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印證了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那些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隱也如此。你要想頭角崢嶸，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採眾長的同時，能夠表現自我。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噹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別於前人的晚唐神韻。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內在聯絡。如果說前者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的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寫真。文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斗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黯淡無光。這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並無必然的規律可循。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儘管，西元816年（憲宗元和十一年），李賀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長慶四年），韓愈卒；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會昌二年），劉禹錫卒；843年（會昌三年），賈島卒。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淒涼。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隱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將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因此，返顧現實世界，新時期文學也已二十多年過去，上帝不開眼，不賞你臉，不給你大師，又能奈何得了？雖然時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師」出現，但不過是《穆桂英掛帥》中那句唱詞「幾年不到邊關走，磚頭瓦塊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極不健全者的夢囈罷了。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儻、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隱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瞻、邃密縝思的特色聞世。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徐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著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於一改中唐以來聲綺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隱，應該早在西元839年（文宗開成四年）前後，就相知相識了。
從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隱是內斂的。從出身來看，杜牧是世家子弟，雖然到他父親這一代沒落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他的靈魂到他的詩文，無不豪爽大氣，特立獨行。李商隱則是從吏佐家庭中走出來的，總是仰著臉看人討生活。因此表現出來的精神，便是小心謹慎，低調緘默，儘量收縮，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詩，以氣勝；李商隱的詩，以情長。甚至，他倆的風流，他倆的浪漫，他倆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應該說，文人有幾個不風流，不浪漫的呢？也許不是所有能風流、會浪漫的人，都必然成為作家和詩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風流，要不浪漫，想成為大文人，也難。
杜牧的風流浪漫，是張揚的，放肆的，泛愛的，略無顧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大張旗鼓，引以為光。而李商隱的風流浪漫，則是影影綽綽的，似隱似顯的，鍾情深沉的，淺吟慢唱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充滿著無可奈何的惆悵。
可以想象，當李商隱在他所追隨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當一名隨員，即見習生時，見到這位傾動長安的詩壇領袖，該是多麼的傾慕和心儀了。那年，杜牧三十七歲，風華正茂，任職左補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標準的中級文官。對歷任諸鎮節度使，顯為地方諸侯，現回來京城，在朝廷裡做到尚書僕射這樣極高層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別說平起平坐，按常禮，杜牧應該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隱所看到的場面，令他不禁失色。卻是他的恩公，反客為主，趨前迎問，倒過頭來巴結討好這位大大咧咧的詩人。
現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還是稀客？但據《唐詩紀事本末》，杜牧對於他的詩友張祜被逐科舉，專門跑來找令狐楚幫過忙的。「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張祜，少年氣盛，惹惱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輩也欠雅量，認為年輕人未免囂張，不敲打敲打，不知馬王爺長几隻眼，遂讓在皇帝面前說話算數的元稹，在會考時取消其資格，弄得張祜一輩子未能發達。
於是，激於義憤的杜牧，專門寫過詩：「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為他鳴不平，由此可見杜牧提攜同志的熱忱和對於老一輩指摘後生的抗爭。據《新唐書》，說到杜牧的「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正如他的一首《自貽》詩所言「飾心無彩績，到骨是風塵。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事未必能做到，話一定要說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認識這位比他小九歲，初露頭角、稍有詩名的李商隱，肯定相見恨晚。但是，兩位詩人的這段友情，很快就結束了。為什麼這兩位詩友，參商相隔，一別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後期才重得聚首呢？
這就是尼采說過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讓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同樣，要讓一個王朝滅亡，一個時代滅亡，也是先得從瘋狂開始。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但似乎覺得死得還不夠快，宦官之亂、方鎮之亂還不夠，從西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閔為一方的朋黨之爭，像兩臺開足馬力的官場絞肉機，互相格鬥將近四十年，創中國歷史上宗派鬥爭時間最長紀錄。這也是中國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類文人組成的隊伍，在政治舞臺上所作的最噁心、最醜陋的一次表演。
從牛李黨爭的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為什麼那些江郎才盡，或壓根兒就不曾有過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腦袋，為一頂烏紗帽而跑斷腿，說破嘴，磕斷頭，求爺告奶的所為何來了。替他們想一想，諸公不幹這個，還能做其他什麼營生呢？
重重壓力之下，杜牧離開長安，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同樣，左右受排斥，怎麼也不是的李商隱，由華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蠅營狗苟，碌碌謀生，越活越差，每況愈下。根本原因就在於杜牧也好，李商隱也好，雖然在這場朋黨鬥爭的棋局上，連兵甚至連卒這樣的棋子資格也不配。但宗派主義發展到瘋狂階段，紅了眼連親爹親孃也不認的階段，人人排隊，個個劃線，像過篩子一樣，這兩個詩人也不能倖免地捲入這臺絞肉機，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肅的命運之中。
也許上帝制造天才，同時會嫉妒天才，因此，從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給了杜牧非凡的才份，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筆，靈動的詩韻，也給了他一個跌宕的、多事的、不順遂的、汙言濁語的大環境，以及一群跟他過不去，看他不順眼，總是要琢磨他，算計他的二、三、四類文人，讓他氣喘不勻，心展不開，路走不通，飯吃不香，最後除了短命而亡，還有其他生路嗎？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應該說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詩》收有他們的詩作。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才氣，更談不到有什麼創新。別看他們寫詩不行，寫文不靈，但搞起朋黨惡鬥來，株連面之廣，牽涉人之多，除敵務盡的徹底，斬草除根的堅決，惟恐漏網的蒐羅，不論無辜的查辦，無所不用其極。據說，連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們今天將這個人打出朝廷，明天將那個人攆出京城，也弄得煩心透頂。據《資治通鑑》：「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隨著宣宗李忱登基為帝，李德裕失勢，被踢出京外，最後發配崖州，終於退出歷史舞臺。為黨爭牽累的其實不過是小八臘子的杜牧、李商隱之流，很有一點落實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從外放地陸續回到京城長安。大約在西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後，這兩位詩人久別之後，終於聚合了。
幸好杜牧，這位具有傷時感世的智者胸懷，多面突出的才思丰采，風流瀟灑的感性世界，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詩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隱揮灑自如一點，多姿多彩一點，能在不開心中尋找快樂，能在不順利中謀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個在精神上不肯敗，不想敗，雖敗也不倒的強者。
這兩位詩壇扛鼎人物回到長安後，杜牧為司勳員外郎，李商隱暫代京兆府法曹參軍。文學史習慣於「李杜」並稱，除了他們共同的文學聲名之外，也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私下情誼。兩人在這段日子裡，肯定有過頻繁的相處交遊，有過密切的往來酬唱。在《全唐詩》的《李商隱卷》中，除了「人間惟有杜司勳」的《杜司勳》外，還有一首《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
心鐵已從幹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
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特別講究曲折含蓄、隱晦奧秘的李商隱，是不願將詩寫得很白，不肯將話說得很直的詩人，但他寫下如此近乎絕對的評語，說明他對杜牧詩壇領銜地位的推崇，對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讚譽，可謂無以復加了。
李商隱給杜牧贈詩，正是他風風光光地奉詔，為已故功臣韋丹寫《遺愛碑》之時。
如今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杜牧親筆手書《張好好詩》，那「瀟灑流逸，深得六朝人風韻」（《金石錄補》）的評價，所言非虛。他還擅畫，宋人米芾稱其「精彩照人」，可惜後世無存。杜牧註釋過《孫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衛》，以及早期的《阿房宮賦》等文，都能看到這位詩人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以及關心國事，主張削藩、強兵、固邊、禁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氣概。所以，李商隱對杜牧的這個「人間惟有杜司勳」的至高評價，是一種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讚美。
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杜牧更有很切實準確的論述：
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敘》，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
讀到這裡，誰都會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杜牧以時日，多享年月，還不知他會為中國文學史作出多大貢獻呢！
可是，令人不能不感嘆系之的，這一年，杜牧四十七歲，已進入他生命的倒計時階段，對他來講，喪鐘即將敲響，日子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讓他活下去，要他撒手離開這個遠沒有看夠，遠沒有寫盡的鮮活世界了。這也許是我們後世之讀者，對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極了的二、三、四類文人切齒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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