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早晨，卓婭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時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請求——下次值班時一定還穿那件金灰色的連衣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長衫裡面這件衣服的領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裡看一眼」。有時，滿足一些通情達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這件連衣裙倒也合適，因為它湊合算得上是過節似的服裝，而卓婭指望白天沒什麼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來跟她開心。

想到這裡，她急忙換上了他說的那件連衣裙，噴了點香水，梳了梳頭髮，但時間不多了，她就一邊往門外走，一邊穿大衣，奶奶差點兒沒來得及把早點塞進她的口袋裡。

這是一個有點霧氣、陰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時節。在俄羅斯，逢這種天氣外出要穿風雨衣。可是在這兒南方，人們對冷和熱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熱天還穿毛料衣服；大衣，人們總是儘量早穿、儘量晚脫；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氣，哪怕有幾天也好。

一齣大門口，卓婭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電車，便跟在車後跑過一個街區，最後一個跳了上去，氣喘吁吁、面頰緋紅地待在有風的後面車臺上。市內的電車都駛得很慢，又隆隆作響，拐彎時與鐵軌的磨擦發出刺耳的尖叫聲。

對年輕人來說，氣短也好，乃至急劇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為馬上就會過去，而過去之後就會更充分地感到體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歡暢。

醫學院放假期間，無非是到醫院裡去值班——每週值三班半——對她來說，這是十分輕鬆的，等於休息。當然，不值班就會更輕鬆，不過卓婭已經習慣於雙重負擔：她半工半讀已是第二個年頭了。在醫院裡沒有多少實習的機會，卓婭工作不是為了實習，而是為了掙錢，因為奶奶的退休金光買麵包還不夠，卓婭的助學金一花就沒了，父親從未寄來什麼，卓婭也不向他要。她不願向這樣的父親伸手。

從上次值夜班以來，也就是寒假的最初兩天，卓婭沒睡過懶覺，她從小就沒有這個習慣。首先，她坐下來給自己縫一件春天穿的喬其紗內衫，衣料還是12月份領到報酬時買的（奶奶經常說：「夏天準備雪橇，冬天準備大車」；正是根據這個諺語的道理，商店裡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買得到）。卓婭是在奶奶的那臺舊「辛格爾」牌縫紉機上做活的（這臺機器是從斯摩稜斯克搬來的），最初的縫紉技術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傳授的，現在都已過時了，於是卓婭就靠眼看心記向鄰居、熟人中上過裁剪縫紉培訓班的人學，因為她自己怎麼也擠不出時間去上這樣的課。在這兩天裡，她沒能把內衫縫完，但卻跑了好幾家化學乾洗店，總算找到一家願意洗她的一件舊的單大衣。她還坐車到市場上去買過土豆和蔬菜，在那裡她討價還價，似乎把每一分錢都掂一掂，最後，兩手提著兩隻沉甸甸的拎包回來（在商店裡買東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隊，但重東西她拿不動）。卓婭還去過一次浴室。她想隨便躺下來看看書，可是沒有時間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學同年級的同學麗塔一起，到文化宮去參加過舞會。

卓婭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樂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樂部，便沒有可以結識年輕人的那種風氣、場所和晚會。她同一個年級和同一個系裡有很多俄羅斯姑娘，可小夥子差不多都是烏茲別克人。因此，學校裡的晚會她懶得去。

她跟麗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宮，地方寬敞、整潔、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樓梯，有鑲青銅框架的高大鏡子——走路或跳舞的時候，老遠就能看見你自己，還有昂貴的舒適太師椅（不過它們都被套子罩了起來，不允許往上坐）。然而，從新年晚會以後，卓婭就沒到那裡去過，因為她在那裡曾受到很大委屈。當時舉行的是化裝假面舞會，設有精彩服裝獎。卓婭給自己縫了一套猴裝，帶有絕妙的尾巴。她的整個打扮都是經過周密考慮的——髮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對比也好，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說能穩拿頭獎，儘管能夠與她競爭的人很多。可是就在發獎之前，幾個缺乏教養的小夥子用刀子將她的尾巴割了下來，相互傳遞和藏匿。卓婭哭了起來——倒不是由於這些小夥子的愚蠢行為，而是由於周圍人的發笑，把惡作劇看做是很機智的舉動。沒有尾巴，這套服裝便大為減色，加上卓婭情緒低落，結果什麼獎也沒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進文化宮俱樂部時，還帶著委屈情緒生俱樂部的氣。可是沒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她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來聯歡的，有大專院校的學生，有工廠的工人。卓婭和麗塔沒有一次機會能在一起跳，她們一下子就被分開了，在管絃樂隊的伴奏下，她們一連三個小時盡情地旋轉、搖晃、跺腳。身體需要這種活動，需要這種旋轉和扭動，它覺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說話，要是偶爾說了句笑話，按卓婭的鑑賞標準來看，那也顯得有點愚蠢。後來，一個名叫科利亞的技術設計員出來送她回家。一路上他們談論印度電影，談論游泳；要是談什麼正經話題，那必定會覺得可笑的。快到大門口的時候，他們在比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婭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夠受的了。它們被他摟得多麼緊啊！他還試圖通過別的途徑達到目的，卓婭已陶然心醉，但與此同時她想到星期日還要早起，此刻有點浪費時間，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於是她把他打發走了，自己順著年久的扶梯跑上樓去。

在卓婭的女友中間，尤其是醫學院的女同學之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必須儘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這種思潮的氛圍中，要在一年級、二年級，直至三年級還保持什麼老處女似的狀態，除了滾瓜爛熟的理論知識以外一無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婭也經歷過，也跟不同的小夥子數次經歷過相互接近的各個階段——從逐漸放寬限制開始，到被突襲和被佔有；經歷過忘乎一切的飄然時刻，即使炸彈落到屋頂上也不能改變姿勢；也經歷過平靜下來以後渾身乏力的時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撿起來——本來，他們的衣物怎麼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這時雙方卻看到它們放在同一個地方，而且一點也沒感到奇怪，還當著對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卓婭就繞過了老處女的行列，可這畢竟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一切之中缺少那種生活穩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礎，缺少某種具有本質意義的連續性。

卓婭今年只有二十三歲，可她見到的已經不少了，至今還記得從斯摩稜斯克撤退時那令人發瘋的漫長路程；起初坐貨車，後來乘駁船，再後來又坐貨車。不知為什麼她尤其記住了貨車上的那個鄰坐，此人不停地用繩子去量每個人所佔用的鋪板寬度，最後證明卓婭一家多佔了兩釐米。她也記得戰爭年代這裡的飢餓而又緊張的生活，那時人們所談論的都是關於食品配給卡和黑市上的價格。記得她的叔叔費佳常常從床頭櫃裡偷她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麵包。如今，在醫院裡，她所看到的都是這些忍受著癌症痛苦、難以擺脫厄運的病人，聽到的是他們那令人沮喪的傾訴，看到的是他們的眼淚。

同這一切相比，偎依、擁抱乃至更進一步，都只不過是生活苦海中有點甜味的幾滴。靠這樣的幾滴是無法解渴的。

這是不是意味著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著幸福在於嫁人？可同她結識、跳舞、散步的年輕人，無一例外，統統表現出這樣一種意圖：熱乎一陣，一走了事。這些年輕人私下裡說：「我本來可以結婚，可是一兩個晚上就能找到一個，何必結婚呢？」

當週圍的人都肯讓步的時候，你就沒法擺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樣子，就像往集市運送的貨物很多時，沒法賣高價一樣。

即使登記也無濟於事，同卓婭互相交接班的烏克蘭族護士瑪麗亞就有過這樣的教訓：瑪麗亞相信登記，但過了一週丈夫還是把她拋棄，遠走高飛，無影無蹤。七年來，她獨力撫養孩子，還要被認為是個有夫之婦。

因此，在舉杯相祝的小小晚會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趕上危險期，卓婭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處在佈雷區似的。

卓婭還有比瑪麗亞更近的例子，她看到過自己的父母過的那種活受罪的生活，看到過他們怎樣一會兒吵架，一會兒和好；怎樣一會兒各奔東西，一會兒又聚在一起——就這樣彼此折磨了一輩子。重蹈母親的覆轍，對卓婭來說，無異於喝硫酸。

這同樣是任何登記手續都不起作用的一個例子。

在自己身體內部，在身體各個部分的對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對生活的整個理解上，卓婭都感到平衡與和諧。只有在這種和諧的氣氛裡，才談得上她的生活的擴充套件。

如果有誰在兩手摸她身體的間歇中對她說些愚蠢、庸俗的話，或者像昨天科利亞那樣，幾乎是照搬電影裡的一套，那他馬上就會破壞這種和諧，不可能贏得卓婭的好感。

就這樣，卓婭站在後車臺上隨著電車一路顛晃，直站到終點，其間女售票員大聲斥責過一個不買票的年輕人（而那人聽著，還是沒有買票）。電車開始繞圈子調頭，圈子的另一邊已經聚集了不少等車的人。被數落的那個年輕人沒等電車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個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婭也跟著跳下車，因為從這兒走過去路近些。

時間已是八點零一分了，卓婭沿著醫療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飛奔。作為護土，她不應該奔跑，但作為大學生，則完全可以原諒。

等她跑到癌症樓，脫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樓上的時候，已是八點十分了。如果是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婭就不會有好臉子瞧；如果是瑪麗亞交班，那也會對她板著個臉說些難聽的話，彷彿她不是遲到了十分鐘，而是耽誤了半班的時間。然而幸運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醫學院的大學生——卡拉卡爾帕克族的圖爾貢，此人一向待人寬厚，尤其是對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為懲罰，可她沒有使他得逞，兩個人都笑了，結果反倒是卓婭把圖爾貢從樓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圖爾貢雖說是個在校的大學生，但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幹部，已被任命為一所鄉村醫院的院長，他只有最後幾個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經地約束自己。

圖爾貢留給卓婭的是一本醫囑簿，另外還有護士長米塔交待的特別任務。星期日沒有巡診，治療暫停，沒有剛剛輸過血的病人，不過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屬未經值班醫生批准不準闖進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來不及做的、分內的沒完沒了的統計工作，分一部分給星期日值白天班的護士做。

今天，這項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沓病歷卡。卓婭嘟圓了嘴唇，彷彿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彈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張，還有沒有剩餘時間用來繡花兒，這時她感到身旁有個高大的人影。卓婭並未覺得奇怪，扭過頭去便看見科斯托格洛托夫。他鬍子颳得很乾淨，頭髮也梳過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樣表明他有一段強盜般的歷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紳士的派頭說道。

「早上好。」她搖了搖頭，彷彿什麼事情使她不大高興抑或懷疑什麼事情，其實沒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著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請求做了？」

「什麼請求？」卓婭皺起眉頭驚訝地問（她的這一著，向來都會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記得啦？我還為這一請求佔過卜呢。」

「您從我這裡借走一本解剖學，這事我記得很牢。」

「我現在就把它還給您。謝謝。」

「都看明白了嗎？」

「我覺得，該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這樣做是不是對您有害？」卓婭問，這次並非戲言，「我後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於否定這一點，幾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這本書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給我的書簡直太好了。不過……」他望著她的脖頸，「請您把白長衫的第一顆紐扣解開。」

「幹什麼？」卓婭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情（這在她同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沒覺得熱！」

「恰恰相反，您已經熱得滿臉通紅了。」

「這倒是真的。」她溫和地笑了，自己的確想敞開長衫衣領，因為剛才跑得很急，又跟圖爾貢嬉鬧了一陣，還沒喘過氣來。於是她把長衫的領子扣解開了。

灰金色的連衣裙金光熠熠……

科斯托格洛托夫睜大了眼睛望著，幾乎不出聲地說：

「真漂亮。謝謝。待會兒多露出些給我看看行嗎？」

「那要看您佔的什麼卦。」

「我一定告訴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嗎？我們今天豈不一直要待在一起？」

卓婭把兩個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轉，像個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來幫我的忙。我冒汗發熱是因為我今天有許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針頭去扎活人，我可幫不了忙。」

「要是做些醫務統計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畫畫線行嗎？」

「我尊重統計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麼您吃過早飯以後來吧。」卓婭向他嫣然一笑，作為預先酬謝他的幫助。

已經在往各個病房送早飯了。

還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時候，被夜間一席談話激起好奇心的卓婭，就到掛號處去看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記卡。

原來他叫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過本名多少衝淡了這種印象）。他生於1920年，已滿三十四周歲了；儘管很難想象，但的確還沒有結婚，也的確住在一個叫做什麼烏什-捷列克的地方。他沒有任何親屬（病人親屬的地址，在腫瘤醫院也必須登記）。他的專業是地形測繪，而現在卻是土地測量員。

這一切並不能使人看清他的來歷，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醫囑簿上看到，從星期五開始，每天給他肌肉注射兩毫升人造雌酚。

這應該由晚上的值班護士來做，就是說，今天這不是她分內的事。但卓婭動了動嘟成豬鼻子似的圓嘴唇。

早飯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學》教科書帶來，並準備幫她做事，可是這時卓婭正忙於向各個病房發放一天應服三次或四次的藥。

後來，他們終於在她的小辦公桌旁坐下。卓婭取出一大張紙用來繪製表格，所有的統計資料都得用畫槓槓的方式標上去。她向他解釋如何如何（該怎麼做她自己也幾乎都忘了），還一邊移動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邊在紙上畫線。

一般來說，這樣一些「幫手」——小夥子和單身漢（也包括結了婚的）究竟能幫多少忙，卓婭心中是有底的：每次這樣的幫忙總是變成閒聊、說笑、獻殷勤，結果表格上老是出現錯誤。不過卓婭不在乎這些錯誤，因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獻殷勤也總比至關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婭並不反對把一場可以充實值班時間的遊戲繼續下去。

使她更為驚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對她橫看豎瞧和用特殊聲調講話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該做什麼和怎麼做，甚至還反過來向她解釋。他埋頭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統計的內容，卓婭則在大統計表的格子裡畫槓槓。「區域性神經瘤，」他念著，「……腎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問她。

需要統計的是，在這段時間裡每一種型別的腫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十年為一類的不同年齡者各有多少。還需要按採用的治療方法和用藥劑量的不同而加以分類。而每一類又得分為五種可能的結果：治癒、好轉、無變化、惡化和死亡。對於這五種結果，卓婭的幫手特別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癒的幾乎沒有，不過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這裡總是讓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們死在醫院裡。」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不這樣又能怎麼辦，奧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奧列格」，作為對他工作的獎勵。他注意到這一點，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顯看到一個病人已無法挽救，只有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讓他佔著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癒的病人正排著隊等候床位住院。再說那些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麼不治之症？」

「就是無法醫治的那些病人……他們的模樣和談話會對可以治癒的那些病人產生很不好的影響。」

瞧，奧列格這次坐在護士辦公桌旁，似乎在社會地位和世界對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個已無法挽救的「他」，那個不應再佔床位的「他」，已與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無關，他不屬於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現在人們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談話，已經是另外一種口氣了，彷彿他是不可能死的，彷彿他是完全可以治癒的。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這一飛躍是那麼出乎意料，簡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憶起一件事來，但他現在不可能沉湎於對那件事的回憶中。

「是的，這完全合乎邏輯。可是，讓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醫生當著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證明上寫tumorcordis（心臟腫瘤），對他本人沒做過任何解釋，什麼話也沒說。因此，我有一種感覺，似乎自己也參與了這場騙局。」

此時他坐在那裡，沒有疤痕的一側對著卓婭，所以他的臉看上去一點也不帶凶相。

在這種融洽的氣氛裡他們繼續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飯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誠然，米塔還留下另一項工作：把化驗結果抄在病人的體溫單上，以便減少病歷的篇頁，也便於往上面貼上。可是僅僅一個星期日就幹這麼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婭說道：

「好啦，多謝您，多謝，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

「別再這樣！請您還像剛才那樣叫我奧列格！」

「您午飯以後得休息休息……」

「我從來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號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樓來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婭爽爽快快地讓了步，「這一次我要在客廳裡接待您。」

她隨即向醫生會議室那裡把頭一擺。

不過午飯後她又給病人發藥，那間大的女病房裡還有一些急於處理的事情。這裡，她的周圍充斥著疾患和病痛，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卓婭深感到自己從頭到腳乃至每一個細胞都是那麼幹淨和健全。她懷著異常喜悅的心情意識到自己的一對乳房既勻稱又富有彈性；在病床旁邊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時候，她感覺到它們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時候，它們又是怎樣地顫動。

事情終於少些了。卓婭吩咐女護理員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進入病房，有什麼事情就叫她。她把繡花活兒帶走，奧列格也跟著她後面進了醫生會議室。

這是盡頭上的一個明亮的房間，有三個窗戶。房間的陳設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表明會計和院長都明顯插過手：裡面的兩張沙發並不是隨便安放著，而是完全正規地擺在那裡，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發僵，靠背上方的鏡子只有長頸鹿才能在裡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難以忍受的機關格局擺著：一張主席專用的、桌面上壓著有機玻璃的大寫字檯，與另一張長條會議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長條會議桌似乎按撒馬爾罕風格鋪著天藍色的長毛絨桌布，這一桌布的顏色使房間裡洋溢著明朗的色調。此外，有幾把舒適的小扶手椅，它們沒放在會議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組，這也使房間顯得很別緻。

這裡，除了11月7日到來之前出的一期《腫瘤學家》牆報，沒有任何東西會提醒你這裡是一所醫院。

卓婭和奧列格在房間最亮地方的兩把舒適的扶手椅上坐下，那裡的座架上擺著幾盆龍舌蘭，正面窗戶的整塊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枝杈繁茂的橡樹比二樓還高。

奧列格不只是坐著，他整個身體都感受到這把椅子的舒適，脊背在其中彎得多麼適中，脖子和頭部還可以多麼自由地反仰。

「真闊氣！」他說，「我大概有……十五年沒坐過這麼闊氣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麼喜歡扶手椅，為什麼他不給自己買那麼一把呢？）

「好吧，您佔的是什麼卦？」卓婭問道，她頭部的傾斜和眼睛的神情正好符合這樣的提問。

現在，他們躲在這間沒有其他人的房間裡，在這樣的扶手椅裡坐下來，唯一的目的就是交談，而談話的進行將是旁敲側擊還是單刀直入，取決於每一個用詞、每一句話的語氣、每一個眼神。對於前一種談話方式卓婭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來到了這裡她卻預感到第二種方式的出現。

奧列格沒有使她發生錯覺。他的頭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過她的上方，盯著窗戶，鄭重其事地說道：

「我佔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劉海的姑娘會不會願意……到我們那邊的新墾地去。」

只在這時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婭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邊等待著這位姑娘的是什麼呢？」

奧列格嘆了口氣：

「這我已對您講過。令人高興的事情不多。沒有自來水。熨斗得用木炭燒。點的是煤油燈。雨天到處泥濘不堪，地皮一干就塵土飛揚。好的衣裳永遠也沒有機會穿。」

他沒有漏說令人不快的任何細節，彷彿存心不讓她表示願意考慮！說實在的，如果永遠沒有機會穿得漂漂亮亮，這還叫什麼生活？然而，卓婭知道，住在大城市裡儘管什麼都方便，但人並非與城市住在一起。她首先要了解的是這個人，而不是想象那個村子。

「我不明白，是什麼把您控制在那裡的呢？」

奧列格笑了起來：

「是內務部！還能是什麼！」

他還是那樣把頭靠在椅背上，享受著這種安適。

卓婭警覺起來。

「我也這樣料想過。不過，請允許我問，您是……俄羅斯人？」

「是的，百分之百的俄羅斯人！難道我不可以有黑頭髮嗎？」

說著，他掠了掠頭髮。

卓婭聳了聳肩膀。

「那麼……為什麼把您……」

奧列格嘆了口氣：

「唉，如今的一代青年人可真什麼也沒見過！我們那個時候，對於刑法是毫無概念的，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麼條款，對它們可作怎樣廣義的解釋。可你們是生活在這兒呀，生活在整個邊區的中心，居然連集遣移民與行政流放犯之間的起碼區別也不知道。」

「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拿我來說，就是個行政流放犯。我被流放不是因為民族屬性，而是因為我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個人問題，懂嗎？」他笑了起來。「有如一個‘榮譽公民’，不得跟正直的公民們住在一起。」

他的黑眼珠這時朝她一閃。

但她並沒有害怕。換句話說，嚇倒是嚇了一跳，不過驚魂已定了下來。

「這麼說……您被流放多久呢？」她問，聲音很輕。

「永久！」他聲音很響地答道。

卓婭耳朵裡甚至嗡地一響。

「是終身流放？」她又問了一遍，聲音近乎耳語。

「不，正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堅持說，「案卷上寫的是永久。如果是終身流放，那麼至少說，死後可以從那裡把棺材運出來，而永久流放，想必連棺材也不得運出來。即使太陽熄滅也不得返回，因為永久這個時間概念意味著比太陽的壽命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