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薩諾夫接受全劑量的反應如何，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幾次，就連下班之後也沒有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順序由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話，她就用不著去那麼多次了，可是奧林皮阿達還是被調去參加工會司庫的學習班，今天值班替換她的是圖爾貢，而圖爾貢這個人是很不可靠的。

魯薩諾夫接受注射之後很不好受，但還沒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過針之後就讓他服了安眠藥，他雖然沒有醒過，但老是翻身、扭動和呻吟。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會兒，對他進行觀察，聽聽他脈搏的跳動。他有時蜷縮著身子，有時又伸直兩腿。他的臉已變得通紅，汗涔涔的。他的這個不戴眼鏡而又擱在枕頭上的腦袋，已不再顯得那麼官氣十足。禿頂上所剩無幾的稀疏白髮緊緊地貼在顱頂上。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到病房裡去的次數雖多，但她同時也兼顧別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認為是病房裡的組長，這個職務雖然有名無實，但總得有人擔任。所以，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離開魯薩諾夫的病床轉向鄰近一位病號的時候宣佈說：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今天起您擔任病房裡的組長。」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報紙的（漢加爾特已是第二次進來，而他仍在看報）。漢加爾特總是無法預料他會作出什麼奇怪的反應，所以說這句話時臉上還帶著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釋，她自己也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視線離開報紙，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該怎樣表示對醫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兩條長腿。他態度非常友好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讓我在道義上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任何一個當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錯誤，而且有時還會權迷心竅。因此，經過多年的反覆思考，我發誓不再擔任什麼行政職務。」

「那就是說，您曾經擔任過，對嗎？而且，職務還挺高，是吧？」她也善於以開玩笑的口吻跟他談話。

「最高職務是副排長，不過實際上職務還高些。我們的排長因為實在遲鈍和無能被送去進修，進修出來之後至少得當個炮兵連長，但不再回到我們炮兵營。而上面派來接替他的另一位軍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裡去了。我們的營長對此並不反對，因為我是個挺棒的測繪兵，小夥子們也都聽我的。這樣，我雖然只有上士軍銜，卻擔任了兩年代理排長——從葉列茨直打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順便說一句，不管有多麼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

他雖然把兩條腿屈了起來，但畢竟不大禮貌，所以還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漢加爾特在聽他講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微笑始終沒有從臉上消失，「既然是這樣，您何必推辭呢？如今這差使也會使您滿意的。」

「這真是妙不可言的邏輯！——會使我滿意！而民主呢？您豈不是在踐踏民主原則：病房的人又沒選我，選舉人連我的履歷也不知道……順便說說，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說說吧。」

她照例說話聲音不大，他也把聲音壓低，讓她一個人聽見。魯薩諾夫在睡覺，扎齊爾科繼續看書，波杜耶夫的床位空著，幾乎沒有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說來話長啊。況且，我坐著而您站著，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這樣跟女同志談話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這會兒我像士兵那樣站起來在通道上立正，那就會顯得更蠢。您還是在我的床邊坐下吧。請！」

「其實，我倒是該走了。」她說，不過，還是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您瞧，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過的苦頭，大多是由於熱衷於民主。我曾企圖在部隊裡樹立民主作風，就是說，允許大家議論。結果，1939年沒選送我進軍官學校，繼續讓我留下當兵。1940年總算到了軍官學校，可是在那裡由於頂撞領導而被清除了出來。直到1941年才勉強畢業於遠東的一個軍士訓練學校。說心裡話，我沒當上軍官可真感到懊喪，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軍官。年輕的時候這樣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難受。不過，我還是把公道看得高於一切。」

「有一個跟我很接近的人，」漢加爾特眼睛望著被子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遭遇：很有才能，卻始終是普遍一兵。」短暫的停頓、瞬間的沉默掠過他們的腦海，她抬起了眼睛。「不過，您直到今天還是像從前那樣。」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還是普通一兵？」

「很會頂撞人。比方說，您跟醫生談話的一貫態度怎樣？特別是跟我。」

正如薇拉·漢加爾特所有的談話和動作，她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嚴厲的，但她的嚴厲十分奇特，可說是整個兒洋溢著一種和諧的美。

「我頂撞您？我跟您談話可是畢恭畢敬的。您大概還不知道，這是我最禮貌的談話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為您無法想象我當時的處境有多麼困難。我幾乎是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放我出州境。我來到這裡，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只得把氈靴夾在腋下，要知道，我們那邊已經是相當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簡直可以擰出水來。我把氈靴放在行李寄存處，坐上了電車去老城，那裡我有一個地址，還是在前線時我手下的一個士兵留給的。當時天已經黑了，全車的人都勸我不要去，說是會被人殺了的！1953年大赦之後，所有的流氓和騙子都放了出來，從此再也逮不住他們了。而我對於那個士兵是不是還在那裡，心裡也沒有把握，至於那條街在什麼地方，誰也說不上來。於是我就去找旅館。有些旅館的前廳那麼漂亮，我這雙腳走進去自己都會感到難為情。有幾處甚至有地方住，可是隻要見到我遞過去的不是身份證，而是流放證明，馬上就回答說：‘不行！不行！’唉，有什麼辦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願，可為什麼要像條狗似的死在籬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對他們說：‘聽著，我是屬於你們管的。你們就安排我過夜好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裡檢查證件。’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先是排隊。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於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著氈靴。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十個盧布。那邊還有一千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論走到哪兒，都得揹著自己的行李袋。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做抵押，並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這幾個字。於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嗬，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蹟！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成了《阿古-瓦雷》。」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著連連搖頭。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讚賞的，非常讚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佔不到。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只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只得等幾天了。’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採用勞改營裡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態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三十一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二十三歲的卓婭還年輕？不是由於面貌，而是由於靦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只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據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著他，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麼不友好，那麼粗野。誠然，他目光陰鬱，性情暴躁，但他善於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態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確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種態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種態度對待你。

「關於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制度的前所未有的破壞？」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裡，也有放風的規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們總不能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吧？」

的確，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著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裡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號長衫，這種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號；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摺從腹部趕向兩側，但長衫的下襬還是常常被扯開。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髮蓬亂，邁著堅定的大步，眼睛望著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他總是揹著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幾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摩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麼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氣，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口氣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手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絕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間裡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著靴子。」

「可是在林陰小路上呢？」

「在那裡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裡的！如果您願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難道寫告密信這種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幹嗎要塗口紅？這隻能使她顯得俗氣，破壞了她的清秀。他嘆了口氣：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麼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古羅馬人說：testisunus-testls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可是到了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她移開了視線。這種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那麼您打算把它們藏到哪裡去呢？」

「靴子嗎？辦法有好幾十種，要看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沒生火的爐子裡去，可以用繩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讓人沒法不笑，也讓人沒法不相信他真的能矇混過去。

「不過，頭一天您是怎麼耍了花招沒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這可太簡單了，在換衣服的那間小屋裡，我把靴子放在門的背後。護理員把其餘的東西統統塞進一個帶號牌的口袋裡拿到中心保管處去了。我從浴室裡出來，用報紙把靴子一裹，也就帶進來了。」

他們這已經是在東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時間她為什麼坐在這裡閒聊呢？魯薩諾夫睡得很不安穩，直出汗，但總算是睡著了，沒出現嘔吐。漢加爾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脈，正要離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又回過頭來對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您還沒得到補充營養嗎？」

「根本沒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著她看。

「那就從明天開始。每天兩隻雞蛋、兩杯牛奶和五十克黃油。」

「什——什麼？不會是我聽錯了吧？要知道，一生中從來沒給我吃過這麼好的伙食！……不過，您知道，這倒也公平。不消說，我是連病假補貼也得不到的。」

「這怎麼會呢？」

「很簡單。因為我加入工會的時間還不滿六個月。我也就什麼權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麼弄成了這樣呢？」

「是啊，我已經沒有這種生活習慣了。當初我到了流放地，豈不應該想到儘快加入工會！」

從一方面來說，這人是那麼機靈，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又是那麼沒有適應能力。這份補充營養還是漢加爾特為他爭取的，費了好大的力氣，很不容易爭取到的……不過她該走了，這樣談下去是能談一整天的。

她已經快走到門口了，聽見科斯托格洛托夫帶著譏諷的口氣喊道：

「等一等，您是不是在籠絡我這個病房小組長？要是我上任的頭一天就落得貪贓受賄，我就會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

漢加爾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過午飯之後，她必然還得去看一下魯薩諾夫。這時她已得悉，院長查病房的時間就定在明天。這樣，病房裡就又多出來一件事情要做——檢查病人的床頭櫃，因為尼扎穆特丁·巴赫拉摩維奇特別注意床頭櫃，不許裡面有糕點碎屑和過多的食品，最好是除了發給的麵包和白糖以外，什麼也沒有。他還檢查衛生，連最細心的女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來。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登上二樓，首先昂起頭來察看天花板和櫃子上面。她好像看見西布加托夫病床上方的角落裡有蜘蛛網（外面，太陽露出了臉兒，樓內更亮些了）。漢加爾特把護理員叫來（正好是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值班，不知為什麼所有的麻煩事兒總是落到她的身上），告訴她明天要檢查衛生，而現在應該怎樣打掃和洗刷，還指給她看那張蜘蛛網。

伊麗莎白·阿納託利耶夫娜從長衫裡邊掏出眼鏡來戴上，說：

「果然是，您說得一點不錯。真不像話！」她摘下眼鏡就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掃衛生時從來不戴眼鏡。

接著，漢加爾特走進了男病房。魯薩諾夫還是那樣躺著，直出汗，但脈搏慢了下來，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了靴子和長衫，準備出去散步。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向全病房宣佈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診，請大家先把自己的床頭櫃整理一下，然後由她再進行檢查。

「我們先從小組長查起。」她說。

其實，也不必從小組長查起，可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偏偏向那個角落走去。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的整個身段，就像兩個頂點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三角形寬些，上面的三角形較窄。她的腰肢是那麼細，簡直能使兩手的十指對接起來，而且把她舉起。但科斯托格洛托夫並沒做出任何這類舉動，而只是樂呵呵地開啟了自己的床頭櫃讓她檢查：

「請吧。」

「噢，對不起，請讓我過去。」她一路擠過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一旁。她緊挨著床頭櫃坐到他的床沿上，並開始檢查。

她坐著，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的後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纖細線條，她的頭髮，顏色不深不淺，就那麼盤在腦後，沒有任何趕時髦的派頭。

不行，應當設法從這種情感的浪潮中擺脫出來，不能一遇到可愛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剛才她跟他在這裡坐了一會兒，聊了聊天兒，然後就走了，可他這幾個小時一直在想著她。可是她呢？晚上回到家裡，有丈夫擁抱她。

必須擺脫出來！但是，要想擺脫，又必須通過女人這條途徑，否則便不可能。

他站在那裡，直愣愣地望著她的後腦。她那長衫的後領豎了起來，形成一個尖頂小帽似的，於是一根圓鼓鼓的小骨頭——脊椎骨最上面的一節顯露了出來。真想用手指去撫摩一下。

「不用說，這床頭櫃是醫院裡最邋遢的一隻，」其時漢加爾特正在評論，「麵包屑、油紙，還有馬合煙、書和手套。您怎麼不害臊呢？您今天就得把這些東西統統收拾乾淨。」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著她的脖頸，一聲不吭。

她拉開床頭櫃上端的那隻小抽屜，即刻在其他零星小東西中間發現一隻盛有約四十毫升褐色液體的小瓶。瓶口塞得很緊，旁邊有一隻好像旅行時攜帶的塑膠小杯子，還有一支滴管。

「這是什麼？藥嗎？」

科斯托格洛托夫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

「是些沒什麼用的東西。」

「這是什麼藥？我們沒給過您這種東西。」

「那又怎麼了，難道我不能自備一點藥嗎？」

「只要您住在我們醫院裡，而且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當然就不能有自備藥品！」

「喏，是我不好意思告訴您……這藥水是治雞眼的。」

然而，她把那隻沒貼標籤的小瓶子在手中轉來轉去，想開啟瓶塞嗅一嗅，這時科斯托格洛托夫馬上加以阻止。他把兩隻粗大的手掌一齊按在她的手上，並把她正要拔去瓶塞的那一隻手扳開了。

這種手與手的接觸，照例是談話的必然繼續……

「當心點，」他悄悄地提醒她，「這可需要有點學問。不能濺到手上，也不能嗅。」

說著也就很自然地把小瓶拿了過來。

這畢竟超出了一切兒戲的限度！

「這是什麼？」漢加爾特皺起了眉頭，「一種烈性藥劑，是嗎？」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身旁坐下，一本正經地悄聲說：

「一種很厲害的藥劑。這是伊塞克湖草根。無論是用它泡的藥水還是幹根，都嗅不得，所以塞得這麼緊。如果手接觸過這種草根，事後又沒把手洗乾淨，而且無意中碰到了舌頭上，那麼命也就沒了。」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感到後怕：

「那您要它幹什麼？」

「糟就糟在這裡，」科斯托格洛托夫嘀咕了起來，「被您發現了，我就有點麻煩。我該把它藏好……我是用它治病的，直到現在還在用呢。」

「僅僅是為了這個目的？」她審視著他。這會兒她的眼睛一點也不眯縫，此刻她是個醫生，僅僅是個醫生。

她雖然不失醫生的威嚴，但眼睛卻透出咖啡色的和悅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