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列先科夫醫生已在世上度過七十五個年頭了，給人治了半個世紀的病，未能掙得一座磚瓦樓房，但畢竟買了一所帶小花園的木頭平房。那還是20年代的事情。從那時起他就住在那裡。這所房屋坐落在一條靜謐的街上，這條街不但有開闊的林陰道式的街心花園，還有寬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相隔足有十五米之遠。便道上排列著還是上一世紀就栽植起來的一株株粗幹大樹，到了夏天，樹頂連線成蔽日的綠蓋，每棵樹幹下面的土都被翻鬆，收拾得乾淨齊整，並用鐵柵圍了起來。盛暑中，人們走在那裡，不會覺得烈日炎炎，便道旁邊鋪瓦的水渠中流動著清涼的灌溉渠水。這條穹頂覆蓋的街道環繞著本城建築最好、市容最漂亮的一個地區，街道本身也成為最美的點綴之一。（不過，市蘇維埃裡有人在嘀咕，說這些平房零落分散，很不緊湊，裝置各種裝置費用太貴，不如把它們統統拆除，另建五層樓的住宅。）

公共汽車並不挨近奧列先科夫的住處停靠，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這是一個十分暖和、乾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暗下來，還看得見那些或多或少地披著柔嫩綠絨的樹木在準備過夜，而狀似蠟燭的白楊還一點也沒有綠意。但是東佐娃只瞧著腳下，不往上看。這一年的春天並無歡樂可言，一切都是受制約的，很難預料這些樹木長滿綠葉、待到秋天變黃和脫落的時候，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會怎樣。過去她也是那麼忙得沒工夫停下腳步，昂起頭來，眯著眼睛仔細看上一眼。

奧列先科夫的房屋有並排的兩扇門：一扇是便門，另一扇是帶銅把手的老式正門，鑲著凸起的門心板。在這種房子裡，類似的年頭已久的大門通常都被釘死，必須經便門出入。然而，這裡門前的兩級石磴並沒長出蕪草和青苔，鐫刻著手寫斜體「多·吉·奧列先科夫醫生」字樣的銅牌依然被擦得鋥亮。碗狀的電鈴也沒有棄置不用的樣子。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按了按那個電鈴。傳來了一陣腳步聲，奧列先科夫親自來開門了，他身穿一套當年屬於上等料子的咖啡色舊西裝，襯衫領子敞著。

「噢，是柳多奇卡，」他只是微微抬起了嘴角，但這在他來說，已意味著是最顯著的微笑了，「我正在等您。請進。我很高興。高興，儘管又不高興。您來見我這老頭子，恐怕不會有什麼好訊息。」

東佐娃曾給他打過電話，請求允許前來見他。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情在電話中全部講出來，但這樣做似乎不大禮貌。此刻她懷著歉意向他解釋，說前來看他不見得有什麼壞訊息。其時奧列先科夫正忙著幫她脫大衣，不讓她自己動手。

「讓我來幫您，我還沒有衰老不堪！」

他把她的大衣掛在為許多來訪者備著的深色拋光長衣帽架上，帶領她沿著漆得光滑的地板往裡走。他們沿著走廊從這所房子最好、最亮堂的一個房間門前經過（這個房間裡邊放著一架大鋼琴，譜架豎起，樂譜翻開，給人一種歡快的感覺，這是奧列先科夫的大孫女住的）；穿過飯廳（它那朝向院子的窗戶被此時還光禿禿的葡萄藤掩映著，室內有一臺很值錢的收音電唱兩用機）；來到四壁全都圍著書架、裡邊擺著一張笨重的老式寫字檯、一張舊沙發和幾把舒適圈椅的書房。

「據我看，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東佐娃眯縫著眼睛環視四周，「您的書比以前更多了。」

「沒，沒多，」奧列先科夫稍微搖了搖他那像是金屬澆鑄的大腦袋，「不過，前不久我確實買了大約二十本，而您知道我是從誰手裡買來的嗎？」他微微現出欣喜的神色，「是從阿茲納切耶夫那裡買來的。他退休了，您瞧，已經滿六十歲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發現他根本不願當放射科專家，不願再跟醫學多打一天交道，原來他從內心裡喜歡養蜜蜂，今後將把全副精力放在養蜂上。怎麼會是這樣的呢？既然你喜歡養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華耗費在別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兒？」他問頭髮有點花白、上了年紀的東佐娃。接著就自己代她作出了決定：「瞧，坐在這把圈椅裡您會感到很舒適。」

「我並不打算在這兒待多久，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一會兒就走。」東佐娃嘴上這樣說，但已深深地坐進那把柔軟的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可說是確信待會兒在這裡作出的決定必定是上策。經常性負責的重擔，作為一個頭頭的重擔，必須為自己的生活作出選擇的重擔——這一切還在走廊裡的衣帽架旁就已經從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這把圈椅裡的時候，就徹底被丟在腦後了。她懷著輕鬆的心情緩緩地環視這間她所熟悉的書房，看到屋角一隻舊的大理石洗手盆而深受感動，那不是新式的盥水盆，而是下面放著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來，非常清潔。

她直接望了望奧列先科夫，心裡很高興，因為他還健在，會替她分擔一切憂愁。奧列先科夫還站著。他站得筆直，沒有一點腰彎背駝的傾向，肩膀和頭部的姿勢還是顯得那樣硬朗。他看上去永遠是那麼信心十足，彷彿他的使命就是給別人治病，而自己絕對不會生病。從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綹修剪齊整的疏朗銀鬚。他還沒有謝頂，甚至鬚眉也未全白，分梳兩邊的頭髮還算光滑，這些年來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他的臉屬於不為任何感情動容的一種型別，五官始終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過微乎其微的位置變動顯示出感情起伏的整個幅度。

「對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這寫字檯前。不要把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過我是在這個地方坐慣了。」

要是沒有坐慣，才是不可思議的！當年幾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這間書房裡來，後來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還有；他們有時會在這裡坐上很久，跟醫生進行有關前途命運的痛苦交談。在這種迂迴曲折的談話過程中，不知為什麼可以使你終生難忘鋪在深褐色橡木邊框中央的綠色臺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紙木刀，或一根醫用的鍍鎳金屬棒（用於檢查咽喉）、一隻帶銅蓋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卻了的、顏色深得像波爾多葡萄酒的濃茶。醫生坐在自己的寫字檯前，有時需要讓病人擺脫他的視線而稍加思考，就站起來向洗手盆或書架那邊走去。一般說來，奧列先科夫醫生的一雙始終聚精會神的眼睛非必要時從不把視線移開去看旁邊，從不垂向桌上的檔案，它們從不浪費準備用於觀察病人或交談者的每一分鐘。這雙眼睛是主要的儀器，奧列先科夫醫生就是通過這雙眼睛瞭解病人和學生的情況，並把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傳達給他們的。

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一生受過許多迫害：1902年因參加革命活動（當時他同其他幾個大學生一起坐過一個星期的班房）；後來因為他那已經去世了的父親是個神甫；後來又因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當過沙皇軍隊的旅軍醫，而且不僅僅是個軍醫，據證人肯定，在那個團倉皇潰退的時刻，他曾躍上戰馬，扭轉敗局，率領那個團重新投入這場帝國主義大混戰，與德國工人為敵。然而，在所有這些迫害之中奧列先科夫遭到持續最久、最難忍受的迫害，卻是因為他堅持私人開業行醫的權利，而這項職業處處被禁，愈禁愈嚴，被認為是個人發財致富的來源，是非勞動行業，無時無處不在滋生著資產階級。有好幾年他不得不摘下行醫的招牌，不管登門求醫的人如何懇求，不管病情多麼嚴重，一律將他們拒之門外，因為鄰近已被安插了自願的或受僱的財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難免會說出去——這可能導致醫生喪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業中偏偏最珍視私人行醫的權利。要是門上缺少這塊鐫字的銅牌，他就像冒名頂替似的過著不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絕不謀取副博士或博士學位的原則，說學位絲毫不能證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醫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會感到拘束；把時間花在寫學位論文上，還不如多研究一種學派的理論為好。單是在本地的醫學院裡，三十年來奧列先科夫就先後在內科、小兒科、外科、泌尿科、傳染病科乃至眼科工作過，只是在這之後他才成為放射科專家和腫瘤學專家。對於「功勳科學家」，他頂多通過嘴唇一毫米的撇動來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說，如果在這個人還活著的時候就授予他什麼傢什麼家的稱號，而且還要冠之以「功勳」二字，那麼此人也就完了，因為榮譽會妨礙醫生治病，就像華麗的服裝妨礙行動一樣。「功勳科學家」不論走到哪裡，總是跟著一幫子人；他被剝奪了犯錯誤的權利，被剝奪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利；他會變得自滿、萎靡不振或落後於時代，並千方百計掩飾這一點，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著從他那裡看到奇蹟。

所以，這一切奧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門上釘一塊銅牌，裝一隻路人夠得著的門鈴。

不管怎麼說，命運的安排使奧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當地一主要領導人的一個垂死的兒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領導人，雖然不是那位領導人，但也是位要人。還有幾次救了幾個顯要家族的成員。這一切都發生在本市，因為他從來不去外地。就這樣，奧列先科夫醫生在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中間確立了聲望，他的周圍也就出現了一種保護性的光輪。也許，在純粹是俄羅斯人的城市裡，這對他仍然無濟於事，但在比較好說話的東方城市裡，人們善於對他重新掛牌、接診病人的事視而不見。戰後他已經不在任何地方擔任固定的工作職務了，但卻給好幾所醫院當過顧問，出席過一些學會的學術會議。就這樣，從六十五歲起，他就不受阻礙地過著自己認為一個醫生應該過的那種正常生活。

「是這麼回事，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是來求您幫忙：您能不能到我們那兒去，檢查一下我的腸胃道？……哪一天對您方便，我們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發灰，聲音微弱。奧列先科夫以平穩、凝神的目光望著她。

「沒有問題，我們就定個日子吧。不過，您還是先把症狀說給我聽聽。不妨也談談您自己的想法。」

「症狀我這會兒就告訴您。至於我自己的想法，該怎麼說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說，這件事我想的實在是太多了，夜裡睡不著覺，要是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就好了！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決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麼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動手術，最好不要讓我知道診斷意見，免得開刀的時候我胡思亂想：‘他們現在大概在做什麼？此刻正在往外掏什麼呢？’您理解嗎？」

不知是由於圈椅太大，還是由於她的肩膀完全放鬆了的緣故，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個身軀高大的女人。她縮小了。

「理解倒是能夠理解，柳多奇卡，但我並不覺得有那麼嚴重。您幹嗎一下子就談到動手術？」

「應當對什麼都有思想準備……」

「那您為什麼不早點來？您應該懂得的……」

「事情就是這樣，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東佐娃嘆了口氣，「生活讓人忙得團團轉。當然，應該早點來……不過，我這還不算來得太晚，您別這樣想！」她又恢復了那種急切爽快的作風，「但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個腫瘤病醫生，對於一切情況都一清二楚，能夠想象繼發現象、後果和併發症是怎樣的情況，可為什麼腫瘤病卻偏偏降臨到我自己身上？……」

「這沒有什麼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渾厚、富有節奏感的話語聲很有說服力，「相反，這從最高層次上來說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專業範疇的病——這對醫生來說是一次真正的考驗。」

（這怎麼能談得上公平？要什麼真正的考驗？他這樣考慮問題，無非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得過病。）

「您記得那個護士帕尼婭·費奧多羅娃嗎？她常說：‘哦，我對病人怎麼變得不體貼了？看來我自己又該去住一陣醫院了。’……」

「我從未想到過，自己會這樣難過！」東佐娃把手指互相握得關節直響。

不管怎麼說，此時此刻她還是比最近一個時期減輕了一些焦慮。

「那您說說您覺得自己身上有什麼症狀？」

她開始述說，起先只是說個大概，可是奧列先科夫硬要她說得越詳細越好。

「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根本不想佔去您整個星期六晚上的時間！既然您反正要去給我作x光檢查……」

「我是個什麼樣的異教徒，難道您還不知道？在使用x光機之前我豈不工作了二十年？什麼樣的診斷沒有做出來！道理很簡單：任何一種症狀都不能忽視，因為一切症狀的出現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這樣的診斷，親愛的，使所有的症狀都能得到解釋——不錯，正是這樣！使用x光機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計時器一樣，只要有它們幫忙，你就完全丟了憑目力判斷曝光度或憑感覺估計時間的本領。一旦沒有這些東西，你也很快就能適應。對醫生來說困難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輕鬆了些，少做一些檢查。」

於是東佐娃開始敘述，把各種症狀加以分門別類，儘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診斷的細節（儘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細微之處，想聽到他說：「這算不了什麼，柳多奇卡，沒什麼了不起。」），她還談到血液的情況，說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標偏高。奧列先科夫仔細聽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幾個問題。在聽的過程中，有時他點點頭，似乎表示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尋常現象，但終究沒說「這沒什麼了不起」。東佐娃腦子裡一閃：就實質來說，他大概已經作出了診斷，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問他，不必等到x光透視那天。但是，此刻馬上直接問他，且不管正確與否，直接瞭解答案——這是很可怕的。無論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幾天緩衝一下！

他們在學術性會議上見面時的交談是多麼親切啊！然而現在她前來像承認罪行似的說出自己的病情，維繫在他們之間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斷了！不，不是平等——在他們師生之間從來就不存在平等，現在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通過這番自述，她把自己從高貴的醫生階層排除出來，轉而列入納貢求靠的病人階層。誠然，奧列先科夫沒有提出馬上就捫觸病痛的部位，他還是那樣繼續把她當做客人與之交談。他似乎是在建議她同時處在兩個階層，可是她精神上已經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種鎮定了。

「說實在的，薇羅奇卡·漢加爾特現在的診斷水平，已足以使我信得過她，」東佐娃說話還是那樣急切，一句接一句，這是一向排得很緊的工作日使她養成的習慣，「不過，既然有您在，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決定……」

奧列先科夫還是那麼凝視著她。此時東佐娃雖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經有兩年工夫注意到奧列先科夫專注的目光中經常閃現出一種被擯棄的神情。這神情是在他老伴死後出現的。

「喏，要是確有必要……就病休一個時期，好不好？就是說，讓薇羅奇卡頂替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個時期」！他使用了最溫和的措辭！但，這意味著她的病並不是小事一樁？……）

「行。她已經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奧列先科夫點了點頭，捋了捋一綹疏朗的銀鬚：

「成熟倒是成熟了，可是結婚了沒有呢？……」

東佐娃搖了搖頭。

「我的孫女兒也是這樣，」奧列先科夫毫無必要地壓低了嗓門，「怎麼也找不到合意的人。真不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