的平方中根本沒有它們的位置。
迄今為止,所有的人體結構都完全相同,跟標準解剖掛圖所顯示的一樣。生命過程的生理學和感覺的生理學也完全相同。正常的以及偏離正常的一切,都可以從權威的著作中找到合理的解釋。
忽然,在僅僅幾天的時間裡,她自己的身體竟從這個協調的系統中跌了出來,掉在堅硬的地上,變成一隻沒有任何防衛能力的口袋,裡邊盛滿了隨時都有可能疼得叫喊起來的器官。
在幾天的時間裡,一切都掉了個兒,她那依然是由充分了解的各個部分組成的機體,變得不可知而又令人恐懼了。
在她兒子還很小的時候,她曾同他一起看過圖畫:一些最普通的家用器具,如茶壺、湯匙、椅子,要是畫的角度比較特別,就會認不出來。
現在,她自己的病情以及她在治療中所處的新地位,對她來說正顯得這樣難以辨認。現在,在治療中她已不能成為明理的指導力量,而是成為百般抗拒的不明智的阻力。她在承認自己得病的一開始,就像一隻被軋死了的青蛙。與疾病相處的最初階段,她簡直無法忍受:世界來了個底朝天,世間事物的整個序列都顛倒了。人還沒有死,卻已不得不撇下丈夫、兒子、女兒、外孫和工作,而正是她在工作中所使用過的器械今後將接連用到她自己身上。她不得不在一天之內放棄構成她生活內容的一切,然後還得像一個蒼白的幽靈似的忍受若干時間的折磨,對自己將是徹底完蛋還是重返人間,久久不得而知。
在她的一生中,似乎不曾有過任何歡樂和喜慶日子,有的只是工作和焦慮;然而,回顧起來,這段生活竟是如此美好,如今簡直難以同它分離,甚至想痛哭一場!
這個星期日對於她已不成其為星期日了,她整天都在使自己的內心為第二天的x光檢查作好準備。
星期一,根據事先的約定,九點三刻的時候,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同薇拉·漢加爾特以及一位住院醫師一起在x光室內熄了燈,開始讓自己在黑暗中先適應一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脫去了外衣,走到螢幕後面去。從女護理員手中接過第一杯鋇餐時,她沒有接穩,灑了一些出來:原來,她那曾經戴著膠皮手套在這裡堅毅有力地按過不知多少病人腹部的手,竟在發顫。
她所知道的一切方法都在她自己身上被重複使用:捫觸,按壓,轉側,舉手,呼吸。接著,他們把支架放低,叫她躺下,從不同的角度給她拍了片子。然後需要有一定的時間,讓造影劑沿著食道繼續擴散,而x光裝置不應空等,所以住院醫師就讓自己的幾名定期照光的病人進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甚至還坐起來想幫她一下,但由於思想無法集中,也就沒能幫成。隨後,又輪到她到螢幕後面去,吃鋇餐和躺下拍片子。
檢查並不是在通常那種肅靜的工作氣氛中進行,間或由醫生髮出簡短的指示。其間,奧列先科夫不斷地說著笑話,時而跟兩個年輕的助手,時而跟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打趣,時而拿自己開心。他談到自己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怎樣因鬧事而被攆出劇院。當時,年輕的莫斯科藝術劇院正在首次公演《黑暗勢力》,扮演阿基姆的那個演員擤鼻涕以及捯開包腳布的動作做得如此逼真,以致多爾米東特和他的一位朋友噓了起來。他說,從那時起,每次到莫斯科藝術劇院,總擔心被認出來而被攆走。大家也都儘量多說話,免得在這種無聲的透視檢查之間的空隙出現令人壓抑的場面。不過,東佐娃能清楚地聽出,漢加爾特說話有點勉強、乾巴,對薇加她可是十分了解的!
然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豈不正是希望這樣!她抹了抹吃過鋇餐乳酪的嘴,再次宣稱:
「不,病人不應當瞭解全部情況!我一向這樣認為,現在也是如此。等你們需要討論的時候,我就離開這個房間。」
他們接受了這樣的安排,於是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走了出去,試圖找點事情做。她一會兒給放射科實驗員當幫手,一會兒又幫助整理病歷,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今天她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不一會兒,裡邊又叫她了,於是她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走進去,希望他們以令人高興的訊息迎接她,希望薇拉·漢加爾特會如釋重負地擁抱她和祝賀她。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發生,而只是又按照指示轉動身體,接受檢查。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在對每一項這樣的指示照辦的同時,又不能不加以思考,不能不試圖作出解釋。
「根據你們的檢查方法我就知道你們在我身上尋找什麼!」她終於忍不住說了出來。
她是這樣理解的:他們懷疑她的腫瘤不是在胃本身,也不在幽門,而是在賁門那裡,——這是最麻煩的部位,因為動起手術來需要部分開啟胸腔。
「喏,柳多奇卡,」黑暗中響起了奧列先科夫渾厚的低音,「是您自己要求作早期診斷的,現在您又覺得我們的檢查方法不對頭!要是您願意的話,咱們就等上三個月,那時我們很快就會把結果告訴您,您說好不好?」
「不必等啦,謝謝您提出的等三個月的建議!」
下班前,主要的x光大片子已沖洗了出來,她也不願看。她失去了平時那種男子漢式的果斷動作,軟癱在椅子上,處在一盞明亮的燈下,等著聽奧列先科夫的總結髮言——聽他的發言、決定,而不是聽診斷!
「好吧,是這麼回事,尊敬的同行,您聽著,」奧列先科夫善意地拖長了聲調,「幾位權威人士的意見是不一致的。」
而他的眼睛卻從緊蹙著的眉毛下面注視著東佐娃惶惑不安的神情。他本以為,意志堅定的東佐娃會在這場考驗中顯示出更大的毅力。豈知她的軟弱出乎意料,這就再一次證明奧列先科夫的見解是有道理的:現代人在死亡面前束手無策,拿不出任何武器去對付死亡。
「那麼誰的意見最為悲觀?」東佐娃勉強微微一笑。
(她心裡希望不是他!)
奧列先科夫兩手一攤:
「持悲觀看法的是您的女兒們!瞧,您是怎麼培養她們的。而我對您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過這是一種充滿了善意的表情。
漢加爾特坐在那裡,面色蒼白,彷彿在等候決定她自己命運的結論。
「好吧,那就謝謝了,」東佐娃覺得稍微輕鬆了些,「而現在……該怎麼辦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們在稍事喘息之後等著聽她的結論,而這結論始終建立在理智、資料的基礎之上,這是按邏輯推斷出來、經過反覆驗證的結論。然而,這片刻的喘息實際上掩藏著多少恐懼啊!
「是啊,有什麼辦法呢,柳多奇卡,」奧列先科夫聲音渾厚地說,給人以安慰,「須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無疑問,我們馬上會把您連同可供參考的診斷意見書轉給外科醫生去處理,他們就會把您身上某個地方切開,順便帶走點什麼。有那麼一些蠢才,他們不從腹腔裡帶走什麼紀念品是不肯罷休的。不過,切開以後,誰的意見正確倒也就清楚了,但您畢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x光放射學研究所裡有我們的連諾奇卡,還有謝廖沙。因此,我們才這樣決定:您去那裡一趟,怎麼樣?……嗯?讓他們看看我們所提供的書面意見,他們自己再給您檢查一下。這樣也就可以集思廣益。如果需要開刀,在那裡開刀也比較好。總的來說,那裡的一切條件都比較好,您說呢?」
(他說的是「如果需要開刀」,這意思是不是也許不必開刀?……還是相反,更糟些……連開刀也……用不著了……)
「這麼說,」東佐娃明白了,「手術很複雜,你們不敢在這裡做,對嗎?」
「不,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奧列先科夫臉色沉了下來,一口否認,「請不要在我的話裡尋找別的意思。我們無非是想為您……這該怎麼說呢?……為您找找門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喏,」他向桌上一擺腦袋,「拿x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這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過來進行分析。
「不,不,」東佐娃堅持不去接觸x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他們徵求了院長的意見。東佐娃到共和國衛生部去了一趟。不知為什麼那裡一點也沒有耽擱,馬上就批准了,給她開了介紹信。這樣一來,在她工作了二十年的這個城市裡,事實上已不再有什麼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隱瞞自己的病痛時,東佐娃明確知道:只要向一個人說穿,事情就會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會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紐帶,甚至不是在幾天之內,而是在幾小時之內就斷裂了。作為醫院裡和家裡的頂樑柱,她現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們是如此依戀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穩!
現在還有什麼好磨蹭的?就在那一個星期三,她跟即將代理放射科主任職務的漢加爾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後一次巡診。
她們這次巡診是從早晨開始的,一直持續到臨近吃午飯的時候。儘管東佐娃很信得過薇羅奇卡·漢加爾特,漢加爾特對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況也像東佐娃一樣熟悉,但當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開始從一張張病床旁邊走的時候,儘管已意識到自己在一個月之內不可能回來看他們,說不定永遠也回不來了,但幾天來她第一次頭腦清醒,也變得堅強了些。她恢復了考慮問題的興趣和能力。早晨,她本來打算儘快移交工作,儘快簽署最後幾份材料,然後就回家去收拾行裝——這一設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習慣於以一個領導者的身份親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給每一個病人至少作出一個月的預測:看病情將會怎樣發展,治療過程中需要採用哪些新的方法,會不會出現採取異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則她是不會從那個病人的床前離開的。她幾乎跟先前一樣從這個病房巡診到那個病房——這是她最近幾天身處旋渦以來懷著輕鬆的心情所度過的最初幾個小時。
她對自己的不幸已經習慣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種被剝奪了醫生權利的感覺,好像做了什麼不可原諒的錯事而被取消了資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佈。她給病人聽診,開藥方,髮指示,用想象中的先知那種眼神觀察病人,其實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慄,因為她再沒有資格判斷別人的生死了,因為再過幾天她也將同樣可憐巴巴、蠢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儀容,一心等著聽資格更老而經驗更豐富的專家說些什麼,還會擔心疼痛發作,說不定還會懊悔住進了那所醫院,也有可能會懷疑對自己的治療不那麼對頭。而且,還會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的嚮往那種脫去病號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權利。
一切湧上了心頭,畢竟有礙於她像平時那樣有條不紊地思考問題。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憂心忡忡地接過這副擔子,她實在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是的,她根本不願意這樣。
對薇加來說,「媽媽」這個稱呼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薇加是三人當中對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觀診斷的一個,她預料這位「媽媽」將不得不接受一次大傷元氣的手術,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體力的東佐娃,可能禁不起這樣的手術。今天,薇加同她並肩而行的時候,心裡就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了,而她自己還得在這些病床之間巡診好多年,每天都會懷著沉痛的心情懷念那個把她培養成醫生的人。
這時,她用一個指頭把淚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確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情況,儘量不要漏提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因為這五十條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壓到了她的肩上,今後也就唯她是問了。
就這樣,她們的巡診在憂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況下持續了半天。她們先巡視女病房,隨後把樓梯平臺上和走廊裡的病人一一看過。不用說,在西布加托夫床邊停留的時間比較長。
她們在這個安靜的韃靼人身上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隻贏得幾個月的拖延罷了,何況這幾個月也無非是在光線暗淡、空氣不好的穿堂角落裡苟延殘喘。骶骨已支撐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兩隻有力的手從後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態;他唯一的活動就是到鄰近的病房去坐一會,聽聽人家談些什麼;他呼吸的空氣,都是從老遠的一扇通風小窗裡透過來的;頭頂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個天空。
除了接受規定的治療、聽女護理員們吵嘴、吃醫院裡的病號飯以及玩多米諾骨牌外,他生活中沒有其他的內容,然而,哪怕就因為能過上這樣一種可憐的生活,儘管背上還有癒合不起來的傷口,每次醫生來巡診時,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還是閃爍著感激的目光。
這時東佐娃心想,如果拋棄自己通常的尺度,而採用西布加托夫的標準,那麼,她還算得上一個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從哪兒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後一天上班了。
他們默然相對,什麼話也沒說,猶如即將被勝利者的鞭子驅散到天南地北的兩個已被打敗、但仍然忠於誓約的盟友。
「你是知道的,沙拉夫,」東佐娃的眼睛彷彿在說,「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負了傷,自己也要倒下了。」
「這我知道,母親,」韃靼人的眼睛在回答,「對我來說,即使是生我的人也沒有你的恩情大,可是我卻無法搭救你。」
對艾哈邁佔的治療取得了出色的成功:他的病沒有被耽誤,一切都是準確遵循理論辦的,結果也同理論完全吻合。統計了他接受照射的劑量之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對他宣佈:
「你可以出院了!」
這事應該一早通知,好讓護士長早點知道,他的衣服也就來得及從存放處取出來了。但即使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丟掉柺杖的艾哈邁佔也急匆匆地跑下樓去找米塔。現在,要他在這裡多留一個晚上,他是受不了的——這個晚上朋友們在老城等他。
瓦季姆也知道,東佐娃在移交放射科的工作,即將到莫斯科去。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昨天晚上媽媽拍來兩封電報——一封拍給他,另一封拍給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告訴他倆,膠體金已發往他們醫院。瓦季姆立刻一瘸一拐地到樓下去;東佐娃到衛生部去了,但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已經看到電報,她向瓦季姆表示祝賀,並當即介紹他認識放射技師埃拉·拉法伊洛夫娜,這位技師將負責瓦季姆的治療過程,只等膠體金送到他們的放射治療室了。就在這個時候,神色沮喪的東佐娃回來了,她看了電報,透過自己那茫然的表情也盡力打起精神來向瓦季姆點頭致意。
昨天瓦季姆無比高興,連覺都睡不著,但是今天早晨他又產生了另一種想法:這膠體金究竟什麼時候能送到?要是東西直接交到媽媽手裡的話,它今天上午就已經會在這裡了。可在運輸途中要不要三天時間?還是要一星期?當醫生們走到他床前時,瓦季姆一開始就向他們提這個問題。
「要不了幾天,當然要不了幾天。」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對他說。
[但她心中明白,這所謂幾天真是天曉得。她知道發生過這樣的事:莫斯科一研究所要把另一種製劑寄給梁贊腫瘤醫院,可是粗心的姑娘把地址錯寫成「喀山」腫瘤醫院,而部裡(這種事不經部裡審批是絕對不行的)又錯看成「哈薩克」腫瘤醫院,於是那東西就被髮到阿拉木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