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代人議論起秦始皇來，第一個話題，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書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為千古一帝的輝煌業績。其實，焚書，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將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於咸陽，是贏政下令乾的，因為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氣急敗壞，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焚書，卻是李斯給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責，至少在焚書這件事上，秦始皇夠不上主謀。
1933年，魯迅先生於《申報·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華德焚書異同論》。因為當時，德國的希特勒上臺執政，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政策，納粹分子焚燒書籍，禁止所謂「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萊比錫等城市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所以，一些報章就把希特勒與秦始皇相提並論，魯迅先生覺得這樣比法，「實在冤枉得很」，他認為，秦始皇「吃虧是在二世就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這場焚書的無妄之災，先是幾位博士的鬧騰，後是李斯的出謀劃策，秦始皇才畫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於現在的博士，只是某一專業達到一定水準的學位標誌。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時的博士全國才幾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對他們相當禮遇。始皇帝過生日，特地在咸陽宮置酒，專請博士們赴他的壽宴。顯然，贏政很願意聽這些有學問的博士，唱一曲《happybirthdaytoyou》，然後吹蠟燭，切蛋糕。
這就是中國特色了。在歷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裡不待見知識分子，他們寧肯要愚民，因為愚民好統治，知識分子有頭腦，好思考，就比較難管理。但有時候，像蛋糕上必須有幾粒紅櫻桃點綴那樣，少了裝點門面的知識分子還不成，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請博士們來喝壽酒的隱衷。這本應該是個愉快的集會，想不到，卻釀成焚書的悲劇。一怪那個山東老學究淳于越，二怪那個投機分子李斯。
歷代文字獄，皇帝固然是罪魁禍首，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倘若沒有想借帝王之手，屠滅同類，出壞主意，打小報告的小人，這臺戲根本就唱不起來的。李斯在秦國，是外來戶，一些人（自然也包括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轟走，他很惱火，耿耿於懷，所以，憋著勁要收拾他們，何況，他是地道的小人。這樣說，也許有些過分，但從他最後與趙高沆瀣一氣來看，至少，說不上是君子。
其實，吃完甜點，果盤也端來了，博士們就該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識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詩人，在靈魂裡都會有不那麼肯安生的習性，由此就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表現欲。我原先以為「人來瘋」是兒童多動症的表現，長大以後，就不藥而癒的。後來，我漸漸品出來，有的人，這種「人來瘋」的毛病，到了年紀一把，鬍子一把，說話洩氣漏風，走路跟頭把式的老先生，也會像老兒童一樣，到了人多的場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則，將老人家旁落於鏡頭之外，焦距沒有對準他，會五急六受，十分痛苦的。
這就是文化人與生俱來的弱點了，從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獄的當事人，常有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有這種沒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當啞巴賣了。譬如，說些帝王不中聽的話啦，做些領袖皺眉頭的事啦，與領導唱一唱對臺戲啦，故意不買上峰的賬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為得意。結果呢，往往是請得了神，送不了神，雞蛋碰到石頭上，惹惱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頭顱為代價。真到了那時，又磕頭如搗蒜地求饒，上陳情表，寫悔過書，深刻檢查，認真懺悔，就不禁令人為之嘆息，閣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那是西元前213年，咸陽宮外，小轎車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被接來給陛下賀壽。博士跽在下面，贏政坐在上面，主持團拜會的僕射周青臣，自然要講一通頌揚的話。「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這也是人情之常，順水推舟，誰過生日，願意人家沒頭沒腦澆一盆洗腳水嗎？博士淳于越在這場合跳出來，指責人家拍馬屁，實在是既沒有眼力，也沒有什麼道理。如按賈誼《過秦論》裡描繪的，「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的祖龍神威，周青臣的讚頌，雖有諛詞之嫌，但說的也是實話。
現在很難了解淳于越一定要發這次難，所為何來了。是學問太多了的呆氣，還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還是蛋糕塊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風頭慾望，有時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這樣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調的辦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著趨前一步，發了一通「事不師古，而能長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後話鋒一轉：「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這意思，誰都聽得出來，他才是頂呱呱的諍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對這位山東老夫子的指責，並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議」，讓大家討論，夠風度。壞就壞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書的主意。所以，嚴格來說，焚書的發明權，應該屬於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過，李斯立論的基點，師今而不師古，是絕對正確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很具辯證法，很符合時代發展的邏輯。生活不會停滯不前，它要發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遠生活在前人的陰影裡。無論那是一個多麼偉大，多麼輝煌，在歷史上留過多麼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過去的，也就過去了。若是後來者，仍舊抱著棺材板不放，說相同的話，做不變的事，走一模一樣的路，連放屁也是一式的氣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沒出息的腐儒而已，而腐儒是絕成不了氣候的。
但他出的焚書這一招，實在夠糟、夠惡、夠討厭，謬種流傳，貽患無窮，不但希特勒學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紅衛兵小將，也一個個無師自通地成為他的衣缽傳人。那些連筆都握不好的手，在華夏大地上點燃起的焚書之火，不知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書，多少還有些選擇，醫學的書、農耕的書，是不燒的；而革命小將們的焚書，凡線裝書，凡直行排印的書，凡文言文的書，凡外國人寫的書，凡他們認為可以歸之於封、資、修的書，一塌括子都往火裡扔。這種焚書的極端主義，那才叫乾淨徹底。如果贏政借屍還魂的話，對小將的這份革命潔癖，也會欽佩得無以復加，而自愧不如的。
秦代的書，是竹簡，不大好燒，但燒起來，火光燭天，肯定更壯觀些，但灰分較大，殘留下的灰燼，也肯定會堆積成山的。據說，在陝西省的渭南市境裡，一條叫做「沋河」的河岸邊，至今還有暴露灰層的秦焚書灰堆的遺蹟。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詩人，可能到此一遊，寫了一首《焚書坑》的七言絕句：「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首詩的後兩句，膾炙人口，人們常常引用來說明，無論暴政多麼持久，高壓統治多麼嚴酷，但思想是無法禁絕的，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是不會斷根的。秦始皇把書燒了，接下來的漢代，卻是繼諸子百家的春秋戰國後，中國出現的又一次文化高潮期。
贏政以後的皇帝，好像悟過來了，焚書無用，焚了還可以再出版，出版了還要再焚，多費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腦袋摘了，就什麼也幹不成了。所以，乾脆，治標不如治本，收拾知識分子為上上策，重則殺頭，輕則充軍，讓你寫不成書，朕還用得著焚嗎？這世上不就只有一個司馬遷，敢在受了腐刑以後，還有毅力去寫《史記》的嗎；絕大多數的文人，都會為了上保頭顱，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順民的。
中國皇帝好焚書者，此後還有過好幾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種統一思想，傳之萬世的雄圖大略，多為陷於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發作，純屬玉石俱焚的自棄自毀的行為。如梁簡文帝蕭綱，在侯景兵圍建康期間，曾經「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一皆灰燼」。他的弟弟，梁元帝蕭繹在江陵被圍城破之日，下令焚燒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其中包括從建康為避兵災而轉移到江陵的八萬卷書，梁武帝收藏的內府書畫數萬卷，統統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這兩位弟弟，真可謂一對難兄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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