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起到了預防作用？」年輕的地質學家點了點頭問道。今天整個晚上他都沒法看書了，不過聽一聽這種談話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還是不夠的，懂嗎？這一切都還必須經過檢驗。還必須對喝與不喝這種自制土茶的人進行多年的觀察才行。還得讓身上已經出現了腫瘤的人去喝這種土茶，這就要承擔不用其他手段給人治療的責任。並且需要摸準煮到什麼溫度、用多少劑量才為合適：煮得滾沸好還是不滾好；每天喝幾杯；會不會有後遺症；對哪種腫瘤治療效果好些，對哪種差些。對所有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那麼現在呢？現在呢？」西布加托夫急切地問。
而焦姆卡想道：莫非對腿也有幫助？說不定能保住腿？
「現在麼，瞧，他寫來了回信。信裡告訴我，該怎麼治療。」
「他的地址您也有嗎？」那個發聲艱難的病人，迫不及待地問，他的一隻手依然捂著嘶啞的喉嚨，另一隻手已從夾克口袋裡摸出筆記本和鋼筆。「信上連怎麼個服法也寫著嗎？對喉頭腫瘤起不起作用，他沒寫嗎？」
不管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是多麼想保持自己的尊嚴並以徹底的蔑視來對他的這位鄰居實行報復，可是他卻不能不聽聽這個故事。對提交最高蘇維埃會議審查的1955年度國家預算草案的數字和意義，他再也看不進去了，乾脆放下了報紙，臉也漸漸轉向「啃骨者」這邊來，沒有掩飾自己的希望——這種普通的民間土方也能治好他的病。為了不刺激「啃骨者」，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毫無敵意地、但畢竟是提醒式地問道：
「可這種療法是不是已經得到正式承認？有沒有獲得哪一級醫療機構的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窗臺上居高臨下地冷冷一笑。
「關於哪一級醫療機構批沒批准，我不知道。信麼，」他揚了揚用綠墨水寫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張有點泛黃的紙，「信寫得很具體：怎樣搗碎，怎樣溶解。我想，要是這種療法已被上級醫療機構批准，那麼護士該會發給我們這種湯藥喝的。樓梯上該會放著一隻桶。也用不著往亞歷山德羅夫那寫信了。」
「亞歷山德羅夫，」發聲困難的病人已經記下來了，「是哪個郵區的？什麼街道？」他問得很快。
艾哈邁佔也聽得很有興趣，在聽的過程中還輕聲為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別爾季耶夫翻譯了大意。艾哈邁佔本人不需要這種樺樹菌，因為他正在漸漸康復。不過，只有一點他不明白：
「既然這種菌是好東西，醫生們為什麼不採用呢？為什麼沒被收進藥典？」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艾哈邁佔。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願重新學習，所以千方百計地阻撓；還有一些人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設定障礙。因而我們也就無從選擇。」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魯薩諾夫，回答了艾哈邁佔，但卻沒有回答發聲困難的那個病人——沒把地址給他。這——他做得很自然，彷彿沒聽見，沒來得及，而實際上是不願意告訴他。這個發聲困難的病人有點不大知趣，儘管看起來令人敬重，身材和腦袋像個銀行行長，甚至可以說像南美洲的一個小國的總理。再就是，奧列格不忍心叫馬斯連尼科夫這個忠厚的長者犧牲過多的睡眠時間去給陌生人寫信，毫無疑問，發聲困難的病人會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說，又不能不可憐這條喪失了正常人聲音的啞嗓子（我們發聲正常卻不知愛護）。還有一層，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說是一個生病專家了，作為一個病人對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連病理解剖學也讀過了，各種問題都設法從漢加爾特和東佐娃那裡得到了解釋，現在又從馬斯連尼科夫那裡收到了回信。為什麼竟要他這樣一個多年被剝奪一切權利的人來教這些自由人如何躲閃傾壓下來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內心深處，有這樣的生活信條：找到寶貝別吱聲，騙得橫財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腦兒地給馬斯連尼科夫寫信，那麼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這一切並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從魯薩諾夫一邊掠過發聲困難的病人，轉向艾哈邁佔的一瞬間閃現的。
「那麼，服法他寫了嗎？」地質學家問。紙和鉛筆本來就放在他面前，他看書時總是這樣。
「怎麼個服法，我可以念給你們聽，請拿鉛筆準備記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宣佈說。
病房裡頓時忙亂起來，大夥互相借鉛筆、討紙片。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手頭什麼也沒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來水筆，可是留在家裡了），焦姆卡遞給他一支鉛筆。西布加托夫、費德拉烏、葉夫列姆、倪老頭，都想記。等大家都準備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開始慢慢地一邊念信一邊解釋：怎樣使恰加不要曬得太乾，怎樣搗細，用多少水煮，怎樣熬濃和濾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記著，有的寫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這樣，病房裡的氣氛變得特別融洽與和睦。他們之間有時說話態度是那麼不夠友好，但有什麼隔閡呢？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能使他們分開的呢？
焦姆卡記完之後，用他那與年齡不相稱的粗嗓門慢慢吞吞地說：
「不過……到哪兒去弄樺樹蘑呢？這裡又沒有……」
大家都嘆了口氣。在這些離開俄羅斯很久（有的是自願離開的），或者從來也沒到過那裡的人面前，掠過了這個植物容易生長、氣候溫和、沒有酷熱太陽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時而是籠罩著有利於蕈類生長的霏霏細雨，時而是春潮氾濫和泥濘不堪的田間和林中之路。在這個靜謐的地方，普通的樹木對人來說卻是十分需要和大有好處的。生活在那裡的人，不總是瞭解自己的家鄉，他們渴望湛藍的大海和香蕉，而人真正需要的卻是它——白樺樹上那畸形的黑色增生物，它的病，它的瘤。
只有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別爾季耶夫心裡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即使在這裡——在草原和高山上也一定會有，因為世上每一個地方都為人安排好了一切，只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得託託人，幫著採集並郵來。」地質學家對焦姆卡說。看來這種恰好合乎他的意願。
科斯托格洛托夫本人發現併為大家提供了這整個藥方，但沒有人可幫他在俄羅斯去找這種菌子。有的熟人已經死了；有的不知下落；有的不便於相托；有的地方差不多城市化了，連那種樺樹也找不到，更不用說樹上的菌子。現在他感到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像一條狗似的離開這裡，去尋找那奧妙的救命藥草，如此到森林裡待上幾個月，採集這種恰加，研成細末在篝火上熬湯，像動物那樣渴了就喝，漸漸把病治好。一連幾個月在森林裡遊逛，一心把身體養好，別的什麼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羅斯的路對他來說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裡去的人，卻沒有學會這樣一種人生哲學：為了一個主要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諸腦後。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為障礙的障礙：為了尋找這藥物，怎樣才能弄到證明或請假？怎樣打破生活常規，同家人告別？到哪去籌集一筆錢？作一次遠行該如何穿戴，隨身帶些什麼？到哪一站下車，之後又該到哪兒去打聽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還輕輕拍著那封信說道：
「他在這裡提到，有些所謂的採購員，簡直是精明能幹的人，他們收集恰加，曬乾後寄給委託代購的主顧。不過價錢很貴——一公斤要十五盧布，而一個月需用六公斤。」
「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憤怒了，他擺出的一副威嚴上司的面孔，會使任何一個採購員嚇軟腿，「用毫無代價的取自大自然的東西去發橫財，他們還有什麼良心？」
「別瞎亮亮（嚷嚷）！」葉夫列姆向他噓了一聲（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別難聽——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齒不清），「你以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這得揹著口袋、拿著斧頭滿樹林裡走啊。冬天還得腳踩滑雪板呢。」
「但是一公斤總不該要十五盧布呀，這些該死的投機分子！」魯薩諾夫怎麼也不肯讓步，他的臉上又出現了一些紅斑。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若干年來，魯薩諾夫形成了一種愈益明確的看法，而且愈來愈堅信不疑：國內所存在的所有短缺、虧欠、毛病、損失，根源都在於投機倒把，在於小商販的倒買倒賣。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賣青蔥和鮮花，一些女人在市場上賣雞蛋和牛奶，在車站上賣酸奶、毛襪乃至炸魚；也在於大規模的非法活動，例如「開後門」挖國家倉庫，成卡車地盜運物資。如果把這兩種投機倒把活動連根剷除，我們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糾正，我們的成就會更加驚人。如果一個人靠國家的高工資和高額退休金去鞏固自己的物質地位，那沒什麼不好（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自己就想成為這種特殊人物）。在這種情況下，汽車也好，別墅也好，便都是勞動所得。然而，同一種牌子的汽車，同一種標準化設計的別墅，如果是用投機倒把的錢買來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因為其中包含著犯罪的因素。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盼望——正是盼望——對投機商人採取處決示眾的對策。公開處決可以迅速而又徹底地健全我們的社會。
「那好吧，」葉夫列姆也火了。「別瞎亮亮，你自己坐車到那兒去組織收購好了。用國家的名義也好，用合作社的名義也好，隨你的便。在這兒你嫌十五個盧布的價錢太貴，那就別訂。」
魯薩諾夫明白，要害就在這裡。他痛恨投機商人，可是現在，如果這種新藥還要經過醫學科學院的批准，還要等中部俄羅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組織連續的採購供應，那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腫瘤是等不及的。
發聲困難的新病人，像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社的記者，拿著筆記本幾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著嘶啞的嗓子繼續追問：
「有沒有采購員的地址？……信上沒寫那些採購員的地址嗎？」
就連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準備好了，要把地址記下來。
但是，不知為什麼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沒有這樣一個地址，反正他沒回答，而只是從窗臺上下來，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雙靴子。他不顧醫院的種種禁例，還是私藏了一雙靴子，留著散步時穿。
焦姆卡把藥方藏進床頭櫃裡，他不再問什麼，只是十分謹慎地把自己的那條腿擱到床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弄到那麼多錢。
白樺樹有助於治病，但並不是對誰都起作用。
魯薩諾夫可說是有點不好意思：跟「啃骨者」發生了衝突（三天來已不是第一次發生衝突）之後，現在又對他談的事情如此明顯地感興趣，而且還跟他要地址。也許是為了討好「啃骨者」，也許不是，反正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並非存心，而是無意中提到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共同命運，態度頗為真誠：
「是啊！世上還有什麼能比……（癌嗎？但他生的不是癌）這些……腫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點也不為這個年齡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經驗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動。他用在靴筒上晾乾了的深褐色包腳布將腳包起來，一面把皺摺處胡亂補綴過的可惡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腳上套，一面衝著魯薩諾夫說：
「比癌更糟的嗎？麻風！」
這兩個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強烈聲音在房間裡響徹開來。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皺了皺眉頭，平和地說：
「這話怎麼說呢？何以見得更糟？麻風的病變過程倒是比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陰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著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淺色的眼鏡和閃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還活著就被從世界上清除。硬使他們跟親人分離，關進圍著鐵絲網的地方去。您以為這比得了腫瘤病好受嗎？」
同這個粗魯無禮的人離得如此之近，毫無遮蔽地處在他那燃燒著陰鬱之火的目光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覺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說，所有這些可詛咒的疾病……」
任何一個有教養的人這時都會明白，應該邁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會這一點。他對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所把握的這種分寸嗤之以鼻。這時，他挺直瘦長的身軀站了起來，穿上了外出散步作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幾乎拖到靴子的濁灰色絨布女式長衫，洋洋得意地丟擲一句自以為富有哲理的話：
「有一位哲學家說過：人要是不生病，就不會知道什麼是壽數。」
他從長衫口袋裡掏出了捲成四指厚的一條帶五角星搭扣的軍人皮帶，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長衫外面，只是留神沒把腫瘤部位勒得太緊。接著，一邊揉著一支不等抽完就會自行熄滅的那種廉價的「釘子」菸捲，一邊向門口走去。
發聲困難的那個病號在病床之間的通道上給科斯托格洛托夫讓路，儘管他具有銀行行長和部長總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態卻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揚名的腫瘤學權威，他此去將永遠離開這棟樓房：
「那麼，請您說說，喉頭腫瘤大約有百分之幾是癌？」
「百分之三十四。」科斯托格洛托夫對他微微一笑，從他身旁走過去。
門外臺階上一個人也沒有。
奧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靜止的溼冷空氣，沒等這口冷氣流遍全身，他就即刻點起了一支菸卷，不這樣他就總覺得美中不足（儘管現在不僅僅是東佐娃，而且還有馬斯連尼科夫在信中也沒忘記提醒他戒菸）。
外面一點風也沒有，也不算很冷。藉著一扇窗戶透出的燈光，看得見附近的一個水窪，水面發黑，沒有結冰。算來只是2月5日，可已經是春天了，似乎還不習慣。空氣裡懸浮著算不上霧的薄靄，薄得掩不住遠處路燈和窗戶的光亮，只是使它變得柔和些，不那麼強烈而已。
奧列格左邊有四棵金字塔式的白楊，像四個兄弟緊挨著，聳然向上，比樓頂還高。另一邊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枝杈伸展得無拘無束，跟那四棵一般高。它後面就是密密層層的其他一些樹木，公園從那裡延伸開去。
十三號樓門前沒有遮攔的石頭平臺，它的臺階通向一條夾在灌木樹籬中間的慢坡瀝青路。樹木都沒有葉子，但緊密地挨在一起，顯得很有生氣。
奧列格是出來散步的，他想沿著林陰小徑走一走，隨著每一步的邁出，隨著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為一個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穩健、有其好腿之喜悅。但是從平臺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腳步，於是他想在這裡把煙抽完。
對面幾棟樓那兒稀疏的路燈和窗戶的光線十分柔和。小徑上幾乎已沒有人走動。當後面附近一條鐵路上沒有隆隆駛過火車的時候，這裡就會傳來均勻的潺潺流水聲——一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邊樓房後的懸崖下面奔流、飛濺。
再往前，過了懸崖，過了山澗，是市區的一個公園。不知是從那個公園（儘管天氣很冷）還是從俱樂部開著的窗戶裡傳來管樂隊演奏舞曲的樂聲。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著交誼舞……
奧列格由於講了那麼多話，而且別人都洗耳恭聽，所以還處在精神亢奮的狀態。還是在兩星期之前他就認為自己同生活已經完全絕了緣分，而現在，生活卻又突然回到他的身邊——這種感覺佔據了他整個心靈。誠然，這生活並沒向他許諾任何所謂美好的東西，也沒許諾這座大城市的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住宅、財產、事業上的成就、金錢。但是倒能帶來他始終懂得珍惜的自在之樂：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邁步的權利；獨自待會兒的權利；眺望星星、凝視燈光照不到的空間的權利；夜間熄燈在黑暗中睡覺的權利；往郵筒裡投寄信件的權利；星期日休息的權利；在江河裡游泳的權利。是的，這類權利還有許多許多。
包括同女人談話的權利。
由於恢復了健康，所有這些數不盡的美妙權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裡，一面抽菸，一面覺得心裡美滋滋的。
音樂是從公園裡傳來的。但奧列格所聽到的不是這音樂，而彷彿是響徹在他內心裡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他彷彿聽到這交響曲激動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開頭，聽到開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對這支小曲，奧列格是這樣理解的：彷彿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來，又彷彿主人公本來是一個盲者，突然重見光明——彷彿他伸出手來撫摩那些物體或親人的面龐，摸著卻還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這些東西是實際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開始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