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薩諾夫本來指望這次會見會使他精神上得到鼓勵，不料心裡反而更難受了，還不如卡芭別來。他扶著欄杆，搖搖晃晃順著樓梯往上走，身上愈來愈覺得發冷。卡芭穿著大衣不能送他上樓，因為一名女護理員專門站在那裡把守，對家屬擋駕，於是卡芭就遣使她把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送到病房，並把一袋食品帶去。坐在值班小桌旁的就是那個眼睛有點凸出的護土卓婭，不知為什麼魯薩諾夫第一天晚上就對她有了好感，現在卓婭坐在那裡，被一堆登記表擋著，正同沒有教養的「啃骨者」調情，沒把病人放在心上。魯薩諾夫向她要一點阿司匹林，她即刻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阿司匹林只在晚上才發。不過，她還是量了量他的體溫。隨後給他送來了一點藥。

不消說，床頭櫃裡的食品都換了新的。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躺了下來，正像他渴望的那樣，讓腫瘤貼在枕頭上（這裡有相當軟的枕頭，這一點出人意料，這就免得從自己家裡往這兒拿了），連頭帶腦地蒙了起來。

千頭萬緒像火一樣湧進他的腦海，如此翻騰、撞擊，使他身體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藥似的失去了知覺，他已聽不見病房裡的那些愚蠢的談話，感覺不到葉夫列姆的走動，雖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隨著葉夫列姆的腳步在顫動。他也看不見天已放晴，看不見太陽落山之前在什麼地方露出了臉兒，因為夕照不向著樓房的這一邊。時間的飛逝他也無所覺察。他一度睡著了，也許是因為吃了藥，後來醒了。醒來之後見電燈已經開亮，於是又睡著了。直到午夜時分，在晦暗和寂靜中他又醒來。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沒有了，起保護作用的一層霧幕已經消失。這時，恐懼馬上襲來，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攥愈緊。

千頭萬緒開始雲集和翻滾：在魯薩諾夫的腦海中，在房間裡以及更遠的黑暗空間裡。

這甚至不是什麼思緒，而只是他感到害怕罷了。很簡單，他就是感到害怕。他怕羅季切夫，說不定那人明天早晨就會衝破護士和護理員的一道道阻攔，闖進這裡來揍他。魯薩諾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審判，不是輿論的譴責，也不是出醜，而是捱揍。一生中他只捱過一次打，那是在學校裡他上六年級，也是念最後一年書的時候：傍晚，一幫人在校門口將他攔住了，不錯，誰也沒帶刀子，可是那無情的硬拳頭從四面八方襲來的這種可怕的感受，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如果我們最後一次看到某人是個青年，即使多年之後他已變成老頭兒死去，在我們的想象中死者依然是個青年。同樣，羅季切夫在事隔十八年之後歸來，想必已成了個殘廢，也許變成了聾子，也許得了佝僂病，但在魯薩諾夫的想象中現在他還是當年那個黝黑健壯的漢子，被捕之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在他們兩家合用的長陽臺上練啞鈴和壺鈴。他光著膀子在呼喚：

「帕什卡！你過來！喏，摸摸我的二頭肌。唉，別怕，使勁攥！現在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師該是什麼樣的！我們不是像愛德華·赫里斯託福羅維奇那樣的佝僂病患者，我們是全面發展的人。可你，瞧瞧，變得有點虛弱了，老坐在門上包皮革的辦公室裡你非枯乾了不可。到我們廠裡來吧，我把你安排到車間裡去，怎麼樣？你不願意？……嗬哈！……」

他爽朗地笑了起來，隨即去洗臉擦身，邊走邊哼：

我們是打鐵的，

我們富有朝氣。

此時，在魯薩諾夫的想象中，正是這個健壯的人揮動著拳頭闖進病房裡來。而他卻無法擺脫這個虛幻的形象。

當初他跟羅季切夫是朋友，在同一個共青團支部裡，這套住房也是他們共同從工廠分配得來的。後來羅季切夫走了進工農速成班和上大學這條路，而魯薩諾夫則順著領導工會工作和管人事檔案這條線高升。起先是雙方的妻子關係不好，後來他們兩人也不和，羅季切夫跟魯薩諾夫談話時常常語氣傷人，總的說來是過於不負責任，把自己同集體對立起來。緊挨在一起住他們覺得無法忍受，也感到很擠。就這樣，各種因素湊在一起，矛盾自然越來越尖銳，於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寫了一份檢舉材料，說羅季切夫在同他私下裡談話時，曾對已被粉碎了的工業黨的活動表示讚賞，並有在自己工廠裡把暗害分子組織起來的打算。（他沒直接這樣說過，但根據他的行為，他是能夠說出這樣的話，是會有這種打算的。）

唯有一點魯薩諾夫放心不下，他反覆要求在這件事的案卷裡哪兒也不要出現他的名字，也不要進行對質。審訊員對他保證，說根據法律不要求魯薩諾夫露面，也不一定要當面對質，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認就行了。甚至魯薩諾夫的檢舉信原件也可以不訂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認觸犯第206條罪行而簽字的時候，是絕不會碰到他這位鄰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於廠黨委書記古宗，事情本來會全都順利地過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門的密令，說羅季切夫是人民公敵，必須把他開除出基層黨組織。但古宗堅決反對，並開始叫嚷，說羅季切夫這個小夥子是自己人，要開除他就得把詳細材料拿給他看。他拿自己的腦袋給羅季切夫打保票，結果兩天後的夜裡，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為同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成員，羅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罷，都被順利地開除出黨。

然而，現在使魯薩諾夫如坐針氈的事情是，保安部門在向古宗施加壓力的兩天內，最終不得不告訴他，材料是魯薩諾夫提供的。這就是說，只要古宗在那邊見到羅季切夫（既然他們是由於同一個案件而去到了那裡，那麼最終他們可能會見面的），就必定會告訴他。這就是魯薩諾夫現在如此害怕羅季切夫這次預兆不祥歸來的原因，他擔心這種根本無法想象的死人的復活。

當然，羅季切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過她還活著嗎？卡芭當初的設想是這樣的：等羅季切夫一被捕，馬上就叫卡季卡·羅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來，陽臺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現在看來會覺得可笑，連煤氣也沒有的住宅裡，一間十四平方米的屋子竟然會起那麼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樣會長大。）那間房子的過戶手續已經全都辦好了，有關方面已派人來讓卡季卡搬遷，但她打出這樣一塊牌子——宣稱自己是個孕婦。他們堅持要證明，她也把證明拿來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婦搬遷。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將臨時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懷孕和生產期間，直到產假期滿，這漫長的月份裡他們不得不耐著性子與她隔壁相處。不消說，在廚房裡卡芭不會讓她說一個不字，而當時已滿四周歲的阿拉也會跟著捉弄她，讓人哭笑不得。

此時，魯薩諾夫仰臥著，在可以聽到各種呼吸聲和鼾聲的病房的晦暗中（唯有護士的檯燈從穿堂間透過毛玻璃門映進來一點微光），試圖以毫無睡意的清醒頭腦去分析一下，為什麼羅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會使他如此坐臥不寧？如果其他經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裡面有的回來了，是不是也會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說，那個曾當著工人的面罵帕維爾是傻瓜蛋的愛德華·赫里斯託福羅維奇——資產階級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一個工程師（後來他自己也承認，希望資本主義復辟）；比如說，那個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保護人——講話的女速記員（在首長的講話中，那些話根本不是那麼說的）；比如說，那個性格倔強的會計（他偏偏還是神甫的兒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帖帖了）；再比如說，葉利恰斯基夫婦；是啊，這樣的人還少嗎？……

要知道，這些人當中，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誰也不怕，他越來越大膽、越來越公開地幫助當局確定他們的罪狀，甚至兩次出面對質，當場提高了嗓門進行揭發。是的，那時因為思想上的不可調和絲毫用不著覺得有什麼不光彩的！在那個形勢大好的誠即時期，在1937年、1938年，社會氣氛明顯得到純潔，呼吸變得那麼舒暢！所有的撒謊者、誹謗者、過分勇於自我批評或過分賣弄理論玄虛的臭知識分子——統統不知去向和銷聲匿跡了，而原則性強、立場堅定、忠心耿耿的人們，包括魯薩諾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揚威。

可是現在不同了，出現了一個什麼新的、混亂的、不健康的時代，自己從前的那些立場堅定的進步表現難道成了可恥的事情？難道還要為自己的命運擔心？

簡直是荒唐。的確，回顧自己的一生，魯薩諾夫不能指責自己膽小怕事。有什麼事情使他害怕過！也許他算不上是一個什麼特別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現過怯懦的事例。沒有理由認為他在戰場上會害怕，因為作為一名寶貴的、經驗豐富的幹部，根本沒要他上過前線。不應斷言他在敵機轟炸下或房屋起火時會驚慌失措，他倒是在敵機轟炸之前就離開了k市，而房屋起火他也從未遇到過。同樣，他從來不怕司法機關和法律，因為他從不犯法，而司法機關一向是保護和支援他的。他也不怕輿論譴責，因為輿論也總是為他辯護。州報上也不可能出現揭露性的文章抨擊魯薩諾夫，因為亞歷山大·米哈雷奇或尼爾·普羅科菲伊奇肯定不會讓它出籠。而中央一級的報紙不可能過問下面魯薩諾夫的事情。因此，對於報界他也從來沒感到害怕過。

就連乘船橫渡黑海的時候，他也絲毫沒對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於他怕不怕登高，這很難說，因為他不是那麼沒有頭腦，會冒險去爬山或攀登懸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質來說也用不著他去架橋。

在將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裡，魯薩諾夫的工作屬於管理人事檔案一類。這一職務在不同的機關裡有不同的名稱，但實質都是一碼事。只有無知的粗魯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這是多麼精細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個人都填過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當數量的問題。一個人對一份表格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一條線，這條線永遠從那人身上通到當地的人事檔案中心。從每一個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幾百條線，合在一起就有千百萬條。如果讓這些線都能為世人所見，那麼整個天空就會被蛛網遮蔽；如果這些線變得像富有彈性的皮筋那樣，公共汽車、電車和路人便都將無法行動，報紙的殘片或秋天的落葉也不會被風吹得沿街飄飛。它們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人們時刻感覺到它們的存在。問題在於，所謂水晶般純潔的檔案，如同絕對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幾乎是達不到的。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對每一個活人，檔案裡總能寫點什麼反面的或懷疑的意見，因為每個人都會做過什麼錯事或隱瞞了什麼。

由於經常感到這些看不見的線的存在，人們對牽動這些線的人，對管理極其複雜的人事檔案的人，自然會產生敬意。這些人便有了權威。

不妨再打一個音樂方面的比喻，魯薩諾夫憑著他的特殊地位彷彿擁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鍵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和選擇，在他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敲擊鍵板上的任何一隻鍵。雖然所有的鍵都是木頭做的，但發出的聲音卻各不相同。

有些鍵板，在操作的時候，特別講究謹慎、細膩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對他有所不滿，或者直接向他發出警告，讓他有所收斂，魯薩諾夫就善於採用各種特殊的方式打招呼。當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時候（不用說，是對方先打招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可以嚴肅地還禮，但無需微笑；也可以把眉頭一皺（這是他在辦公室裡對著鏡子練出來的），稍稍遲疑一下，彷彿是在考慮，應不應該同這個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這之後才給予相應的還禮（這裡也有文章：是把頭全轉過去，還是半轉過去，或是根本不轉）。這一短暫的停頓永遠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這種稍微遲疑或態度有點冷淡的答禮的工作人員，腦子裡就會開始認真檢查自己可能犯了什麼錯誤。可見，這一短暫的停頓在工作人員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種子，這也許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為他已經處在危險的邊緣，而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得悉這種情況似乎為時已晚。

比較厲害的方法是，在遇見某人時（或者打電話給他，甚或特地把他叫來）對他說：「請您明天上午十點鐘到我那兒去一趟。」「現在可不可以？」對方必定會這樣問，因為他想盡快弄清楚，為什麼事情找他，儘快結束他們的談話。「不，現在不行。」魯薩諾夫會溫和地說，但語氣嚴肅。他不說他有別的事情或要去開會，不，他決不明確說明原因，以便讓對方寬心（妙就妙在這裡），他會把「現在不行」句話說得意味深長，讓它能包含許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義都是吉兆。「談什麼問題呢？」對方會這樣問，也許他是壯了壯膽子，至少說是沒有經驗。「明天您就會知道。」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用悅耳的聲調繞過這個不知趣的問題，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十點鐘以前還有多少時間啊！還有多少事情要做！那個工作人員還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裡的人交談，說不定還要去看電影或到學校開家長會，然後是睡覺（有的能睡著，而有的睡不著），再往後便是第二天早晨，這時，早飯吃不下，因為這個問題老是有如針扎、鼠啃似的刺激著他：「他找我去談什麼事呢？」在這好多個小時之內，那個工作人員會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後悔，會在好多事情上開始擔心，暗自發誓再也不在會上跟領導過不去。而等到他按時到那裡，也許什麼事情也沒有，只不過是要核對一下他出生的年月或者文憑號碼。

如同木琴的鍵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鍵的音階使聲音逐漸升高，直到發出最尖、最刺耳的聲音：「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這是全企業的經理，當地的‘當家人’）請您在幾號以前把這份表格填一下。」這時便會有一份表格遞給那位工作人員，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魯薩諾夫櫃子裡的一切表格中最詳細、最令人不快的一種，例如，接觸秘密檔案之前所要填寫的那種。也許，根本不需要這位工作人員去接觸機密，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可是大家對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都怕得要死，誰還會去問？那位工作人員接過表格，還得故意打起精神來，其實，如果他對檔案中心隱瞞了什麼，心裡早就七上八下了。因為在這份表格上什麼也沒法隱瞞。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過的表格。

正是藉助於這樣的表格，魯薩諾夫才得以迫使好幾個女人同她們的根據第五十八條被監禁的丈夫離婚。這些女人無論怎樣消滅痕跡，如不用自己的名義寄郵包，不從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沒有寄過，都逃不出這表格上那極其森嚴的「問題圍柵」，要繼續撒謊是不可能的。這圍柵是有一條出口：依照法律手續徹底脫離夫妻關係。凡屬這種情況，手續從簡：法院無需徵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決離婚，甚至判決之後也無需通知他們。對魯薩諾夫來說，最重要的是使她們的離婚成為事實，這樣就可以避免罪犯那骯髒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婦女從全體公民的康莊大道上拖走。至於這些表格本身，可說派不上任何用場。即使送給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看，也無非是當做笑料。

在總的生活過程中，魯薩諾夫所處的半陰半陽、神秘莫測的特殊地位，使他對真正的生活過程有了深刻的瞭解，從而也使他得到了滿足。人人都看得見的生活（生產、開會、廠報、工會基層委員會貼在出入口的佈告、補助申請、食堂、俱樂部）並不是真正的生活，那隻不過對不明底細的人來說是如此罷了。生活的真正趨向，不是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決定的，而是由兩三個彼此瞭解的同志在安靜的辦公室裡心平氣和地交談或通一次語調親切的電話決定的。真正的生活還流動在機密檔案裡，流動在魯薩諾夫及其同事們公文包的深處，它會久久地悄悄跟蹤某人，而且僅僅在倏忽間顯現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犧牲品噴吐火焰——隨後便又躲起來，不知去向了。於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樂部、食堂、補助申請、廠報、生產。只是通過出入口的人當中缺少了一個——被解職、被除名、被清洗了。

魯薩諾夫辦公的地方也佈置得與他的工作性質相稱。這永遠是個單獨的房間，房門上最初包著皮革、鑲有亮晶晶的包釘，後來，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多，還在門口增設了一個起防護作用的門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這個門斗似乎是一種普通的發明，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深度不超過一米，來者只不過在關上第一道門和尚未推開第二道門的時候多耽擱一兩秒鐘的工夫。但在決定性談話之前的這一兩秒鐘，來者彷彿遭到一次短暫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氣又不流通，他會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見的那個人面前實在是渺小得可憐。如果說，他本來還有點膽量和自信，那麼在這兒，在這隻箱子裡，膽量和自信也會不辭而別。

自然，幾個人同時擁進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辦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見或在電話裡獲准前去的人，只能一個一個地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