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勳，即杜牧，晚唐詩人之翹楚。李商隱有一首七絕，這樣寫他：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
（《杜司勳》）
唐代詩歌，經過了初唐的勃興，盛唐的輝煌，中唐的賡續，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勢。若無杜牧、李商隱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難畫上圓滿句號的。
不過，晚唐的這兩位詩人，都很短命，可憐得很。
杜牧，西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四十九歲；李商隱更慘一點，西元812生，858年死，活了四十六歲，都於鬱悶困頓中愁病而逝。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時，這可算一對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週期裡，他們卻能給詩歌及文學史留下長久不衰的精彩，實在是了不起。在中國，凡讀過點古文，念過點舊詩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假思索，即能脫口而出這兩人的詩句。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擁有千秋萬代、持續相繼的讀者，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他們心底流出來的詩，永遠洋溢著鮮活的新意。惟其新，詩人也就伴隨著讀者長存下來。
作詩也許不難，創新卻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魯迅曾經感嘆，他的舊體詩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於前人已經把詩寫盡了。一個「盡」字，道出創新者難以為繼的苦衷。創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傷，困惑著一代又一代想寫出點好東西，想寫出點新東西的作家和詩人。
自唐已降一千多年，詩人何啻萬千，所寫的詩、詞、歌、賦無以數計，還有什麼沒想到的，還有什麼沒寫到的，還有什麼未開墾的處女地，留給文學的後來者耕耘呢？魯迅儘量不寫，這就是智者的抉擇了。與其露醜，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時下很有一些自命風雅的同行，附庸風雅的官員，弄上兩首順口溜、打油詩、快板書，混充五言七律，絕句漢俳，這純粹是有了把子年紀以後，還要穿開襠褲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丟人的洋相百出了。
這就是中國人多，中國文人跟著也多的後遺症了。林子大，便什麼鳥兒都會有了。一般來說，樹林雖大，鳥兒頗多，大致也就以下這四類。自古以來，凡耍筆桿的，都逃不脫這樣的區分：
一、把文學當成生命的；
二、把文學看成飯碗的；
三、拿文學當玩藝兒的；
四、專門以折磨文人為己任的。
第一類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創新者，更苦；第二類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門磚，幾乎都有成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臉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長度；第三類人，不管別人如何，總是能夠自得其樂；而第四類人，別人開心他不開心，別人不開心他倒開心了，一副「天喪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遠些為佳。
這就是既相生相剋，也相輔相成的文學生物鏈。
但最奇怪的是，無論以上第二類文人搞的功利文學，第三類文人搞的撓癢文學，還是第四類文人搞的整人文學，統統都要標榜自己為百分百的正宗文學。惟恐人家不認賬，不買賬，便藉助於權力，藉助於金錢，偏要擠進文學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儀。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諷刺過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了。
近年來，我竭力龜縮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見這班人時，點頭不是，不點頭也不是的尷尬。
當然，有各式各樣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學，這本是文壇的客觀存在，大可不必諱言。拍馬文學未必低，清高文學未必高，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魚，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魚。但文人是種很慾望的動物，魚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於是，就不停地寫，拼命地寫。但別忘了，聲名的誘惑，功利的追求，從政的驅使，經營的用力，一個勁地投身於這種非文學活動之中，就難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乾涸，情思衰竭，感覺遲鈍的可能。提起筆來，也就只有蹈襲陳規，依樣畫葫蘆，駕輕就熟，因循守舊這條路可走。
於是，出現了當下文壇上的近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象：
一、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
二、寫小說的人，也快要比讀小說的人多；
三、寫評論的人，估計不久的將來，肯定會比寫作品的人多。
這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看到我的同行們如此不在意文學的創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學的生產過剩，如此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地，以一年數百部長篇小說，數千篇中篇小說，數萬篇短篇小說，以及恆河沙數的詩歌生產速度，為讀者製造著「標準粉」式的精神食糧，不免有些杞人憂天起來。
我想，一個真正把文學當成生命的人，應該不會滿足於這樣的文學生產方法。
從古至今的文人，稍有點出息的，都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前轍，不願嚼別人嚼過的饃，不願尾隨他人走同一條路，這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著，「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精神讚歎不已。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者」（杜牧語），「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惟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於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西元九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那種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躕，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採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將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捲而去，只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值此地步，老兄，你將何以堪？這種無所適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隱、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西元六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西元九世紀的李商隱和杜牧。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巔峰。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於自己的世界。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西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杜牧為《李賀集》作的序得出這樣的判斷。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口氣之大，令人咋舌，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但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趙翼指出：「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致，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寧為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隱才有發自內心的「人間惟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要知道，文人稱讚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諂諛、捧場討好，而是由衷讚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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